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论议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今观其书疏吏牍，类皆雅饬可诵；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既得门径；必纵横百氏而后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
一子长《世表》《年麦》《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介甫序《诗》《书》《周礼义》，其源并出于此。概勿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说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橅，而自与之并矣！故于退之志铭，奇崛高古精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