1935年以后，河西地区的学校教育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在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重庆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并以开发大西北的名义，把部分官僚资本投向甘肃实业界。玉门油田动工开发，纵穿河西走廊的甘新公路整修完备，河西走廊作为战略大后方和国际交通要冲，地位极为重要。外来过往人口不断增加，外地文化不断流进，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西迁涌入河西，使得新思潮、新技术、新制度逐渐引入河西，弃旧图新成为必然趋势，河西走廊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交互作用下，当地政府、军阀官僚以及各阶层群众纷纷创办学校，从而使中小学教育急剧发展起来。
抗战前，河西地区只有2所中学，皆初级中学，2所师范皆简易师范，招收高小毕业生，相当于初中阶段。抗战之初，甘肃省教育厅为改变过去中等学校分布不均、“偏枯偏荣”之弊，根据各地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分别划定10个中学区，12个师范区，14个职业学校区，每区分别设立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至少1所。在兰州以外增设省立中学，以便利辅导各县地方教育，增设地方高中，以便利初中毕业生升学，并为发展高等教育之预备。
根据省教育厅的规划，1939年在酒泉设定国立河西中学；1941年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改为国立肃州师范学校；同年在张掖创设省立张掖师范、张掖农业职业学校，同时在武威中学、张掖中学增设高中班。至此，河西地区有完全中学4所，师范学校4所，农业职业学校1所，共9所中等学校。民国33年（1944年）山丹县、民乐县建立县立初级中学，民国34年（1945年）高台县建立初级中学。翌年临泽县建立县立初级中学。与此同时，古浪、民勤、永昌、金塔、玉门、安西、敦煌及玉门油矿都相继建立了县立初级中学。连同1936年以前建立的在内，全河西地区共有各类中等学校22所，共设116个班，学生达到4000人，教职工达到370余人。与1935年相比较，学校数增加4．5倍（18所），班级数增加8倍（即103班），学生增加9倍（即3600余人），教职工增加4．7倍。除鼎新和肃北外，其余各县均已有中等学校设置。武威、张掖、酒泉三县各拥有3所中等学校。据民国36年（1947年）2月出版的《甘肃统计年鉴》记载，至民国35年（1946年），今张掖地区各县已有大学生129人，初高中毕业、肄业生2940人（初中2261人，高中679人），在校学生538人，教职工74人。是年，全区各县有60513户，380567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毕业、肄业生3人，中学毕业、肄业生78人，在校中学生14人，中学教职工14人。在当时的条件达到如此水平，也算是一个奇迹，折射出河西教育快速发展的程度。
河西中等学校中，普通中学发展最快，吸纳的学生较多，在“奖助升学”政策指导下，中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所以省立完全中学发展更快，备受关注。省立和私立中学，师资、设备一般较县立中学要好，教学质量也比较好，并逐年有新提高。职业学校因受经费、设备、生产实习设施以及毕业生出路等方面制约，发展较慢，但与战前原有基础比较，还是有了明显增长，做到从无到有。
中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基本维持战前旧制。普通中学实行初、高中三·三分段制。中学课程设置，依据教育部1940年颁布的初中、高中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的规定，初中设有公民、童训（童子军训练）、国文、算术及数、理、化、音、体、画等14门课程，各学期每周授课3l学时，高中无“童训”，增设军事训练、外语、矿物、生物等17门课程，每周教学时数与初中同。按照国民党的教育方针，中学教学在“坚定信仰”，培养“民族精神”的前提下传授科学知识，达到“德术兼修”。中学（尤其高中）教育基本上为考试而学，为升学服务，忽视必要的职业技能训练和劳动教育。
师范学校除设有教育专业课和不修英语外，其他课程与中学略同。开设的专业课主要有教育通论、教材与教法、教育心理以及“地方自治”、农村经济与合作、实用技艺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实习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师范、简易师范均安排在最后一学期进行，并以参观见习、试教为实习的基本形式，但由于经费不足，再加上组织者、指导者态度不一，学校之间各有差异。总的看敷衍应付者多，理论结合实际的真干者少，实习效果不理想。
职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高级、初级“两极分化”，高级职业学校基本上实施战前旧制，重理论传授，不太重视技能训练，虽设有几门专业技术课和试验实习，但实际与普通中学无异。一个重要原因是专业教师缺乏，试验实习设施简陋而不全，再加“鼓励升学”的诱惑，致使职业学校为发展当地经济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目标受到极大影响。初级职业学校，又是另一种倾向，强调“即学即用”，为当地生产培养徒工，忽视必要的科学知识的教学。因此，培训的学生虽能学到一定的生产技能，但一般只充当“小工”，降低了学校的培养目标。
抗战期间河西地区的国民教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0年以前，增加短期小学，逐渐普及一至二年教育任务为主要目标，计划用五年时间实施普及。实施结果是学校大幅度增加，仅张掖县就开设短期小学25所，高台县设20所，但新增学校校舍设备简陋，设在庙宇、祠堂，面积狭小、光线昏暗，桌凳是群众捐送的，大小高低不一，颜色五花八门，有些学校还用泥台作桌凳。师资质量差‘，教学水平低下。第二阶段，从1940年起，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并与实施新县制结合推行，将儿童教育与民众补习教育合并进行。6—12岁的学龄儿童受义务教育，已逾学龄未受义务教育的失学民众受补习教育，把两种教育对象，合于同一实教场所——国民学校，以图达到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由于实行“政教合一”的方针，熔管教养卫于一炉，乡镇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实行了强制性义务教育的政策，适龄儿童不上学要处罚家长，再加上地方人士和民众热心支持，以政治动力推动教育，以教育动力服务政治，因此国民教育发展非常快。抗战胜利前，河西地区基本达到了一乡、一保、一校的标准，学龄儿童入学率也达到“五年计划”目标（90％以上）的五成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酒泉县共办小学达142所，在校学生7932名，其中男生7402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51．84％，有教职工236名。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武威县办小学183所，学生11800人，教员356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张掖地区各县共有小学443所，学生26203人。在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但学校猛增，师资缺乏，经费困难，又制约了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抗战建国”的旗号下，河西地区各阶层人士和民众办学热情极其高涨，在抗战期间，张掖县商人和宗教人士纷纷集资办学，山西商人办三晋小学，陕西商人办三秦小学，民勤商人办民勤小学，两湖商人办文襄小学。地方人士还创建祁连、益垄、松峰、金城、五凉等小学。此外天主教教会、佛教会、道教会分别创立明德小学、佛光小学、道德小学等。抗战期间，武威商人创办私立小学4所，宗教界人士创办小学2所。
