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缪达尔于欧洲经济委员会任职十年结束之际，他开始为一项上新的可持续研究项目向美国各基金会募集资金。在项目章程中，他将该项目目标作如下表述：为在国内外影响下发展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做一个合理的评估……研究重点将是地区总体的经济问题……并将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审视其经济潜力。因此研究必然会包括对该地区内新国家主义的分析，因为社会、文化、宗教以及种族冲突对其有重要影响。这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为国内外经济“一体化”作前景分析时所阐述观点的延伸。
此时，他的研究计划指向了对南亚地区不发达国家的关注，这些国家有的已经形成了一种自信的国家主义经济，有的还没有，但最终都将转变为国际性的经济一体化。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线索，就是南亚各国的协调规划的潜力将会得到调查研究。
缪达尔在为项目四处游说募集资金的过程中遇到了比预想中更多的困难。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过去对他非常慷慨，现在却拒绝了他，福特基金会也是如此。最终在二十世纪基金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帮助下，一切才有了转机。1957年，二十世纪基金会官员授予他140000美元（约百分之十作为缪达尔个人薪金），持续时间为两年半。当时，这个期限被认为是完成该研究的一个合理期限。
预期的工作计划一开始就显得非常不现实。最终的著作《亚洲的戏剧》——共有三卷，2284页，16篇附录一一花费了他十年的心血。此外，工作的实质内容与最初计划也有很大区别。
《亚洲的戏剧》的诞生：研究的第一阶段在伊斯特和摩根斯·勃瑟普（-一对丹麦夫妇，曾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发展部的资深成员）的帮助下，缪达尔开始了研究工作。第一阶段包含了对地区的深入研究，关注重点放在了对印度的研究上（这是因为印度是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最大、最复杂的国家，但缪达尔在此还有更深层次的私人目的：埃娃被任命为希腊驻新德里大使馆大使）。在这部分工作中，他们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勃瑟普夫妇还准备了大量的背景情况报告。
1961年，缪达尔将项目总部迁到斯德哥尔摩。当时埃娃因病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在瑞典进行治疗，勃瑟普夫妇——坚持最初的信念——继续工作着。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与《美国困境》的最初准备阶段有相似之处。虽然两个研究都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缪达尔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在给二十世纪基金会总裁奥古斯特·
黑克斯切尔的信中，缪达尔对情况做了如下表述：
用于合作者的大部分费用在工作初期就花完了……这本书注定会和我的预想不同，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想法太过保守；经过反复试验和错误分析后，我们必然会制定出不同的、更经济的规划，但起初我们却不能做到。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缪达尔克服了初期的困惑，想到了“美国困境”的构思——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逐日呈现的现实种族关系分离。这为完成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需的组织构思。在进行南亚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类似灵感的突现，然而在合作阵容上却有了很大的转变。
对工作价值前提的要求
1961年，研究中许多方面的最终方向仍待确定。但对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缪达尔心中却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对一切工作，他都相信自己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中阐明的约束性原则，即学者必须公开声明并强调其研究的价值前提。在这项研究中，核心价值观可从“现代化理想”的标题中找到。这并非随意而为。这些理想与南亚现实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符合的，那就是大多数开明领导人所表现出的让他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抱负。
缪达尔的“现代化理想”还需详尽阐释。他对如下因素作了说明：
a。合理性。在公共争论中，通常认为政策应建立在需要考虑的合理性因素之上。
b。发展和发展规划。发展和发展规划的愿望直接来自对合理性的追求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展示让人接受的、全面的现代化理想的表达。
c。提高生产率。提高人口或劳动力的人均产出是发展规划中的共同目标。
d。提高生活水平。在生活水平极低的南亚百姓的眼中，对这个问题有着共同的重视并不足为奇。
e。社会和经济均衡。南亚所有国家在规划目标和通用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普遍认为社会和经济阶层需要变革以促进地位、机会、健康、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平等。
f。改善制度和态度。通常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态度需要转变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勤奋程度、有效竞争、流动能力和事业心，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广泛地促进发展。
g。国家巩固。按理想来说，国家巩固意味着政府、法院及行政机关系统有效、结合紧密，目标和行动永远保持一致，在国家境内所有地区和团体间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h。国家独立。要坚定这个理想，在所有理想中，它也被赋予了最清楚的表述。
i。狭义的政治民主。所有南亚国家以宣称他们的追求目标是成为民主国家而取得独立，他们订立自己的宪法，或开始制定宪法，形成西方国家最新发展的模式，拥有在自由选举和普选权基础上建立的代表性联盟。
i。草根民主。一个国家政府政治形式和权利基础的独立可以作为一种度量，度量政府将自身政务分配给地方或组织团体的反应以及被那些小团体接受的程度。
