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完苏艺成的日记体小说已经是深秋了。我觉得她比第一次给我看的那个小说进步多了，简直就是一个飞跃。如果这样写下去，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作家。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新的生活刚刚开始，所有的痛苦刚刚得到微弱的补偿，偏偏就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她的心情绝不是忧郁两个字可以形容得出来的。
我一早就匆匆地赶去她的宿舍看望她，她正蓬头垢面地从床上起来，见了我她惊奇得睁大眼睛问：“你有什么急事？”我说：“难道一定要有什么急事才可以来吗？”她哈哈笑了起来，她的脸色并不怎么难看，神情也不十分忧郁，这使我放心了一半。
她招乎我坐下来时，陈红正从食堂里买来粥和馒头，我象征性地与她们一起吃了一小碗粥。早饭后，苏艺成说她打算在这城市游逛一天，想知道张小泉剪刀的来历和胡庆余堂的招牌。现在她穿上一件咖啡色格子衬衣，一条有点喇叭型的牛仔裤，像美国西部电影里的牛仔女郎似的，那身材又丰满又苗条，真是棒极了。我情不自禁地说：“苏艺成你很美丽。”
“真的吗？”她一边问一边对着镜子梳了梳披散的长发。
我们一起走出宿舍。
邮电路是我们这座城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地方，我们肩并肩走出这条路在解放大街上分手。我望着她的背影在横过马路时东张西望，她在寻找什么？时间如奔跑的“的士”一样四散，没有一条道路是完全光明的。看相算命的和卖假药的人在街头堂而皇之地摆着地摊。那些路过的人挤在摊前、拿着某一种假药问长问短，样子很像要买似的。我被那个看相的中年妇女拉了过去，她说：“小姐妹，你的相不错看一个吧。”
我问：“要多少钱？”
“拾元。”
我说：“谁会听你的胡说八道。”我说完赶紧逃离了开去。我在太平洋电影院门口等电车去母亲家时，看了宣传栏里的影片介绍。其中一部《窈窕淑女》的剧照打动了我想看的欲望。我知道导演乔治·顾柯是好莱坞的著名导演，他曾执导过著名影片《茶花女》、《费城故事》、《煤气灯下》等片。男主角雷克斯·哈里森是英国著名演员，二战后到好莱坞发展，曾在著名影片《埃及皇后》中饰他撒一角。而女主角奥黛里·赫本则是《罗马假日》的女主角扮演者，这部影片是她的成名作。之后她又主演了《战争与和平》和《等到天黑》等片，均有上乘表现。于是我很想再看看奥黛里·赫本演的电影，就咬咬牙关不论票价有多贵，还是进去看了。
原来这是一部由肖伯纳的《卖花女》改编的电影。故事讲一个出身穷寒的美丽少女伊丽沙白·多利特尔为生计每天到街头卖花。一天，她甜美的歌声引起了语言学家亨利·希金斯教授的注意，教授与他的朋友打赌；在六个月内将语言粗俗、缺乏教养的下层社会姑娘训练成上流社会的淑女……。我看完电影后感到很失望，奥黛里·赫本演得没男演员好，比她自己的成名作《罗马假日》就更逊色了。由此，可看出一个演员要突破自己是多么的艰难。
我回到母亲家已近中午了，外婆见到我忽然问：“青青，你知不知道香港回归仪式将在哪里举行？离今天还有几天？”
“外婆，您都几岁了？这些事还要您操心吗？”我说。
“怎么不要我操心？外婆大半辈子居住在香港，过着殖民地人生活是多么的没意思。外婆早就盼望香港回归祖国了。中国人就应该由中国政府来管理。”外婆气宇轩昂地说着，嗓门也提高了八度。
我说，今天离香港回归祖国只剩下246天了。至于回归交接仪式在哪里举行？我昨晚看过《工人日报》上有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近日，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达成共识，并在10月初公布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签署的协议。协议规定，仪式将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始建于1985年，历来是香港重要国际活动和展览的举办地。明年回归交接仪式将要使用的大会堂，是会展中心的第二期工程，位于中心5楼上，该工程投资为48亿港元，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
建成后的大会堂，将以一面高达30米的半圆玻璃墙正对维多利亚港湾，置身其中，尽可饱览维港及对岸的景色。目前正在使用的大会堂面积为2000平方米，只能容纳600人，完工后的大会堂内外厅相加超过1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300人。如果用做宴会厅，则可招待3000名宾客，因此得以脐身世界最大宴会厅之列。
1997年，香港除庆贺回归外，还有一项大型活动，即9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年会。世银这个“财主中的财主”相中了会展中心大会堂，很早就预定在这里开会，想成为这个世界最大、最先进、最气派会场的第一个使用者，没想到在中英签署有关协议后，世银只能成为第二个使用者。
目前，近3000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他们听说自己经手的工程将被用来举行交接仪式，都很自豪，也很兴奋，纷纷表示要以最严格的工作交出最高质量的工程。
五星红旗将在这里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将在这里奏响，香港会展中心将成为全世界注目的地方。
外婆听完这篇报道后，高兴地说：“要是我还在香港的话，肯定会去施工现场铲一把土，以表表我这个香港市民的心意。”
