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这本书的准备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甚至超过了缪达尔之前长期从事的、多面精通的工作，格外引人注意。特别是在美国，那些完全忽略了缪达尔在经济领域的基础成就的人至今仍把他与这本书等同起来。
这本书规模很大，差不多共有1500页（包括10页附录），用来完成这本书的花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中破纪录地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万美元（其价值大约10倍于21世纪初同等数量的一笔钱）。这本书有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少数可以改变历史航向的著作之一。即使如此，在著作此书时，这个计划是否可以完成也是前途未卜的。
背景
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卡内基公司的高职官员，这个公司由“垄断”时代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创立于1911年。在安德鲁·卡内基看来，极其富有是不道德的事情，慈善机构应负责“促进进步和传播知识”，这种责任可以灵活理解。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可能都把卡内基的慷慨大方同他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图书馆的资助联系起来。这个公司活跃于很多领域，包括为美国黑人和非洲土著居民的利益而提供专款。例如，它定期为美国南部服务于黑人的教育机构提供专款资金。此外，这个公司还认购了由哈雷勋爵写的《非洲调查》这本很重要的书，哈雷勋爵是英属印度中已退休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本书出版于1938年，是一项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南非联邦生活的“困苦的白人”的生活环境的研究。但是，到2（）世纪30年代末，公司的高层中对公司应建立何种指导以使将来的决策者能提升美国的种族关系产生了分歧。
在这件事上对专家指导的需要首先在1937年由牛顿·D。贝克表达出来，他是卡内基公司一个思想独立的理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定期地担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战时秘书，之前还担任过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市长一职。在某些方面，贝克不可能是用来提高美国黑人福利的计划的拥护者。作为美国内战中南部联盟骑兵军官的儿子，他在南方长大，他对种族事件的想法仍因一些当时该地区的种族态度的印记而招人厌恶。但是，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国家面临着潜在的爆发性种族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大萧条和美国黑人从南方农场向北方城市的加速迁徙更加恶化。在他的努力下，卡内基公司决定及时地进行一项专业研究来使决策者了解这一敏感事件。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问题，专家学者因其不同的观点而区分开来。一个深受布克·T。华盛顿（塔斯克基学院的创建者）影响的学派认为对黑人的教育应聚焦于职业化和实用化，而对南方公司机构禁止黑人参与的工作不应提供任何培训；另一方面，w。E。B。杜·博伊斯——第一个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黑人——的追随者坚信黑人应该获得同白人相同的教育机会。
那么，应该聘任谁来肩负这项工作呢？在早期阶段，美国学者首先被排除在外。不管对错，这样做到底公正一些，毕竟在这件事上，美国人或许缺少足够的客观（这个决定也意味着对首席调查人员究竟是黑人还是白人的争论开始了）。理事们很严肃地考虑对殖民地的事情极富经验的两个外国人：英国的哈雷勋爵，他曾经主笔《非洲调查》这本值得称赞的书；另一个是亨德里克·穆伍，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很有名望的殖民管理者。罗伊·哈罗德的名字也有被提到，他是牛津基督学堂的一名经济学家，不过在这场角逐中他好像没什么竞争力。经卡内基公司商议，美国人决定作出一个极大的破例来任命一个来自有过皇室系统国家的外国人来担当。猎头们于是将目光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
在这种条件下，缪达尔的名字跃人他们的眼帘。种族问题与他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这种清白之身却成为了他的优势。很明显，他很年轻，而且作为学者来说，他的著作表现出给人印象深刻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都使他不容易犯错误。作为瑞典国会中的一员，他拥有关于这项任命的实用政治学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他被认为是瑞典福利体制的首要建设者，这也被计人对他的支持之中。
缪达尔被比尔兹利·鲁姆尔提名，后者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院院长，并在缪达尔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会员而逗留美国时会见过他。不仅如此，缪达尔在1929～1930年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会员时已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方面有了很多认识。