k。社会准则与“民主性规划”的比较。这些国家政府都是“软性的”，一方面表现在制定的政策常常不实施，即使已经通过法律；另一方面表现在当权者，即使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愿为人民担负责任。
这种“现代化理想”的构想与体现在“美国的信仰”（在《美国困境》中提到）中的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二者体现出的概念性的国家机关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但也有根本的不同。1944年卷中提到，实现平等、人人获得公正待遇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差异成为了社会建设性改革工作前进的驱动力。这在美国来说也可行——正如缪达尔尽最大努力来说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美国人都遵从“信仰”中所阐述的原则，但又与现实中可能的状况不符。
在南亚国家就没有可以比较的。普通百姓不认同“现代化理想”，极大多数的人们靠传统的农业劳动为生。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受态度和制度影响，不易接受改革性的变化。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殖民主义时期的经历加强了他们对“现代化”的抵制。殖民政府采用的间接统治手段极大减少了对传统机构和文化习惯的干涉。此外，一些国家有组织的反殖民统治运动也使传统文化更加传奇化。
这些考虑表明，由于传统主义者的冷漠态度或积极反对，很可能使政府高层对“现代化”的热情消失殆尽。前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原则上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化主义者通过大量提高教育投入改变传统态度和制度是可预见的。但至少在近期，可见的能够实现目标效果所需的人才和资源还很少。而且随着人口急剧增加以致即使正在发展的“现代化”行业都无法消化，情况很可能恶化。总之，当前就业情况表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前景显然很暗淡。19世纪40年代晚期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在美国南部进行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实践活动，因为他坚信在解决黑人苦难的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是肯定的。然而他那时也明白，在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下，达到最终效果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但这绝不是最后的结果。缪达尔最初的意图——反映在《全球性经济》一文中——是指出一个方向，南亚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致力于使自己最终成为全球性经济团体的一流成员。然而与地区现实情况的接触使他得出结论：这个目标，不论在原则上是否值得赞赏，都是遥不可及的。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可由两个最初的考虑因素来解释。第一个就是他对“软性国家”（这是《亚洲的戏剧》中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词之一）现象的判断。这相当于一种认知，地区政府缺乏进行实现“现代化理想”的重大举措的手段或意愿。从概念上来看，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国家进行的有效规划是以政府能够禁止某些行为并有效倡导另一些行为为前提，而且还更进一步假设人们能够广泛地认可政府权威并支持处罚条令的颁布和实施。在西方，这种准则大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覆盖很广的范围，例如，从高速公路的限速到禁止雇用未成年劳动力，再到工作单位的健康安全活动的规章制度等等。类似的情况在“软性国家”地区很少出现。很大原因在于政府选择不去过多干涉现代化主义者的观点，即与合理性观点相对立的行为。例如，印度对年老且无法产奶的奶牛的容忍不仅意味着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也对路上车辆行人安全构成威胁；还有很多国家的工人拒绝与不同宗教信仰、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的人呆在一起。但即使政府对“现代化”感兴趣并开始制定政策，他们完成这个目标的能力也会因有竞争力的人才不足而受到限制。
发达国家传统习惯与所研究国的差别是影响缪达尔悲观思想的第二个因素。公务员的腐败显然与发展中需要投入精力进行规划的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目的不一致。普遍认为这种不利因素在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史中是存在的，尽管至少大部分极糟糕的情况已在20世纪后30年得到了控制。虽然南亚国家的精确腐败数量让人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其在决定谁于何时获取何物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强调的是，在从正面论述问题方面，缪达尔比大多数经济学领域的同行都做得要好。通常发展经济学家会回避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外交上的无礼。在另一方面，《亚洲的戏剧》突出了腐败问题，尽管会对作者最初做出的通过地区规划取得经济增长的承诺造成损害。
缪达尔的女儿，西塞拉·博克，记下了当时她父亲的情绪：
“我常常在半夜醒来，伴随着恐惧和害怕，我想，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什么时候才能一切就绪？写那样的一本书感觉就像站在一战中齐膝高的战壕的泥泞中。”虽然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但缪达尔没有完全放弃。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这部著作长时间的酝酿期。例如1966年，他再次觉得必须为又推迟完成的项目向赞助商道歉。他坚持认为不能因为不尽力而受到指责：“我已经投人了比任何人，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精力。为了宣泄巨大的工作量带来的压力，我没日没夜地干，没有双休日，没有假期。”
中期修正：关注观念性批判
