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民族繁荣及国家与民族的归合(2)

美国也注意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工作，他们通过国家的艺术、遗产等人文基金会组织调查、发掘和展览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交流和保护这些文化的方法和措施。美国有着展示各民族文化的国家博物馆系统，如“玛雅文化馆”、“印第安作品博物馆”和“非洲艺术馆”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各民族的艺术品、图片、文物和其他资料，能够使人们充分地了解到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创造，为发扬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美国也注意利用新闻媒体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进行传播。目前，仅西班牙的广播电台就有60多家，日报12家，周报50余种，也有许澳大利亚自70年代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来，各项旨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机构和措施也随之建立和开始推行。澳大利亚民族成分和语言十分复杂，仅用于交际的语言就有175种，因此实施双语教育对保证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发展尤为重要。澳大利亚设立有联邦一级的“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和州一级的“多元文化教育协调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制定具体措施和分配经费等来促进各地双语教育的开展。但双语教育根据不同的情况因地而异，如1980年时新南威尔士的官办小学和初中教材中有21种语言的课本；维多利亚的官办小学中有5个开设德语、3个开设意大利语、1个开土耳其语、6个开希腊语，在初中学校中有77个学校开设意大利语、33个开设希腊语；而在西澳大利亚的一些天主教学校中则开设华语、意大利语、越南语和波兰语等。①双语教育为澳大利亚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交际提供了方便，也在语言方面保护和发展了民族传统。

澳大利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等传媒也在多元文化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国家自1975年起建立了两个民族广播电台，即悉尼的2EA台和墨尔本的3EA台，现在这两个电台覆盖着整个澳大利亚。“SBS”是一种特殊广播电视台，它每天用47种语言进行广播，用7种语言直播国际新闻，其中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电视台在播送民族语言节目时也配有英文字幕。此外，澳大利亚有着多种民族语言的报纸，为各种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提供了方便。

澳大利亚仅有200年的历史，除了移民从其母国带来的文化艺术外，便只有土著人的传统艺术可以作为它的艺术代表。因此澳大利亚重视土著艺术的保护和展示。如今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在高雅的艺术殿堂，还是在恢宏的首都建设展览馆、联邦大厦，甚至在花园洋房的富人之家或普通人的服饰上，到处都可见到土著艺术。国家有关方面也注意保存土著人的传统艺术，鼓励和造就了一些杰出的土著人画家和其他艺术家。

菲菲尔德市是澳大利亚最典型的民族社区，有18万人口，其中51．7％的居民出生在海外133个不同的国家，47．8％的人出生于非英语国家，因此这个城市的文化状况可以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典型反映。这里引述一段一位学者对这个城市的访问见闻，可能会使我们更为客观地了解这一点。

“对菲菲尔德市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该市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艺术节’。我们去的那天恰逢艺术节开幕，只见广场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该市各民族母国的国旗，并用各民族语言写着‘欢迎’二字。开幕式上，人们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高举着母国的国旗列队入场，华人高举的是五星红旗。开幕式过后，广场上4个舞台同时表演节目，有摇摆舞、西班牙舞、土耳其土风舞，还有土著人的杂技。广场中央的市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民族手工艺品，各色各样的民族风味食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还有一些人在展示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英格兰老妇人摆起老式纺车在专心致志地纺毛线；希腊小伙子在用脚踏镟车制作家具；一个摊位后一家越南人一边经商一边再现了家庭生活的场景：堂屋正面的墙上挂着传统的民俗画和对联，下面摆着八仙桌，一对老夫妻端坐两边，儿媳和孙子在旁边垂手而立，一家人长幼有序，表现了东方人的传统美德。

参加菲菲尔德市的多元文化艺术节后，我感到这里确实是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缩影。在这里几乎可以欣赏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这么多来自各国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和睦相处，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些，的确说明澳大利亚有着多元文化的繁荣了。

前述已知，新西兰的民族政策是民族“整合”政策（或称“一体化”政策）。这种政策虽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有所不同，但在积极帮助和鼓励少数民族保护和发扬自己民族文化方面则是相同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实行整合政策以来，新西兰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毛利文化发展的措施，如1974年规定毛利语与英语一样同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并加强了毛利语的教学。现在，许多具有一定数量毛利学生的学校都开设毛利语言课，在毛利人聚居的地区普遍实施双语教学。除了教育之外，在大众传播媒体和官方文件中，毛利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政府积极推崇毛利文化，经常组织毛利文艺团体出国访问，每年都要举行毛利文化节。为了使毛利文化得到传承，培养毛利艺术人材，政府还帮助建立了一些毛利艺术学校。这些政策和措施促使毛利文化得到了很大恢复和发展。现在的毛利人很为自己民族具有的优秀文化而自豪，他们从毛利人的语言、历史、礼仪、土地、部落和精神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归属感。新西兰人现在普遍认识到，在新西兰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毛利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占据这个国家主体民族地位的帕克哈人现在也越来越愿意了解毛利文化，学习和接受毛利传统，他们与毛利人友好相处，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遵循他们的风俗习惯。现在新西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毛利文化的影响，许多地名、植物名等都是来自毛利人的称谓。”