到1937年为止，鲁姆尔已结束其学院生涯而接受企业界的高级任命，但他仍保留着作为一个活跃的人才发掘者而为不同领域的新的代理机构和基础建设推荐人才的兴趣。鲁姆尔的主张被慎重考虑。他对缪达尔的拥护已足以说服作为卡内基财团主席的弗雷德里克·P。凯珀尔对缪达尔进行任命。在1937年夏末，凯珀尔提议由缪达尔来主导“一个对美国黑人的综合研究，并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现象采取整体的、客观的以及冷静的方式进行。应邀请一个人能在总体上负责这项研究，并管理其他共事的人员。这些人都是美国人，是人类学、经济学、涉及这个问题的教育方面和社会方面以及公共健康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家”。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让人惊奇的是最初缪达尔拒绝了这个邀请。进一步来说，他明显认为接受这个邀请将危及他在瑞典政界的雄心壮志。到1938年春天，在鲁姆尔访问斯德哥尔摩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从心底的改变。于是，他同意主导这项研究，并于1938年9月初到达美国着手开始工作。
准备工作：阶段I
在凯珀尔的建议之下，缪达尔开始对美国南部做大范围的访问。理查德·斯特纳和杰克逊·戴维斯陪同缪达尔进行访问调查。
理查德·斯特纳是一个瑞典的统计学家（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而杰克逊·戴维斯则是一个思想公平的南方人。这次远征不仅仅是在市政厅和郡政府所在地游览一番，正如缪达尔所述：“我们和不同领域的大多数的黑人和白人领袖建立了联系；拜访综合大学、学院、教堂、不同的组织和团体机构以及工厂和种植园；与警察、教师、传教士、政客、记者、农业学家、工人、小佃农交谈，事实上，我们同各式各样的人，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交谈……”黑人开的殡仪馆是特别有用的会话场所。在这个行业中，黑人占有垄断地位，不必担心来自南部白人的竞争。而且，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这个行业也超越了美国南部公司的范畴。
缪达尔为他所见的美国南部的“黑鬼”世界所震惊，并对他正着手分析的问题的尺度有了一种冷静的理解，带着这种理解他回到纽约卡内基公司总部。
他写信给凯珀尔，建议由委员会中的一个南方白人、一个北方白人和一个黑人共同组成一个小组与他一起准备最终的研究报告。
凯珀尔不接受这个提议，那样的话，这项工作的成果将带有由委员会制造的文档的印记。这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的主管认为需要的专家级的帮助将被否认。核心成员确定下来了，包括理查德·
斯特纳、拉尔夫·J。班克（黑人，拥有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政治学学者，现工作于哈佛大学）、盖伊·B。约翰逊（白人，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社会学家）、保罗·H。诺冠（哈佛大学培训的经济学家）和多克赛·维克森（黑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因背景专论而受到委托的组织的成员一一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来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种族关系方面的领导性团队。这个计划的范畴拥有惊人的主题，包括对黑人教堂和协会的调查、对黑人建康、黑人家庭、黑人与犯罪、黑人新闻、美国黑人的消遣和娱乐、黑人的人口运动以及在建立于黑人社会的社会分层上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查。总而言之，大约15000页打印材料在进行阶段提交出来了，许多专著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的。在所有助手中，缪达尔与班克建立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他们两个在前往美国南部地区寻求事实的旅途上结伴而行，在此过程中，当他们由种族隔离主义者陪同时，出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间。对班克来说，即使他打听到缪达尔的老板因为他对工作进程的严苛而被缪达尔认为是“瑞典的奴隶主”，他仍很是钦佩缪达尔。
这项委托研究在大范围类似研究课题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这一阶段，缪达尔并不满意，因为一个形成最终研究构架的主题尚未出现。不过，调查者间几乎一致认同控制黑人混乱情况的基本要素是其困苦的经济条件。这就暗示着，如果这部分人口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转变，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产生实质性的进步。同时，这种转变可以完成的前景又因为利用区别对待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的障碍而变得暗淡无光。然而，如果美国政体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排除那些阻碍进步的樊篱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1940年的氛围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德国1940年春天入侵丹麦和挪威对卡内基公司的研究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打断。纲纳·缪达尔和他的妻子埃娃都相信在这种紧张的时局下，他们的祖国是很安全的（当时人们似乎坚信他们的祖国将是纳粹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弗雷德里克·凯珀尔也赞同这一点。萨缪尔·斯托佛将在缪达尔不在时全权代理指挥者这一职位。人们对这个正在进行的调查能否完成存有很大的疑虑。
在瑞典的一段高产的间歇期
一返回瑞典，缪达尔夫妇就发现他们的祖国正遭受着非常严重的道德挫伤。自然，瑞典以一个被占领国的身份免于参战，但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神代价。瑞典政府屈从于纳粹战争机器，同意德国军队取道瑞典（在行军过程中穿越瑞典国土）以到达挪威。
虽然没有谁会相信瑞典军队的反抗能改写日后的结局，但瑞典在德国入侵占领自己的友好邻邦的过程中的共谋行径实在算不得崇高。在缪达尔夫妇看来，他们的祖国似乎失去了应有的风度。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受到限制，因为怕对纳粹政权的公开指责会激起德国的攻击。瑞典传统中宝贵的国民自由思想，即使没能全部丧失也大打折扣。缪达尔夫妻共同选择用笔表达出他们对此的关注。其结果即是一本名为《与美国的联系》的书诞生了，并成为1941年瑞典最畅销的书。
