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夫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古典的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资本主义，即从个人的资本主义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阶级努力从受经济自发性摆布变成对它的主宰，在不消除生产的社会性和利润归个人掌握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情况下，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矛盾。资本主义对付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力图暂时搬用和剽窃一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的方法。”同上，第660页。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的“社会资本主义”。虽然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步在20世纪初期就被切尔诺夫认识到，但他还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切尔诺夫认为，“资产阶级的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和文化自由主义，并不是其有机的决定性的特征，而只是暂时性的伴随而生的现象，特别是对于古典纯粹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阶段是这样。相反，资本主义的最高组织阶段是追逐威权的国家形态的时代。其部分表现就是与过去的教权、等级特权和君权残余相结盟”。同上，第661页。“随着工业霸权从旧大陆国家转移到新大陆国家，……随着以国联和胜利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超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出现，几乎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世界大战应该被看作帝国主义世纪最全面的体现。”《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莫斯科，2000年，第662页。切尔诺夫认为，所有这些事态“应当成为所有革命战略构想的出发点，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党纲要仍然忠实于生活，就必须做相应的增补”。同上。
切尔诺夫在分析这些事态时指出，“战争加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政治的主体阵营内，……就划分为战胜者和被战胜者。被打断脊梁的被战胜者将长期陷入工业萧条状态，战胜者虽然处境较好，但也因耗尽力量而变得疲惫不堪。这样就给殖民地带来了希望之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冲刺的机会”。《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莫斯科，2000年，第663页。国内，城市羡慕地看着农村；国外先进的工业国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关注落后的农业国。切尔诺夫由此得出结论：“应该让社会主义不再只是工业的、片面的城市社会主义。农村冲刺城市的机会，原料国冲刺工业国的机会，殖民地冲刺宗主国的机会，扩大了农业社会主义的比重，准确地讲，就是扩大了社会主义农业纲领的比重。”同上，第664页。
因此，切尔诺夫提出，通过两种具体方案来解决俄国因战争而陷入的危机。一方面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实现联邦制——这“两个基本原则”被切尔诺夫称作“构成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灵魂”：“农业社会主义原则，就其内容来讲，是绕过资本主义的‘炼狱’，通过自己本身直接的和间接的道路，确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劳动经营权利。联邦制原则，就其内容而言，就是确保任何弱小的、落后的、‘非历史的’民族，绕过‘殖民主义状态’这一阶段，不要通过‘帝国主义宗主国’的保护，实现独立发展的权利。”同上，第665页。
切尔诺夫说：“这两个口号，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口号。只有这两个口号也才能激发起东方国家广阔世界的革命精神，那里迄今仍在昏睡中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同上，第665页。
鉴于战争造成先进国家的内部调整、落后国家借机报复的机会，切尔诺夫提出开展社会革命的主张。他说：“社会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是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给另一个新阶级手中，而不是从一个党团转给另一个党团手中或者转给同一个阶级的另一个党团。俄国开辟了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抛弃了实际上是有产阶级的政权，通过立宪会议选举，为工人农民阶级掌权扫清了道路。”《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671页。
切尔诺夫根据俄国的情况，把城市和农村具体规划为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工厂的立宪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另一条直接通过土地社会化，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通过这两条道路便可以克服城乡矛盾。
切尔诺夫通过这样的主张，来解决俄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然而，这个设计否定了俄国私有经济发展的现实，忽视了俄国国家在经济和观念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同时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环境本身。列宁也曾经注意过这些问题，但如果他不是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把农民和工人的愿望变成现实，不仅达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也不可能。俄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需要激烈对抗后的冷静思考和长期磨合才能消除。农民对土地与和平之外的事情并不感兴趣，而布尔什维克正是提出土地、和平这些简单的口号，满足了农民的愿望。后来，布尔什维克在战时共产主义基础上用战时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曾引起农民的激烈反抗，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由于当时社会革命党的不合法地位，为实现党的思想、组织统一的会议迟迟无法召开，最后直到1921年7月，才不得不以党务会议的形式在萨马拉举行。这就是党的第十次党务会议。会议确定了党的思想纲领，在组织上明确党的如下纪律：既不能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能与布尔什维克合作，放弃各种极端性的行为，深入无产阶级和农村，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乃至在农村开展谈判运动，准备对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性举行全民公决。《俄国政党百科全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莫斯科1996年版，第449页。
五、同布尔什维克在农民和新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从第九次党务会议以来，社会革命党就特别关注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从1917年夏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自从布尔什维克实行余粮征集制和义务劳动制以后，农民反抗活动更是此起彼伏。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的农民问题尤为突出，成为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Т.奥西波娃：《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国农民》（Т.В.Осип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莫斯科2001年版，第112页。
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发生的坦波夫暴动，充分说明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在坦波夫生活着300万农民，只有20万居民生活在城市之中。虽然这里拥有一些锯木工厂和制呢厂，但工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坦波夫农业比较发达，农村市场活跃，有着良好的习惯法和宗教意识，即便在粮食非常紧缺的1918年，这里也感觉不到食品的匮乏。市场上买卖的面粉、沙拉、黄油、鸡蛋、牛奶和土豆等等，应有尽有。从政治结构来看，这里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和地方自治局管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力量雄厚。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科兹洛夫代表会议之后，在坦波夫设立了第一个支部。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真正运行，则是在1918年4月以后。
由于受宗教影响很深，坦波夫省的农民很顽强，不轻易接受什么学说，特别是崇尚强力的学说。1918年6月，坦波夫省发生了第一次暴动，原因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余粮征集制。B.萨宗诺夫：《坦波夫农民起义的起源》（В.В.СазоноВ. У истоко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на Табовщине），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1年第4期，第79页。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对付暴动，引发了1918年8月18日反对贫农委员会的暴动。1920年春天，精疲力竭的农民已经无力耕作和播种。征粮队和契卡人员征不到粮，就开始没收农民的财产，并用荆条、枪托和刺刀抽打农民，“大起义”（索尔仁尼琴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B.萨宗诺夫：《坦波夫农民起义的起源》，载《历史问题》2001年第4期，第80—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