在《亚洲的戏剧》的序言部分，缪达尔解释了为何以及怎样使最后的成果与最初的计划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分歧。“随着工作的进行”，他写道：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仔细调查他们逻辑一致性的观点以及现实后，很多用以分析南亚不发达国家的观点和理论都行不通。我逐渐觉察到了之前与大多经济学家同事交流时的严重成见，而去除这一成见又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他补充道：
这项研究工作对我个人来说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但是我一开始从没有预见和规划过。我深深相信，目前加强对这些国家认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粉碎在那些构想指导的原则下快速形成的观念，以及为所收集的大量的有些无用的数据接受批评。
他更进一步指出：“我已深深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部书中批判的许多观点，我曾经也用过。”
因此，这三卷书的核心论点已经形成。它逐渐上升为对直接将西方观念和理论套用于对南亚地区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析的持续抨击。毫无悬念，它肯定面临重重困难。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家很容易认为他们的准则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全球性研究发现都有效。
在这种观念模式下，如果认为符合发达国家的那套观点对解决不发达国家问题不合适就是离经叛道，尽管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框架与那些典型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缪达尔坚持，这种在错误的转移中根深蒂固的谬论需要曝光，这成为了《亚洲的戏剧》最基本的工作。在最开始，缪达尔提出了一些西方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的分析理念的例子。
失业与非充分就业理论在发达国家相当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是不可行的。在西方国家收入明确地分为两类——消费和储蓄，这是现实可行的，普遍的收入分层和由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方式的系统内的再分配已经极大化地消除了对生产力的消耗。在不发达国家就不是这样了。
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的影响和投资逐渐转向其他经济领域以及社会形态和制度传播速度的加快的假设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采纳，在西方国家是相当现实可行的。但这些对生活水平和大众文化起作用的“传播影响”在大多数欠发达经济地区是不可行的，特别是那些与整个国家相比变革很小的区域。
不发达国家流动性的缺乏和市场运行中的瑕疵使对一些重要因素如就业、储蓄、投资、产出的分析失去了很多意义。
观念性评判：引用示例
错误地将西方分析构想套用于南亚经济环境下的主题贯穿了整部《亚洲的戏剧》。批评的本质可由两个例子说明，它们在关于地区经济前景和指导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的分析中起了很大作用。
前者侧重解释南亚国家的失业问题，后者审视了南亚国家政府在规划中所采用的一个宏观经济发展模型的特性。
失业和非充分就业理论需引起关注——就像在西方国家和南亚提到的那样——因为普遍认为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地区有大量的劳动力储备，而这些劳动力可以极小的代价向城市工业化的工作转移并获得持续的社会和经济性收益。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传统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不容乐观。这说明农业产出会随着多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更说明工业化运动中需要一个高度优先政策以吸收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
这种主张与殖民时期的主要观点大相径庭。潜在的劳动力雇主，当时大多是欧洲人，常常抱怨缺乏劳动力。居住在国外的农场主和矿场主（吸引了大量国外的投资者），在招收和保持当地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方法（需要补充的是，他们并未采取持续提高工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无法看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大量的失业农民会填补工薪劳动力的缺口。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非充分就业理论原本是针对大萧条时期中一个可见现象形成的，针对的是有技术的工人失去原有工作的问题。为了获得持久生计而非仅靠领取失业救济金，很多人做不需技术的枯燥工作，远没有发挥他们的生产潜能。由于他们仍是劳动力中的积极分子，因此还不被认为失业（那些无意识的闲散人员可归为失业人员）。他们的情况可称为一种非充分就业，因为他们的生产潜力由于非自我选择因素未能体现也即“隐蔽性失业”。一旦经济复苏，这些失业者就会从事与他们技术相称的工作。这些情况与农业中盛行的非充分就业类型是不同的。
南亚国家的传统经济中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现状并未引起争议，社会中定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闲置，但这种闲置能否在西方国家劳动力分析理论构想中得到有效的分析呢？在这点上怀疑论者是有根据的。农业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被作为标准而接受，因此这种可持续的闲散的现状是可以容忍的。从一位外界观察家来看，这种闲散状态是一种潜在生产力资源的浪费。但农民并没有被迫这样做，这样的话，选择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一些闲置是农业季节性活动的一部分。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劳动力会比较紧张，但其他季节的闲置被认为是补偿从而被欣然接受。或许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存在更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社会许可的工作上的禁忌（或特殊类别的工作）一～不论是否由于性别、宗教、等级、阶层不同——都说明生产活动中很多适合此类工作的人的一种可持续不参与性。这种形式的“非充分就业”可更好地表述为“劳动力的未充分利用”，是与西方国家的此类术语：表述的现象极为不同的。
在传统社会，它被作为社会结构框架下理所当然的产物。