抗战时期的边疆教育，即指少数民族教育。国民党当局历来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抗战开始后，迫于当时形势和抗战、建设、施政的需要，政府对边疆教育作为战时教育的一个方面有所重视，有所加强，并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其目的是“对于边疆同胞，当以各种方式普遍施教，统一语言，增进国家民族意识，借收道一风同，巩固边圉之效”。这是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动因。
河西是个多民族地区，汉族以外，还有蒙、藏、回、维、裕固、撒拉、哈萨克等多种少数兄弟民族。抗战开始后，为了适应开发大西北，巩固国防之需要，加强了边疆教育，积极筹办边疆学校。1936年在永登县的窑街四渠村创办民族小学一所，这是河西第一所专设的少数民族小学，接着于1938年，张掖驻军师长韩起功在张掖城木塔寺南院创办回民小学一所，命名为祁连小学，设一个班，学生15名左右。在1939年到1940年间，河西地区创建的边疆小学有高台县红湾寺小学、西沟寺小学、西藏寺小学、慈云寺小学、酒泉县莲花寺藏民小学、明海寺藏民小学、张掖县新丰乡边疆中心国民学校、玉门县靖边乡黄花营国民学校。接着于1941年之后，又陆续在永登、天祝区、永昌县的河沟寺，民乐县的马蹄寺等藏民地区设立藏民小学。在永登、武威、酒泉、安西、敦煌等县城关设立了回民小学，并在肃北设置局设立了蒙族小学。据1947年教育部编印边疆教育概况中记载，河西地区（包括永登县）共有少数民族小学36所，其中回族小学11所，藏族小学24所，蒙族小学1所，在校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学生1619人。从以上数字来看，抗战期间，河西地区边疆教育确实有大的发展，少数民族小学增长很快。但是千里河西没有一所专设少数民族中等学校，36所小学中，只有3所完全小学。有些小学名为专设边疆民族学校，实则少数民族学生寥寥无几。张掖县新丰乡边疆中心回民学校，全校102个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只有十几人。有些学校也是有名无实，例如，据边疆教育概况记载，1941年，在肃北明水乡设立中心国民学校1所，设1个班，4个教师，有学生23人，年开支经费38380元。但解放后该自治县政府调查报告，历史上就没有正式设立过这个学校。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学校，经费无着落，常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1938年韩起功在张掖县设立的祁连小学，创办仅一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抗战期间，河西地区的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社会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来实施，1935年，据武威等13个县的统计资料，共设立民众学校26所，学生1000余人。1939年在各县成立战时民众教育推行委员会，将民众学校改为战时民众识字班，并按行政区划分施教区，强迫推行战时民众补习教育，一时班数和学员有所增加。1940年根据教育部令，将失学补习学校和小学合并，实行国民教育。自此，实施场所由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学校推行。民众学校实行强迫入学，规定凡16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女失学群众，一律分期入学，应入而未入者，施以劝告、示警、罚款等处分。民众学校一般一保设一所，也有相近的几个保联合设立。内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一般每日两课时，初级班授课总课时200课时，高级班为300课时。高初级班都设国语（包括公民及常识）、算术（珠算和笔算）、音乐、体育等内容。河西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所设学校不多，并多设在城镇，且只能招收一些失学儿童，成年群众参加学习者甚少。
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抗战期间，河西各县都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并订有民教馆规程：工作要项和经费标准。其他如图书馆、阅报处，各县颇不一致，大多徒有虚名。
抗战期间，是河西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是解放前教育发展的顶峰。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甘新公路修复，玉门油矿开工，水利兴修，以及工商业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影响下，空前繁荣。二是外来文化流人。内地上万名知识分子西迁，流人河西，带来了新鲜“空气”，带来了人力支持。三是各界人士和当地民众热心支持。四是教育界人士的无私奉献。当时教师待遇微薄，物价飞涨，生活艰辛，忍受困苦，工作上以一当十。许多农村小学只有一个教师，既当教师又当校长，且包教全校各门课程。
（二）内战爆发，教育事业发展被迫中断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全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企图篡夺全国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恢复在全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在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947年公然发动内战，对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河西地区经济走向崩溃，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流落街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加上灾荒连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乞讨者到处皆是。由于内战，教育经费更加困难，被迫采取限量发展的方针，使教育事业发展中断，甚至倒退；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军政当局对教育的整肃和控制，国民党、三青团及其特务组织，监视迫害进步师生，甚至动用军警，公然捕杀进步师生，教育环境迅速恶化；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师生活更加困苦，难以养家糊口，迫使不少教师改就他业或兼营“副业”，从而加剧了“师荒”的严重性和对教学工作的影响。1948年后，河西各县，许多小学关了门，无法开学，中等学校学生流失也极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