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个人品格方面几乎算得上是元帝中最好的一个，此人“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确可称得一个“仁”字。但是，在立储问题上，元仁宗的确有所“亏心”。
依情依理（不是依礼），元武宗很守信用，以皇储之位予弟弟元仁宗，二人有约，元仁宗“万岁”之后，应该传位于元武宗之子。但是，出于私心，加上铁木迭儿的撺掇，元仁宗在延祐二年（1315年）封元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让他出兵云南。道路迢迢，瘴气遍路，此举无异于把大侄子“流放”。和世不高兴，其手下的元武宗旧臣更不高兴。一行人走到延安，就与关中的蒙古宗臣秘密联系，起兵兴戈，准备拥和世回大都争帝位。不久，这些人窝里反，内讧连连，和世只得跑往察合台汗国的老亲戚也先不花处躲避。
元仁宗也松一口气，如果众人把这个侄子抓回大都，还真不知如何“处理”他。于是，他便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此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为人留下口实，种下日后的隐忧。其实，答己皇后和铁木迭儿之所以鼓捣元仁宗立硕德八剌，原因是武宗皇帝的儿子和世少年时代英锐之气显于脸面，而硕德八剌看上去“柔懦易制”。所以，同为自己亲孙子，答己自然倾向于拥立看上去容易摆弄的硕德八剌为皇储，这样的话，日后元仁宗有好歹，继位的孙子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她更年期后的性生活也不会被“打扰”。
元仁宗不像哥哥元武宗那样好色，却是个嗜酒成性的酒鬼。他的“驾崩”，实则是酒精深中毒使然。马上帝王家族，遗传数代，DNA中都带有高度酒精，欲罢不能。
成吉思汗陵墓
元仁宗葬所，与先前诸帝一样，都是埋葬于“起辇谷”。但是，“起辇谷”到底是什么地方，说法多多，成为后世学者白首苦思也找不出答案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人认为“起辇谷”在斡难河流域（今黑龙江上游鄂嫩河），有人认为“起辇谷”是蒙古语“怯绿连河”的转音，即在今天蒙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岸边，有人说应该是蒙古阿尔泰之北的山谷之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逝世地六盘山附近。最浅显的说法，是讲起辇谷就是今天成吉思汗墓所在地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此说最不可信，成陵应该是类似衣冠冢的陵墓。
当然，传说中陵内藏有一块灵骨以及吸附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一绺白色公骆驼顶鬃毛，确实是全体蒙古人的精神圣地。笔者在2006年6月曾亲自去成陵参观，国家新近投资一亿二千万人民币，把成陵修葺得金碧辉煌。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旗阿腾席勒镇从前属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现改盟为市，称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汉意为“宫殿”，守护“鄂尔多”的人称为“鄂尔多斯”，专职守卫“鄂尔多”的族群称为“达尔扈特”，日后，守陵人群日益繁衍，这些“达尔扈特”便以“鄂尔多斯”部族名义在草原上作为标识，守护成陵则成为这一族群的天职。由于鄂尔多斯部在明英宗天顺时期（1457—1464）迁到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奉“八白室”（八组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白色帐蓬）于其中，清初迁至伊金霍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可以这样说，真正埋葬蒙古诸帝尸身的陵墓群仍旧是个谜团。这与蒙古帝王入葬的习俗大有关联。据《元史·祭祀志》所记：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绿纳奇实为帘，覆棺亦以纳奇实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奇实，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以此观之，其棺木形状很像埃及的木乃伊形状。而最初记载元帝埋葬之法的，当属元末文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它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这种记载，与西方人马可·波罗、加宾尼以及波斯人拉施拉等人记载的内容相类似，即深埋土葬，不起坟茔，以此来保密葬所。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大汗，其卫士在护送他们灵柩去葬地路上，会尽杀所遇之人，“杀时语之曰：往侍吾主”，道遇马匹也宰杀，以供亡帝“地下”所用。成吉思汗棺柩运送途中，护送卫士杀人数千。杀人最多的当属蒙哥汗死后尸体运送途中，自四川钓鱼城至“起辇谷”，凡杀两万多，途中所遇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逢之必死，真正的“丧门星”。忽必烈之后，途中杀人之事再无记载。
蒙古皇帝死后，汉人官僚送帝柩至大都建德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举行祖奠仪式后，“百官长嚎而退”，剩下的“旅程”，由蒙古王公、怯薛以及卫士担当。由此，汉人官吏从来不知“起辇谷”位于何地。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说起元朝，郭守敬大大的有名。元朝历史在中学课本中很难得以详细描述，这个朝代涉及诸多有关民族、宗教等敏感话题，所以，多所铺陈的，便是元代的科技。
讲起元代科技，当然要首先提郭守敬这个人。
郭守敬像在北京西城区西海北沿，有间江通祠，1988年改为郭守敬纪念馆。这地方在元代称为“镇水观音庵”，当年郭守敬正是在这里主持元朝全国的重大水利工程设计。当然他没有傻到到处拦江挡河修大坝啥的，主要是疏通河道、整治漕运。