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闲置并不能为向现代化工业输出劳动力提供依据。提倡的那种劳动力转移只有当传统领域得心应手的工作者掌握了在不熟悉领域工作需要的技能和规则时才有效。这是从大萧条时期美国西部失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旦工作有要求，他们的技能会很快恢复。
在大多数南亚国家的中央规划中可以看到用以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概念工具的错误套用。他们擅自调用哈罗德一多马变量中新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这种宏观经济模型用于具体分析长时间维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增长率的特性。这种均衡状态要求投资造成的总供给增量与总需求增量相等。与此脱离的一个观点是：增长率由总储蓄与总收入的比率决定，这是一项资本系数（或资本一产值比率），可以反映单位投资所创造的产出。这类模型处于二战前几年中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
无疑，南亚新兴独立国家政府都在寻找获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方法。他们很容易相信历史经验能使他们得到西方的好的东西。
最新的分析方法强调了技术的复杂程度，并且，至少在表面层次，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所采用的观点使需求得到了满足。因此，确定具体的目标增长率和实现手段是可行的。当然这需要通过资本一产值比率和储蓄一收入比率加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的经验性数据很难获得。然而存在一种趋势，许多西方国家采取一个惯例，也就是预示着充分就业经济下的资本一产值比率的一般值为3（虽然在不正常情况下，如战争和萧条，比率会有相当明显的波动）。将储蓄一收入比率用数字衡量会产生另一个问题。通常认为南亚国家的贫困使储蓄一收入比无法与希望的增长率相符，一个假设性事例能够说明此过程。假设需要达到5%的总产出增长率，在资本一产出率为3的情况下，总储蓄与总收入的比率应为15%。我们有理由总结出：一个贫困国家要达到这个规模的国内储蓄量是不可能的，但肯定，一个低的比率——比如5%一一是可以达到的。到时南亚国家政府会向发达国家寻求帮助一一通过（政府、机构）拨款、贷款和直接投资——来弥补国内储蓄的短缺。最好的结果就是使这种指示性衡量标准达到希望的增长率水平。哈罗德一多马变量增长模型有很明确的用途（或滥用）。
但这些分析方法与南亚环境的融合度有多高？如总资本一产出比概念，甚至在发达国家，它的准确程度也很难衡量：惯例值3也绝非任意决定。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存量的增加和相应的产出的增加之间必然有着可预测的关联，即使在这方面量化的精确程度很难把握。当有新的投资时，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有合适技术的工人在有能力的管理者的带领下操作新的生产工具的可能性。
在西方国家，一般也不会有对支持性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通信设施和能源供应等——问题的担忧。在南亚国家，人们就没有理由如此自信了。在他们的社会中，资本的增加转换成产出的扩大还需经历很多其他过程，然而这些过程在以盛行的观念制度为指导的结构框架下是被强烈抵制的。
另一个原因可以说明将哈罗德一多马的思想方法融入对南亚经济的思考中的不合理性。它强调了一个因素，排斥了其他的所有因素，即资本的形成，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它也系统性地转移了人们对其他相关因素的关注。的确，南亚社会独特的社会性质——尤其是文化中的障碍阻止了经济的繁荣——
被抹掉了。由于有这些现实方面的因素，资本增长和产出增加之间就缺乏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稳定的、可预见的关联。我们可以确信，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可以不伴随新的资本形成，总资本存量的扩张也不必伴随产出的扩大。例如在印度，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一次有利的季风可以使总产出扩大（不利的则会使总产出减少），这就对总资本存量的变化几乎没有依赖性。
但在将西方总储蓄一收入比概念运用于南亚的时候也遇到了困难。哈罗德一多马构想预示了储蓄会导致扩大产出的投资，它还进一步预示了储蓄行为需要对当前消费的节制。后者在只能为人口中的大部分提供最低生活水平的贫穷国家是否值得提倡还存在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进行节制很可能会导致总产出的收缩。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消费水平的降低对人们营养、健康和身体活力有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一种制度性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缪达尔对南亚现实的了解使他拒绝了主流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太多的例子表明，很多对地区情况并不适用的规范性理论以成见的形式给人们造成了毒害。
《亚洲的戏剧》中，这部分的争论使用了否定的口吻，尽管缪达尔更认为那是一种观念性的清扫。但新的分析点在哪儿呢？他提出了寻找能够帮观念性蒙蔽者清除成见并可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性方法的呼吁。在序言中，他解释了这个方法的内涵。“这并不是‘松散思想’中的一种放任”，他写道：
一些墨守成规的经济学家很容易这样认为。相反，它强化了理论和观念与现实逻辑相符的需要……这两种方法都无法使一种制度性方法作为“定性术语”得到合理的诠释。如果有什么的话，就是这种方法使制度化经济学家对为他的理论提供精确定性和经验性测试的强迫欲望得到缓解。目标必须是追求实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因为比墨守成规的经济学家更具批判性，制度主义者常常会指责后者对精确定性的要求通常在逻辑基础上是毫无根据的。
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年轻的缪达尔是不会说出这些话的。他当时极力反对他所认为的制度化经济，还公开指责它是反理论的和鼓励松散思想的。
