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门落“叶”深
——漫说叶延滨和他的诗歌创作
吕进
我和叶延滨好像有许多“亲近因素”。比如我总是把延滨当做同乡。我是成都人，他在四川成都读的小学，西昌读的中学，西昌现在还为他们那里出了叶延滨、王小丫、沙玛阿果而自豪呢。他在成都的《星星》伏案了十二年，作为搞诗歌研究的人，我自然和他打了不少交道。就是他的普通话，我以为，哈尔滨成分也实在不多，而更像“川普”。又如，我总是把延滨当做同行。延滨在大学执教过，还当过北京广播学院的系主任。我虽然也当过重庆市文联主席，但主要还是属于高教界的，我从十八岁起就一直泡在高校啊。因此和延滨交往起来，一说，他就懂，使我不感觉“隔”。而且他是七八级的。七七、七八两个年级入学时间只差半年，这可是令我们这一代教师最难忘的年级。他们吃了不少苦，更懂得珍惜人生，更懂得抓紧学习，更懂得尊敬老师，人才辈出。
新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三个领唱的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还有新来者。这第三个群落常常被一些人忽略。历史证明，新来者的影响其实最持久，其实最应该不被矮化或忽略。他们既在使命感上与归来者相通，又在生命感上与朦胧诗人亲近，他们的艺术之路很宽广。像傅天琳、吉狄马加、雷抒雁、李钢、李琦、李小雨、林子、刘畅园、刘小放、刘湛秋、刘祖慈、梅绍静、桑恒昌、杨牧、叶文福、朱增泉、张新泉、张学梦、张烨、赵恺、郑玲、周涛都留下了长期流传的篇章。叶延滨的坐标属于新来者，他是这个群落的翘楚，这是打开延滨的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不懂此，就会不懂延滨。
我记得延滨曾说他的诗是放在三个点组成的平面上的：在时代里找到坐标点，在感情世界里找到和人民的相通点，在艺术长河里找到自己的创新点。这其实可以视为是新来者共同的艺术追求。
在新来者中，叶延滨的人文底蕴很厚，内在视野很开阔，所以他是一个洞明世事、心胸宽广、眼光高远的诗人。而且他的随笔、杂文、散文也很出色，研究叶延滨，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加以研究，才能复原他的本像。在散文作品里，他谈的“自己看得起自己”，是可以作为人生座右铭的。关于人的“九不可为”，关于“小人之八小”，这些言说真是精辟之极，使我读后不得不拍案叫绝。
在新来者中，延滨的生活积累很丰富，如果军马场也算“兵”的话，那么，工农商学兵，除了“商”，他几乎都当过。没有在陕西曹坪村的生活，哪有《干妈》呢？《干妈》是延滨的代表作。一位诗人没有代表作是很大的悲哀。写了一辈子，在诗人群里、在诗歌史上你究竟是谁呢？诗人有了代表作，就有了诗学面貌，有了艺术生命，有了人文密码，有了诗史座位。《干妈》是《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现代版，也成了新诗的经典。
人文底蕴和生活积累使得延滨拥有做优秀诗人的前提。延滨的诗的精神向度是现代的。他站在今天去审视世界与历史，这样，他给与读者的就是以现代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使读者享受到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美感。我在编选三卷本的《新中国50年诗选》时确定的原则是：入选诗人基本上一人一首。但是延滨的作品我选了两首，除了《干妈》，我还选了《环形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线》。我觉得，后者代表了诗人书写新时代的新趋向：古城就是历史，就是记忆；环形公路就是今天，就是向往。其实这一种审美取向一直贯穿了其后的延滨的创作。请读《中国》：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
双手拳在胸前，
“Howgreat！China…”
她赞美着老态龙钟的长城。
不，可尊敬的小姐，
对于我的祖国，长城——
只不过是民族肌肤上的一道青筋，
只不过是历史额头上的一条皱纹……
请看看我吧，年轻的我——
高昂的头，明亮的眼，刚毅的体魄
你会寻找不到恰当的赞美词，
但你会真正地找到：“中国”！！
叶延滨的诗就是这样年轻，阳光，明亮，给人带来新世纪的新情思。用诗学用语来说，这就叫“独出机杼”，这就叫“诗之厚，在意不在辞”。一个诗人的年轮，岂止是诗人“一圈又一圈的包围，一次又一次的突围”，也是祖国“一圈又一圈的包围，一次又一次的突围”。通过诗人的年轮，折射出的是国家、社会、时代、同时代人的年轮。“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诗人最近的自选集很苛刻地从大量作品中只选出两百来首，要知道，从《不悔》开始，延滨已经差不多奉献出了二十来部诗集。有些诗落选，还是很可惜的。三十年间的延滨是有变化的。比如理性成分略有增加。这很自然。年岁的增长必然带来理性的成熟。叶延滨讲得好：“浪漫一辈子就是没长大。”他的近期作品尤其显露出这个走向。2006年写的《位置是个现代命题》，2007年写的《握在手中》，这类近作的哲学意味是上个世纪的诗歌中少见的。再比如，对生命的关怀比较显眼。诗有两种关怀：生存关怀和生命关怀。一位诗人也许更善于写作某种关怀，但是诗人一般会把两种关怀都纳入笔下。而且，两种关怀的轻重其实和时代有关。战争年代、动乱年代，生存关怀的诗会多一些；和平年代、安定年代，生命关怀的诗会多一些。所以延滨的这一变化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再如题材范围的扩大。出访诗落墨不俗。有些忆旧诗写得相当出色。一组“少年纪事”，还有《不丹》，还有《裤腿上的清晨》，童心让人温馨，童趣让人温暖，诗章让人过目难忘。站在成年回望少年，诸多留恋，诸多感慨，使人想起曾卓的诗行：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
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