外婆真是让我太感动了。
我说：“外婆，您就等着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升起吧！”
“那当然。”外婆孩子般自豪地睁大她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睛说。
中午饭是我做的。母亲和父亲都不回家吃，我给外婆烧了一碗青椒肉丝面，给自己烧了一碗大排面。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聊天，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了杭州的金石篆刻艺术上。
外婆说：杭州是我国著名的金石篆刻艺术流派——“浙派”的发源地。金石篆刻是我国优秀的艺术遗产。它融书法和雕刻于一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抗日战争时期，画家黄宾虹曾在杭州郊区发现一枚宋代王襄的玉印，古雅大方，庄重敦朴，玉秀色与金石气相融合，为宋印中难得的佳制。
“浙派”的开山鼻祖叫丁敬，是清朝乾隆年间人，他治印博取众长，发展了秦汉的优良传统，朴质苍浑，在时尚之外，别具一帜。
从此之后，杭州西湖之滨逐渐成为一个金石篆刻的中心，名家迭起。后起之秀中，尤以会稽赵之谦、安吉吴昌硕著称。所以，赵之谦与吴昌硕两人的篆刻艺术，不仅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外也为日本治印艺术家所膜拜。日本金石书画家到杭州来，都为到丁家山去瞻仰一下赵之谦的墓，到西冷印社去瞻仰一下吴昌硕的铜像，以此为荣的。
“外婆，您怎么身居香港知道杭州这么多事？”我奇怪地问。
“怎么会不知道呢？外婆本是杭州人，外婆在杭州时你还没出世呢！”外婆倚老卖老地说。
外婆可爱极了。
我离开外婆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街上到处是行人与车辆，空气非常沉闷与混浊。我走在拥挤的人群中，一不留心差点撞在一根电线木杆上。从前我不看电线木杆上那些贴着信息的广告，这会儿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几则，药物流产、包治不孕症、家教英语、治疗牛皮癣、白癜风等顽症。城市的电线木杆被这样糟蹋得污垢不堪，真是大煞风景。
一个匍匐在电线本杆旁的残疾乞丐，伸出一只污泥般黑的手向我乞讨，我看他的瓷碗里只有几个叮当响的硬币，就生出一份怜悯之情，把口袋里仅剩的拾元钱给了他。
连续几天苏艺成都在杭州这座城市里游荡。她电话中告诉我：“胡庆余堂招牌的来历有段故事。”我问：“什么故事？”
她说：“这故事或许你早就知道了？”
我说：“不知道。”
她就在电话里讲起来了。她说：胡雪岩决定在杭州开爿药店。要开药店，首先得请一位懂行的账房先生，有一个从开办到经营，从经营到结算的全盘规划。胡雪岩经友人推荐，先后请过四位老先生，个个都称得上精明能于、算盘珠子投得噼噼啪啪响，可全都不合胡雪岩的意。有一天来了个余姚人，自称姓余愿应聘为账房。胡雪岩与他谈了之后，余先生冷冷地说：“你在三年内就想赚钱翻本，我办不到，还是另请高明。”
胡雪岩从这几句话里，听出点味道来了，连忙挽留。但他还是故意说：“常言道：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做买卖嘛，能不为了赚钱吗？”
余先生正色地说：“急于赚钱和正当赚钱是两码事，急于赚钱的，见钱眼开，只知道拼命地捞；正当赚钱的，就要重视信誉，细水长流。你看，每家药店门口几乎都写有‘道地药材’四个字，这难道是容易办到的吗？”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一翻道理来：驴皮非囤三年就不能熬成上好的膏；女贞子要经过五蒸五晒；红花要隔年采聚于西藏；茯苓不来自云南的洱海苍山不能算上品；麝香要当门子；鹿茸要血尖；等等。最后余先生说：“药是治病救命的，所以贵到犀角、羚羊，贱到通草、马勃，都必须精选精挑，不能含糊马虎。不在质量上胜过他家，又怎么能打响牌子？再说开药店总得图个百年大计。归根结蒂一句话，你要请我做账房，就要准备先蚀三年本，才能慢慢赢利。周瑜打黄盖——双方自愿！不然，另请高贤。”
胡雪岩听了这番话，觉得句句在理，心服口服，一个正直的生意人，就该有这种精神。他深深一揖道：“今天我总算请到了一位目光远大、经营有方的好账房，余先生，今后一切全仗你啦。”
后来，就取了个“胡庆余堂”的店名，意思是：胡雪岩请了一位洞明练达的好账房余先生！
听了苏艺成讲的这个故事，使我颇有感慨。我想如今是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下海经商的人比八十年代写诗的人还多如牛毛；可这些经商的人中，有几人能像余先生那样正直、洞明。练达呢？假冒伪劣产品多得让我们伤心，但我相信那些黑心赚钱的人，归根结蒂要被商界淘汰出去的。
我放下苏艺成的电话，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几圈，觉得浑身清爽。然后我又朝窗外一转身，一瞬之间我看见了秋天。
满地的黄叶被风吹得无家可归。
我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我想我们天天活着，天天想为什么活着？可我们却天天痛苦着。谁也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精神上的疑难症状，甚至根本不能理解我们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钢琴弹有书看还空虚什么？当然，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我们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就是最大的收获。