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化方法解释了《亚洲的戏剧》三卷中大多数内容。与《美国困境》相同，有非常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为了要披露事实并将它们放人适当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因此，在许多地方都有了殖民经历外的延伸性讨论，正在进行的独立运动也影响着即将掌握新的独立政府权利的人们的思想。这个背景也为地区自然资源的使用提供了清单式的依据，以及这些资源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外，还进一步讨论了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和前景，并附以有关健康和教育项目的数据来提高人口质量。
这种制度化手段的实用性在关于地区劳动力使用讨论的那章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要试图去掉西方关于劳动力分析的成见，并指出一个制度化主义者看问题的方式可以引出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太多的例子表明，试图为那些问题做出定义的经验型数据要么缺乏，要么有缺陷。但至少这种程序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结构分析来指导能激发对现实更好地理解的更进一步的研究。
在此提出的劳动力使用的观点可以分解成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劳动参与率，也就是在一年中的某时点上，工作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的关系。在这里需提到的一个重点是要将地区情况与那些典型西方国家做出对比。根据定义，劳动参与率在南亚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根据这种环境下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不同行为得出的。在发达国家，符合条件的劳动参与者一般集中在16—65岁和16—70岁之间。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有：强制性的义务教育，禁止雇用未成年劳动力的立法，政府补助养老金，法定退休年龄等、在南亚就没有类似的要求。在传统农业活动中，很小的孩子作为一些职责的承担者，如看管动物，成为了劳动的参与者。另外，综合教育机会的缺乏也是原因之一。在社会安全系统还未形成固定体系的情况下（大家庭除外），年老者会工作得更久方法还引入了对那些非参与者及其原因的调查，例如，性别、宗教和等级上的禁止，还有“高学历失业者”认为除了白领工作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有失尊严。
劳动力使用还需考察整体中的另外两方面：工作时间（即每天工作小时数和每年劳动天数）和劳动投入效率。一般来说，这些因素值会比西方国家低。在高度组织化的发达经济地区，其中大量劳动参与者被称作雇员，在那里工作时间由雇主进行合理的规范性设置并受政府规定的一周最大化工：作时间的规定约束。这种情况只在南亚少许经济地区得到复制。相反，大多数积极的劳动参与者都是由自己经营的家庭领导管理，不管是在传统农业领域还是在城市化地区的非正式部门。
例如，考虑一下农村的典型情况。尽管有些地区在这方面会有许多变化，但农村生活的规范模式是围绕着大地主处于金字塔顶端而没有地的农业工人在底层的形态组织的。农民处于两者之间，一些拥有小片土地自己耕作，还有许多是租地分成的佃农。由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环境下无法有效使用劳动力。能够不积极参与工作代表了那些人很高的社会地位或那样做至少能够负担得起。这种一般是大地主的写照——很多都是不参与工作的——他们靠收租为生。同时体力劳动者还被侮蔑。
这个系统下的困难不仅仅是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分成制——总产值通常被承租者和地主平分——会极大地降低劳动效率。
对土地使用期限没有保障的承租者会阻止产出的增加。他明白是地主而不是自己会得到这份利益，结果就是农产量遭受损失。
再想想非农村地区的非正式部门中的劳动力使用的自然情况。
这个范畴包含了相当多的行业，如小零售业，人力车和出租车服务，洗衣和清洁服务，垃圾收集处理，一些日用品的生产，以及在一些情况下的建筑工程。进入非正式部门很容易，这使其成为很多缺乏其他工作机会的工作者赖以生存之地。这里的劳动参与率和每天、月度、年度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很高，但工作效率会较低。西方国家对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一套观念还不足以有效把握这类问题。
经济政策思考的框架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结论：这些国家现代化工业领域的经济增长即使以可见的最快速度发展，也无法为在早中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人口增长可能会下降——特别是如果政府颁布了计划生育方案，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会急剧增多。但眼前所面临的情况是新生的非农产业无法为那些已存在领域扩张的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然而另一个考虑结合了经济政策目标讨论的背景——骨干队伍中缺乏人才和能够执行政府重大项目的廉洁的公仆。
缪达尔对工业领域就业问题的消极态度并不意味着不应发展工业化。工业化仍旧需要推进，但要现实地了解什么是可达到的，什么是不能达到的。当考量工业化发展前景的时候，他对新兴工业进入出口市场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这是好的愿望，但不太可能实现。维持新的生产商运营的高昂的启动费用很可能削弱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作为扩展工业化基础的方式更为可能。在国内拥有市场的产品通过建立国内的需求方式很容易被认可。然而实行这个战略需要一些针对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缪达尔随时准备提供此类帮助。
他重申了在《国际经济》中的观点。
这种方式对扩大工业化基础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至少能潜在地激发进一步的扩大化。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他再一次引入了曾在早期著作中论述的“波及效应”的观念。原则上，当新产业产生了对新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需求时，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激励因素。同时，用于新产业员工工资支付的收入会产生更进一步的需求刺激。但缪达尔对南亚环境下对“波及效应”期望过高发出了警告。有时他预计“这些影响会像低发展水平下的副产品一样弱”，因为现实的“供给弹性”很低。扩张的激励性因素很快就遇到了瓶颈，这在早期就降低了潜在的“波及效应”。对有效持续的传播阻碍更大的因素可以很容易地分类：技术性执行人员的供给不足，技术性劳动力的供给和流动不充分，获得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瓶颈，运输和能源系统的缺乏。政策制定者需要扫除这些困难。最终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但需要的是时间。