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但是，在我看来，叶延滨还是那个叶延滨。他没有“商”过，但是他的智“商”却够高了。叶延滨的诗有如他的人，始终聪慧和机敏。他的精神向度始终是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他的诗始终明快而又节制。关于节制，我们来读他的《阵亡者》吧：
追悼会是活人的礼节
烈士墓是青山的伴侣
此刻对于你
都是些往事
你刚完成一种选择哟
选择轰轰烈烈的开始
一张泪水浸透的手帕是你
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信是你
我想为你写一首诗
哪知道诗也随你去
——好久好久
一只燕子又在檐下啁啾
也许它是从你那儿来的
我却听不懂它的歌声……
趣在言外，味在笔外，诗在诗外，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回味空间。延滨的诗从来这样，不糟蹋汉语，明快，朴素，但又含蓄，延滨的诗给我的印象是遵从“隐”的民族诗歌美学的诗，他给读者的始终是“更咸的盐”。
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前无古人的。《诗刊》其他的三位前任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我都很熟悉，至今还很怀念。站在这个岗位上，叶延滨有一些诗论，编辑写诗论都很少空论，很少高堂讲章。他说的许多意见，我都很赞成，比如诗的三种姿态，比如反对诗的“发福”等等。像他的诗一样，叶延滨为《诗刊》和中国新诗建设付出的辛劳，大家也应该不会忘记，我想。这是一种无言的年轮。
唐僧无可有一首《秋寄从兄贾岛》，颈联是“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谈僧人的秋天之感的。我想改其意而用之，这“叶”就是我的朋友叶延滨。他是一个著作等身的诗人。我每每不断读到他的诗、他的散文作品的时候，总会发出感慨：这人还吃不吃饭啊？写这么多，而且写这么好，真是“开门落‘叶’深”啊！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1.7
（吕进：西南大学博导，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重庆文联主席，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二：
叶延滨名作《干妈》中的多重艺术代码
邹建军
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叶延滨成名作《干妈》写于1980年，发表于《诗刊》，并获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奖，从而成为其早期杰出诗作之一。为了回顾诗人三十年所走过的创作历程，以出版当代作家作品著称的出版社，隆重推出其诗歌精选集，引起了诗坛上下的热烈反响。这本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干妈》名列第一成为诗选集的首章，因为这并非其处女作。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既是表明了诗人对此组诗作的看重，也表明此诗作在诗人的创作历史上的确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我认为这并不只是就诗人自己的写作而言，也是就整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要清醒地认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新诗的形态，离开对叶延滨这首诗作的观察与评价，似乎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诗进行重读，以期能够重新认识它的意义与价值。从前，不少诗歌批评家都曾经发表过对于此诗的意见，我想我应当对前人的理解有所超越，不能重复别人已经有过的见解。如果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角度来阅读此诗，从自我的阅读体验出发，我发现其中具有多重艺术代码，正是这种多重代码让它产生丰富的意义；并且，我认为其长久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拥有的这种多重艺术代码。
在诗作《干妈》中，至少具有这样六重代码：
其一，有关二十世纪后半期“文革”十年的政治信息代码。《干妈》正是写作于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结束之后的1980年。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10月就意外地倒台了，但真正改革开放的开始却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从那个时候起，知识界与文化界才开始全面地反思过去十年的中国历史，无限膨胀的政治运动才得到初步控制，中国人民才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上来。在这个思想变革运动中，“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必然的先声。叶延滨诗作《干妈》，正表明青年知识分子对那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波及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当时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是不是具有合理性？他们来到革命老区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从诗中我们看到，“我”的父母当年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是人民的功臣；可是他们没有在敌人的监狱与枪炮中死去，却为建国后的政治流言所击倒，成了一种有着严重问题的人，并被关进了“牛棚”；而“我”作为“狗崽子”，也就只能随着众多“知识青年”来到延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不是受到特殊年代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影响，“我”不可能到延安，过上那么一段让人心痛也让人怀念的时光。