现在我坐到书桌前拿起笔，我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自从那个《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完成后，我还没有再写过一部长达十几万字的书，我觉得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深感不安。但我知道必须拿起笔写，因为这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也是我的生命得以支撑延续下去的一种方式。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的。写作需要一种心态，有时想写但情绪纷乱没有心情，这是常有的事。所以，我时常有一种想过世外桃源式的隐居生活。但事实上过这种隐居生活是要有起码的条件，而我被绳索捆绑得身不由己。我活得并不成功，我摇摇晃晃，喘息不安地活过来了三十多年。但是，为了我的女儿达琳，我会咬紧牙关在艰难的生活之河中溯流而上。
这会儿，我忽然想起今天下午要带达琳去省博物馆看全国巡展的《红岩魂》。《红岩魂》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下一代应该知道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旧的死亡，新的生长。在这个世纪，屠杀、掠夺、战争、贫困，一切人类的苦难都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残酷惨痛的最高纪录。在这个世纪，人类为了拯救自己，反抗强权，反抗暴力，处处都表现了最英勇，最果毅的精神！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天安门前礼炮声震撼大地的时候，歌乐山却仰天长啸，悲声壮绝！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二百多名革命志士恨饮枪弹，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夕。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铁窗黑牢里，革命先烈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磅礴天地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塑了一个个巨大而崇高的形象。
后来，我骑上自行车去行知幼儿园接达琳到省博物馆时，博物馆门口已挤满了团体参观者。我拉着达琳的手在拥挤中走进展厅，达琳一眼就看见了挂着红领巾的“小萝卜头”。她问：“妈妈小萝卜头那个时候也挂红领巾吗？”我说：“小萝卜头那个时候在狱中读书，他的红领巾应该是最鲜艳的。”
我们在展厅里参观了8个部分，在讲解员的讲解下，达琳竟然掉下了眼泪。她才6岁，她说。“妈妈我也要做小萝卜头。”
是啊！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江姐与许云峰们应该说是幸福的。他们是为拥有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而活过的人，他们无疑是幸福的。我想起我的青少年时代，看过《江姐》的电影，唱过《江姐》的歌，还演过《江姐》的话剧，《江姐》真是整个儿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离开省博物馆《红岩魂》展厅已是晚霞时分了，沿着白堤行驶自行车时，黄昏的落照已射在保亻叔塔尖，晚霞漾于湖心，轻舟兰浆中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我们到少年宫广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去玩了一会儿。我们坐了小火车、无人飞天、惯性滑车、淘气堡、还有高架车。我与达琳都玩得挺开心，这一刻我好像真正回到了童年。其实，我是没有童年的。
回家的路上，街面上霓虹灯闪烁着，路灯一下全亮了。它们忽然使我想起我书桌上那盏低垂的灯。每当深夜时分，它总是照着我的纸和笔，照着我苍白的十指和书本。我便开始用心灵漫游整个世界。那一次我从印度到日本，又从法国到瑞典，再横越太平洋到美国；最后到了西半球的南美洲。我发现世界上凡有人的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些看得见的战争和看不见的战争，都在与命运做着最顽强的抗争。如果说男人用权力塑造着地球，那么女人则用自己的心灵塑造地球。我虽然不认识天涯海角那些肤色、眼睛、头发各异的女人，但我看见由女作家抒写出来的一颗颗女人的心。那心是浸透了苦难生长出来的果实，它们也许酸涩也许平淡，但我知道它们每一颗都饱含着真诚的浆汁。
现在，我拉着达琳的手走进坐落在烷沙路口的天香楼餐馆。我们沿着歪歪斜斜的木扶梯步上二楼时，便被阁楼上千姿百态的菊花盆景发出的幽香包围了。我们在一张靠窗的小圆桌前坐下来，随意要了一些家常菜。当然，达琳喜欢喝的可口可乐是不会少的；而我也要了一小杯香槟。
我几乎很少陪达琳这么玩，这么坐在餐馆里吃饭，今天她快乐的模样，让我这个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欣慰。后来我是有点喝多了，我歪歪斜斜地走在夜色很浓的马路上，不由得怅然生出一种苍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