进一步分析工业化的影响还需观察它的“出口畸形发展效应”，也就是在以收入和就业为代价的前提下，新工厂的产出对曾经被其他国内生产商占领的市场的占领程度。这关心的是传统工匠们的命运，他们生产了相当多的？肖费品，尤其是纺织品。一个实例能够作为现代工厂部门日用品生产模式的指导，使其不与传统手工业进行直接的竞争。缪达尔这样认为：在不能为大多数工匠提供替代性就业的村子里，唯一可以改善他们命运也确实能够阻止他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的方法就是为他们尽可能多地提供市场保护，同时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
为传统农业制定政策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相对解决问题来说，限定问题的方向更容易。之前提到过，经济部门以大量实际劳动力的未充分利用为特征。但使用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扩展后的工业部门的方法不会使这个现象消失，正如之前讨论过的一种传统观点。相反，短期和中期的现代化工业有限的吸收能力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需要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人提供工作。要减少闲置——虽然不能保证这会发生——同时也要为更多的工人提供生产空间。
我们可以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采用提高产量的新农业技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化肥的使用增多，高产量、抗病种子的引进，扩大灌溉提高农业复种——所有的方法都能促进劳动力的利用和产量增加，提高生活水平。这是农业再教育中需要完成的主要的项目，而且还需一系列对已建立的制度和习惯的重大改革。其中，能够得到合理意义上的信贷可以使农民摆脱村中放债者的敲诈。农村交通系统需进一步改善，以便让增加的总产量能够确保进入市场。特别是种植业农民需要知道怎样占据先机并且告诉他们那样是值得的。
这是个苛求了——特别是在缪达尔考虑下的“重要性约束”下，也就是“在发展进程中严格限制为保护和指导农业提供指导技术。”他曾希望“传统阶级地位”——处于地主和承租人之间、种植业农民和没有耕地的劳动力之间——可能会在将农业部门向平等的方向带领的土地革命中瓦解。他认为这些阶级的存在是“对劳动力充分利用的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但是有些困难的是，他总结道，政治和行政资源都不能提供一个相当有效的土地改革，而更可能倾向于资本主义农业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抉择，允许和鼓励改革的耕地者获得其劳动的所有利益……这种政策建议，他坚持，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放任政策的妥协，相反，它是对现状的重要变革。目标需对高产有利——特别是准备革新的耕地者——
还要惩罚低产，后者是没工作的地主和不耕作的土地拥有者，这些人应该受到严重的税费处罚。他确实提出了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计划：在可征地中向无土地的人划分一小部分土地。这不指望会给农业产量带来极大的影响，而在于给无土地的人带来一点点尊严。
贯穿他对经济政策讨论的始终，缪达尔坚持认为，国家需积极做出努力来改善它们的自身状况，而不能够把制定的政策建立在外国会给它们援助的前提下。
最初西方的接受度
《亚洲的戏剧》出版于1968年3月。在经济学家中，褒贬不一。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巴洛夫——以支持用非传统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而出名——对此书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在《纽约时报书评》中他把这部著作称赞为“两个解释性政治经济的巅峰之一——它在这个充斥着传统现代化经济学家的广阔、贫瘠的平原上树立起一座巨塔，这些经济学家一度受到数学确定性、不适当一体化、非法的聚合、非完整记录的世俗现象以及自身地位的诱惑”（第二个“巅峰”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肯尼斯·鲍尔丁，美国经济联合会会长，将缪达尔描述为“世界顶尖社会科学家”并赞赏其工作。他赞许那些对“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认为发展要与技术同等，不能识别由传统、阶级结构，特别是存在的社会权利结构造成的障碍。这种观点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未得到充分认可，特别是在美国，这个观点还在不断地更新”。虽然他理解缪达尔所谓“软性国家”的意思——政府缺乏一种规则来确保政策的实施，但他关注一个现实，就是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时候是软性的：
比如，斯里兰卡对泰米尔人，印度对穆斯林教徒，巴基斯坦对印度教徒，印度尼西亚对中国人，缅甸对印度人。他总结说，坚持农业的至关重要性，以及至少在一代内无法预见工业化能够顾及多少迅速增长的劳动力的现实使我们对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现实有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定量的认识。
在《美国经济评论》中，乔治·罗森（当时在亚洲发展银行）认为缪达尔对套用西方模型和理念的批判是“有意义的”，但又说“在他对更制度化分析的强调中，他自己使用了传统的经济观点，以市场和价格系统为他自己的政策建议做基础”。罗森认为结局更让人沮丧。他关注提高出口以及“新技术特别是多品种种子带动农业产量提高”，并指出“这些技术突破在1968年著作出版时才开始产生影响”。哈尔马·明特，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这本书没有充分地描述“人口数量多密度大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与人口数量较少密度也较小的国家（如一些南亚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但这本书“为认识印度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进一步评论说：“许多缪达尔之前的经济学家批判隐蔽性失业，但缪达尔用一种很有用的对劳动力参与度、劳动时间、劳动效率的分析将这种批判更加系统化。”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评论家的评论也值得一提，约翰·菲斯，《哈珀杂志》