作为民族过程的一个阶段，民族繁荣在西方国家的发生也是有其必然性的，上述三个国家出现的民族繁荣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然而，相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繁荣，西方国家对这一民族过程的推进又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繁荣振兴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接相关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上的贫困和族体上的凋敝都是随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实行得到改变的。中国旨在促进民族繁荣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和各种措施是少数民族实现自身繁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行为对民族繁荣的推进是主动的、积极的。而西方国家有助于民族繁荣的多元文化政策和整合政策却都是在本世纪中期，甚至是在70年代以后才陆续实行的，在这之前，这些国家的民族政策都是民族同化或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岐视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摧残了少数民族族体及其文化，也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剧烈反抗和社会文明力量的强烈谴责。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开明化正是在少数民族不断斗争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政策调整。实际上，少数民族的走向繁荣和振兴并不是随着西方多元文化政策或整合政策的实行才开始的。在这些政策实行之前，西方国家的各少数民族，包括土著民族和非主流社会的移民，都通过不同的斗争方式已经取得了民族繁荣和振兴的相当成就。新西兰的毛利人在19世纪曾遭受殖民者的残酷战争摧残，其后又被民族同化政策所困扰，但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便振作起来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他们一方面努力改变与帕克哈人的敌视状态，适应以帕克哈人为主体的新环境，争取自身的生存，一方面又同当局的同化政策作斗争，顽强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最终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人口也不断上升。1970年新西兰的毛利人为22万，占总人口的8％，1980年为28万，占人口的9％，而目前已达52万，占总人口的15．2％。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虽然也曾遭受屠杀和驱逐，其后又被强制隔离和同化，但他们同样保持和发扬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发展了自己的人口。20年代土著人降至6万人，而此后就不断回升，1961年为8．5万人，1966年为10万人，而1971年就达到11．5万人。美国黑人通过五六十年代的斗争在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就和地位的上升更是人所共知。因此，西方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保护和鼓励更多是对少数民族不断振兴既有现实的一种承认，而不是主动积极地推进和促进。这一点，最终是由其国家性质所决定了的。

尽管西方国家对民族繁荣的推进是被动的、消极的，但它毕竟对民族过程的正常运行是有益的，这种推进与各民族的自觉努力一起，使得以追求充分发展，维护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繁荣正在成为这些国家极富影响力的社会潮流。而实际上，不仅在西方国家，就是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各民族为发展自己、光大自己也已成为时尚。就此来看，世界民族过程的繁荣阶段正在来临。

民族繁荣是承接民族自觉引发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和谐稳定要素建立之后民族发展的又一进程。就应有的顺序而言，它们是前后相继的：就应有的关系而言，它们是成因果联系的，但在现实中它们又没有明晰的界限划分。我们不难看到，在民族运动蓬勃开展和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建立过程中，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及追求全面发展的现象在世界各民族中已经发生，而在当今民族运动已经结束，世界各民族在普遍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同时，也依然伴随着强烈的对于国家权利或政治地位的不懈追求。前述当代主要民族问题与国家政治问题联系的分析在进入民族繁荣阶段的一些国家中仍然是适宜的。这种界限趋向模糊的原因是：民族运动的发生和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建立其目标和结果就在于为民族的发展繁荣开辟通道，这种通道的开辟过程也就是民族走向发展繁荣的过程。同时，作为民族发展繁荣必需前提的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满足民族自觉的国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常与民族意识伴生着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甚或民族分离主义的存在，也决定了在传统文化和经济振兴的民族繁荣阶段，政治权益的冲突和追求引发的民族矛盾仍然难以避免。

民族繁荣是民族过程的推进，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人类仍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民族文化仍然是人类文化单元的今天，社会总体的进步和发展还总是通过各个具体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体现出来的。民族繁荣是人类多样性文化的充分展现，而人类普同文化的发展正是需要从这些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中汲取养分、获得生机的。在民族存在的社会，民族文化永远是人类普同文化发展的源泉；即便在民族消亡以后的人类社会，姹紫嫣红的人类文化园圃也必然是由绚丽多彩、百态千姿的多色文化所构成。人类需要多彩的世界，也便需要多样的文化，需要各民族的充分繁荣，这一点正在成为世界文明社会的共识。

然而，多样性就是差异性，有差异就有矛盾。因此，民族繁荣阶段仍是民族问题存在的阶段。这些民族问题会有政治权益的矛盾，但更多的将是各种民族文化碰撞引发的冲突。由于民族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持续性，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必然经过相互之间的自觉调适而趋于减少。社会为民族成员提供的互尊和理解等文明素质的培育以及社会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将使文化冲突产生的概率和对社会的破坏程度不断降低。

二、民族繁荣与民族间共性的增多

民族繁荣时期也就是各民族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它实际上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民族自身特性，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二是民族自身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规模和素质的全面提高。然而，民族繁荣在自身特性和全面进步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民族之间共性的增多。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1．民族发展是繁荣的内容，也是繁荣的前提；而发展离不开交流，交流的过程也即是共性增多的过程。

我国的民族繁荣始终是与民族交流相伴随的。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或落实国家特定时期的一些政策，解放以来的数十年间，无数的汉族干部、工人、科教人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和农民进入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也以各种方式走入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民族繁荣取得最大成绩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民族交流规模最大、深入程度最高的时期。据统计，90年代中期，全国跨省区的流动人口有8000万人，其中汉族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就有1000多万。而同时，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的人口也急剧增加。全国630个城市中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和流动，其中大中城市更多。北京56个民族齐全，总人口1080万人中有41万是少数民族，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相比，汉族人口增长了16．8％，而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了28．3％，增长速度比汉族高11．5个百分点。其它大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也大量增加。上海总人口1300万，少数民族6万；天津总人口879万，少数民族20万；武汉总人口690万，少数民族3．7万。一些中等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得更为显著。如青岛1982年只有26个少数民族成分，而到了1990年则增加到39个，期间，汉族人口增长了9．27％，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了43．83％。温州有39个少数民族，66，355人，8年间汉族平均增长0．8％，而少数民族人口则平均增长2．38％。宁波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才有6个少数民族成分，而现在已发展到3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