所以，这组诗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文革”十年的荒诞岁月，那种政治上的“狂热”、人际关系上的“无序”、社会生活上的“混乱”，以及背后的深层历史与文化原因。在现代社会，政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那么，一个关心时代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回避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真实的政治生活，并且正是在对政治生活的反映与反思里，正好表达诗人独立的政治眼光与独特的艺术眼光。在政治充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年代里，一位诗人的作品中充满种种真实可信的政治气息，并以一种艺术代码的形式存在，那这样的作品就会拥有一种可贵的品格。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十分丰富而深刻，因此，反思“文革”十年的重要作品《干妈》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思想意义。
其二，有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信息代码。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出生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北方，后来随自己的父母南下，又转战南北，最后才定居西南部的成都；经过多年的战乱生活，本来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可是自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展开，让人不得安宁；发展到“文革”时期的动乱，在其间展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不得不来到圣地延安。在那里的一个山村里，朴实的老乡与十分贫困的生活让“我”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于是深深地思考自己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此诗正是其长期思索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干妈》并没有全面地描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没有展开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可是，在许多重要的诗句里，却时时透露出革命战争年代的种种信息。诗人正是通过对延安生活的叙述、对自我心灵的反思，特别是对“我”与延安乡亲、父母三角关系的建构，一幅有关四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全息相”，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它是那样的简洁，却又是那样的清晰。虽然说其中的历史信息并不十分完整，而“我”以及与“我”相关的心灵与情感的信息，作为一种代码而存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却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宝贵。如果诗人及其家庭并没有如此丰富的革命历史背景，诗人也没有在诗中呈现出这种具有历史信息的代码，那么，此诗的价值也许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任何诗歌作品都不可能超越诗人所处的时代，虽然有的作品的生命力是超时代的，有的作品时代背景不是那么明晰。诗人通过对自我情感的抒写与对过去难忘生活的回忆，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一段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年代，感受到一种激动，体验到一种可贵，这就是历史信息代码在发挥作用。延安时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空间，因此，诗中存在的“延安时代”的信息也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三，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信息代码。作为一个革命后代，抒情主人公的父母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并被关进了“牛棚”，对此却并没有更多的怨言；“我”因为父母而受过，只身一人来到圣地延安接受劳动改造，对此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怨言；然而“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自己的反思的：在革命成功数十年之后，延安的面目与那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当年参加过《兄妹开荒》演出的并对革命抱有极大希望的人们，却无端地死于与旧社会同样的贫困与疾病，革命者没有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从而没有兑现当年当人民支持自己的时候所做出的庄严诺言。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