的编辑，认为缪达尔主要的观点论是不可否认的，凭这本书他可以再次改变历史。
然而并非所有人对这部书都保持热情。鲍尔代表伦敦经济学院对政府干预和经济问题的非市场性解决措施持怀疑态度。“尽管有别于其他研究发展的作者，”他写道，“缪达尔认为物质发展，包括明显的价值和行为的转变是依赖于国家行为的。他的这种方法的缺陷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比西方国家更甚，在这些国家，政府首先就是个可组合分配的利益。”鲍尔又总结道：
说到这本书，它其实更像一个巨大的手册，因此相对来说通俗易懂。大多部分是值得阅读的，一些部分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更多的部分可作为社会研究的目标，因其表现了政治最高权威对政治结果而非对真理的追求。
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斯塔夫·帕帕尼克也发表了消极的言论，他尤其抨击了缪达尔“对数字傲慢的忽略”。关于南亚国家农民无法像西方国家农民一样对价格信号做出回应的影响的陈述需要得到更深刻的细化和量化。需要关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比如，指出农民确实“倾向更有利的农作物即使那需要更多的工作”。更广泛的批评来自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一位匿名评论家。这个作者做出如下描述：如果要以花费时间长和耗费的资源多来评价一部书的伟大，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这部书花了十年，耗费了需要一个美国基金会才能承担的巨资（25万美元），这确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评论家的论述中，“缪达尔教授的方法最大的弱点是痴迷于对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思考。他几乎没有想过阻止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也没有想过是否‘陈旧的’制度和观念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可以作为发展进步的工具”。这种观点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院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体现。
特别提到印度——“一个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深远的文化底蕴和如此复杂社会体系的国家”——他批评研究没有充分地把握住其“原始性和精神活力”。“缪达尔看到的在时代错误的海洋中毫无目的地漂流的文明，”他写道，“实际上正在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革。”格尔兹承认“印度的很多制度是极度错误的——‘佃农制’、‘深闺制度’、‘婆罗门教’、‘阶级制度’以及印度小餐馆对质量的想法——毫无疑问这些都需要根本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必须意识到那不是简单的不合理，它们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解释了印度最危急的发展必要性之一——它们使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劳动岗位。”
一些亚洲的声音
大多数亚洲评论家在书中找到了一些批判之处，虽然他们的说法肯定不一致。克什娜·普拉喀什·古普塔，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的研究生候选人，不同意缪达尔对“亚洲价值观”做出“历史性的和理性的西方与非理性的东方”的评判。“他对‘前提’的解释，”她说道，“忽视了社会学家目前认可的亚洲制度形式实际上对发展是高度适应的。要是缪达尔研究了日本，他就会发现亲属关系、家长式统治和许多‘障碍’，不一定对经济发展不利。”在《由旬》（Yojana，印度政府信息广播机关报），记者雷曼什·塔帕批评这本书依赖“已过时的思想”并且没能充分考虑“印度正经受的农业变革”。而且，“没有考虑殖民地时期经济的一蹶不振就对国家的贫困进行探究……”他还指出，“要是缪达尔在他的证明中大胆一点，他就会细化殖民主义在为西方工业化带来所必需的盈余中的角色，他就会理解亚洲人认为视西方的援助为偿还债务……”塔帕总结道：“外国专家需要通过德里和北京来看世界，而不是伦敦、华盛顿或斯德哥尔摩。”
舒卡拉，新德里加米亚（Jamia Milia Islamic）大学教育学教授，抨击缪达尔在教育政策中的“民族优越感”。“他主要的问题，”舒卡拉说，“在于他接触的亚洲伙伴（或是引用的！）。他所有的资源和专业接触都来自在亚洲社会，特别是印度，那些掌握权力控制文化走势的受到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教育‘精英’。评论家能断定，这些人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发展模式的影响，但这不一定对他们有利。真正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就是社会团体间，现代和传统间，阶级和族群或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和财富分配模式的改变。缪达尔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想‘在现存社会框架下取得发展成就’。因此缪达尔不太可能对主导这个系统的受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过于批判。”
罗西特·塔华在发行于孟买的一本期刊上发表文章，反对书中一直表现出的悲观主义论调。正在进行着的改变让我们看到地区光明的前景。他评论道：“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规划者在将政策执行于项目时无视人性因素，或亚洲农业学家能力落后，以致无法跟他们就更好的农业技术的利处进行交流，更别说对农业投资的印象是不对的。”悲观主义还受到了维格尔的反对，他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自我变革的国家特征的主要弹性可能再次恢复。对这个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一些亚洲的主要城市看出，在这些城市中，工业产业劳动力和城市社会无暇顾及宗教禁忌和阶级标准的迷信习惯。这相对来说也能说明一些思想上的变化”。他承认缪达尔对“软性国家”的描述，但坚持这种现象需要另作解释：“在殖民时代形成了一种对不同政权深深的憎恶和不合作。”另外，他认为缪达尔的“政治理解”不可信，因为那似乎“被美国对印度采取的家长式的外交政策紧紧笼罩”。
最有意思的是马哈拉诺比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建设师，强调重工业的优先性（他的工作在《亚洲的戏剧》中一直是被批判的目标）。他认同这本书对官僚政治的延期和腐败问题的讨论（尽管他认为跟其他国家相比，后者在印度并不普遍）。但他认为对印度技术性规划的批评是误解。第二个五年计划（1955—