郭守敬，字若思，邢台人。“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天生的科学家苗子。其伯父郭荣在当时就很有名，“通五经，精于算数（不是算术）、水利。”由于郭荣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张易等四人常年在邢台百十里附近的紫金山求学，他就让侄子自小就随刘秉忠求学。小郭跟对了师傅，刘秉忠日后成为忽必烈最早、最得力的汉人帮手，自然也要提携自己的弟子。
元世祖中统三年，师叔张文谦又推荐郭守敬研习治水之法，“巧思绝人”。小郭理工科脑瓜子，凡事一点即通。才三十岁出头，郭守敬就有幸在上都面见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
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兰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盘浅风浪远转之患。其二，顺德达泉引入城中，分为三渠，灌城东地。其三，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自小王村经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可灌田三千余顷。其五，怀、孟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灌田二千余顷。
郭守敬乃高级专业人才，精通蒙古语，把治水之事讲得又明理顺，条条是道，忽必烈边听边点头，称赞说：“任事者如此，真正不是白吃饭的！”马上让他负责全国的河渠工程，授予银符。
至元三年，郭守敬随其水利老师张文谦前往西夏行省，修复好几条旧河道，得新田九万余顷，为当地农人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统大军战宋，需要水上运输支持，郭守敬十分卖力，“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可见，灭宋之役，郭守敬也有一大份功劳。没有他在技术方面的保障到位，元军给养、辎重、兵源就不能及时有效地输送到江南地区。
为了完成老师刘秉忠的遗志，修正历法，郭守敬重新制作了司天浑仪，又新创简仪、高表、玲珑仪、立运仪、星晷定时仪、丸表、悬正仪、座正仪等多种测量仪器，命人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共设立监测所二十七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新历《授时历》。
《授时历》废除了西汉刘歆《三统历》以来所用的“上元积年”，以圣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出发点，精确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与当今世界通用的格里高里历完全一致，但比后者要提前三百多年完成。《授时历》所涵括的先进科技含量极高。郭守敬在测量过程中，首先使用了“海拔”的概念，这比德国人高斯早出近六百年；郭守敬在纬度方面进行测量，比欧洲早六百二十年；他计算中使用的“招差术”，比英国的牛顿所提出的“内插法”公式早近四百年；他所制作的“简仪”（大赤道仪）也比丹麦的第谷早三百多年；诸多仪器中，柱轴承得以广泛运用，这种技术也是世界第一的创举。至于郭守敬自己认为的“所创之法”，共有五个方面，在其上皇帝的奏折中一一列明：
一曰太阳盈缩。用四正定气立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极差积度，比古为密。二曰月行迟疾。古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万分日之八百二十分为一限，凡析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其迟疾度数逐时不同，盖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相乘，今依算术句股弧矢方圜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积差，差率与天道实吻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句股为法，求每日去极，与所测相符。五曰白道交周。旧法黄道变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浑比量，得月与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拟以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为尽。
中年以后，郭守敬潜心研究，著作等身，所著专著包括：
《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
《卢沟运筏图》，描绘了元大都卢沟桥一带水运繁忙的壮观景象郭守敬晚年，又致力于水利建设。至元二十八年，他主持开凿通惠河。此前，元朝大量粮食、货物从运河北上，到通州就只能走陆路，不仅浪费时间，每年还会累死无数的人畜性命。通惠河开凿后，有效解决了元朝南粮北调的漕运问题，使得老皇帝忽必烈大喜过望，一下子赏赐老郭一万二千五百贯钱钞。不久，又拜其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元成宗大德初年，元廷议在上都开凿铁幡竿运河，征询郭守敬意见。老郭讲：“山水频年暴下，一定要把河道开宽至五十到七十步。”当时主持时政的官员认为郭守敬的建议太过浪费民力和财力，只把运渠的宽度定于二三十步那么宽。结果，转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淹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差点把身在上都行宫的元成宗淹死。为此，成宗皇帝对宰臣们叹息说：“郭太史真是神人，可惜你们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大德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惟守敬不许其请。”单单把郭守敬一个人置于元朝七十退休的制度之外，可见元廷对他的重视程度。
也就是从老郭开始，元朝的翰林太史司天官可以享受终身不退休拿全俸的“待遇”。公元1316年，即元仁宗延祐三年，老郭才老死床榻，时年八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