1960年）不能因没有进行长远考虑而受到指责。他坚持“国内机械制造业建立工厂生产肥料的策略就是在进行了长远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印度不再是停滞的……在印度已经起步的工业增长很可能会带来要素的增长，尽管会很慢，仍有助于印度社会的现代化”。他以一段令人尊敬的话结束了长篇评论：“我已经诚实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这是我能够向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致以崇高敬意的唯一方式。他凭借高度的理智并怀揣着对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南亚的贫困和滞后的同情完成了这部著作。”
重访《亚洲的戏剧》
《亚洲的戏剧》出版大概十五年后，应世界银行的邀请，缪达尔为一卷纪念发展经济学先驱的书撰写文章，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他重申了制度研究暴露了在发达国家框架下形成的分析理念在欠发达国家现实中的不可靠性和不适用性。他深信为获得急速发展，通过平等主义变革来提高穷人的消费水平比提高国民生产效率更有效。但他承认，正因当初对发达国家流入欠发达国家的财政援助的绝对支持受到“不断加剧的良知的责备”，他仍然支持援助，但呼吁对流动方式进行仔细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因为他发现统治这些地区的政府高官们越来越脱离人民的需要。
在他看来，“工业项目，特别是大项目需要持续发展”。他唯一支持的发展援助就是“在目前状况下，需要以最小花销和最简单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率，提供卫生设施，提高使用率，广泛提供清洁用水，至少尽可能地改善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健康状况，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此外，援助方政府不能让接收方百依百顺，但应该坚持监督资源的利用。
2002年，保罗·史翠登和爱迪尔·马利克做了更进一步的二次研究。在他们看来，缪达尔对“软性国家”的批判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它看到了广泛的逃税现象。腐败——缪达尔开创了对它的学术性讨论——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扭曲了资源分配，降低了潜在增长率。书中对将传统的西方分析论用于南亚的不恰当性的批判仍然保持高度的关联性。因此他坚持农业的重要性不能被受到先进行工业化的偏见的导向的政策所掩盖。接下来的几十年仍有很多需要作的研究。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南亚国家就有很多看得见的大变化，特别是在受关注的现代化地区。在印度，信息技术的改革为电脑编程师提供了可观的工作。通讯的高科技也为像曼谷这样的城市带来了富裕，在这里，先进的、训练有素的工作者操控信息技术并和相当多的卓越的美国合作商合作。这种发展在上述时期是无法想象的。不仅因为那时所需技术匮乏，还因为这类服务被认为不能够进行国际性交换。
虽然有一些显著的转变，一个根本的事实仍然存在。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仍旧处于劳动力远未得到充分利用且挣扎在贫困水平的农业系统中。比如说印度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绿色革命曾照亮了前途，但只是完成了粮食的自我供给。到了2006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个可能的相似情况？
缪达尔总认为自己是启蒙教育下的孩子。对合理性的赞颂在其学术生涯中是一个很吸引他的东西。这使他和那些最初使启蒙教育形成的哲学奠基者相类似。詹姆斯·米尔（1773—1836年）也赞同启蒙教育。现在他或许是作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父亲为人所熟知，这对他来说不公平。在工作时期，他与大卫·理查多和杰瑞米·本瑟姆都有紧密的工作关系。他写了一本很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书，里面首次出现了后来被称作“萨伊定律”的“市场定律”。此外，他还谈到了印度，后来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行政管理。
米尔的三卷《英属印度历史》于1817年问世。完成这部著作花了他十年的时间——远比他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的预期长（应该指出，当时的英属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米尔从来没有踏上过这里，但这并不能成为这个项目研究的条件限制。在他看来，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有非常渊博的人类本性定律的学识”和“人类社会的原则”。
有意思的是这位启蒙学者对印度社会的解释。他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粗鲁的”和颓废的印度社会状况态度尤其苛刻（他对穆斯林社会特别同情，毕竟对理性数学定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印度社会和制度是建立在不可控制的迷信上的。他在对阶级系统的控告中非常讽刺地将其描述为“那种能够比任何其他制度对人类善良的本性造成更大破坏的制度，虽然其他制度产生了任性和自私”。他又说：“在任何国家能够发现存在的最不合理的农业生产习惯在印度都能找到。”他甚至对被西方人广泛崇尚的纺织技术持消极态度。对米尔来说，印度纺织业的强大不算什么。他认为这种手工是一种惯有的职业，“因此与他明显的倾向是一致的”。此外，那并不需要太多体力。对此他非常保守，生产率越高，要求的劳动力供给越少。
虽然米尔在19世纪早期描述的英属印度和《亚洲的戏剧》中关注的次大陆有明显的改变，但以一种开明的方式思考，两者仍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持续性。在完成了大量研究工作后，米尔成为了为英属印度做经济政策规划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继承了他的位置）。缪达尔对他们在这方面采取的行为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提议使用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作为英属印度的土地租赁基础并在部分地区实现。这是对最新西方经济理论的盗用，在《亚洲的戏剧》中是被公开抨击的。
此外，缪达尔对民主价值的坚持与米尔父子（他们是专制的家长式统治的推崇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