尽管仍不完美，他们说道，美国已发展出了一种“信仰”，可以证明开明的政治价值观的完善，这在与美国人的对话中很明显，无论对方是知识分子还是不同肤色的普通大众。这信仰的主旨正是对美国《独立宣言》和肯定了一切都公平公正、“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宪法在语言上的具体化。缪达尔夫妇知道美国的现实，尤其在种族关系方面，还达不到完美的状态。虽然如此，他们在各方面与美国的接触使人们相信这种信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它广泛地受到敬重，即使是南部，种族主义者对此也崇敬有加，虽然他们的行为与之相矛盾。他们写道：“在我们看来，美国理想是整个大陆民主的联合力量。”
为特别阐明种族关系之中的问题，他们写道：
黑人问题，就像其他所有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样，是美国的核心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国家意识形态和从中分离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两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美国，这其中的分歧正反映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道德和社会发展。
这些话写在一份文件的背景介绍中，用来给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下的瑞典指引方向。同时，这也有助于形成主体概念说明。随后，成为了构建卡内基公司研究的中心内容。
缪达尔夫妻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坚信“道德思想才能真正地体现社会的力量，虽然不幸的是，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永远是最强的”。同时，他们责备美国社会经济学家低估了道德思想的力量。缪达尔认为这种情况可以作如下解释：“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内，一种对历史的极端唯物主义在上一个时代中占据了优势。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趋势是最值得质疑的一个侧面，尤其在其他的可区分的、优秀的社会调查之中。它作为早期片面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基本道德反应而发源，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是部长们和社会改良者的作品。它自由发展，尤其是在萨姆纳和芝加哥学派带有极大怀疑的对所有包含道德的讨论的研究中。”
沃尔特·A。杰克逊很好地总结概括了《与美国的联系》一书的内在目的：
这是一本反抗性质的书，用来说服瑞典的读者——希特勒自吹自擂的“欧洲新秩序”的成功并非必然。美国当时并未参战，它被描绘为已被占领的欧洲的希望。他们试图使瑞典人民更多地意识到他们民主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失败主义和默许纳粹统治欧洲的反对势力。
但是，正如杰克逊更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与美国的联系》也服务于一个附加的目的，它产生了一种构想，以形成对美国黑人问题研究的概念构造。
起草终期调查报告
德国占领瑞典这件事没有成为现实，1941年3月缪达尔决定返回美国，重新开始卡内基公司的调查工作。理查德·斯特纳也加入了他们，他是一个统计学家，1938年与缪达尔一起从瑞典来，从一开始就被这个项目吸引住了。其后不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天才毕业生阿诺德·罗斯也加入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了，他们共同经历这一切直到项目完成。撰写工作的最后阶段是在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
在最初阶段结束时所缺乏的统一的观点现在明确了。中心思想在题目中就已标明——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对文字的选择也纳入根本问题之中，这个根本问题就是“美国信条”的理想状态和可观察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分离。毋庸置疑，这将是一个特殊的美国的问题。类似的论证路线，当然还不适合在例如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南非民族主义政党占主要统治地位时对南非民族压迫的讨论。在种族隔离政策十分严重的时期，官方发布的正统说法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惯例之间没有任何分歧。
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深入洞悉，缪达尔已在《与美国的联系》
中详细表达了。这也产生了一种新颖而有活力的情绪。他对美国“两难”的本质特点的描述和他1932年判断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形势时提出的构想之间是有联系的。而后，他提及瑞典在经济危机时期面临的“两难境地”，并将之描述为一个“道德问题”（在此场合下，这种两难境地涉及将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的社会福利项目与20世纪30年代所需的干涉主义政策相结合）。这一系列思想与这本书开放部分的题目“美国困境：黑人问题正是道德问题”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美国困境》的读者在对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的把握上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在原文中，它们用斜体字表示出来。在序言中，缪达尔写道：
美国的黑人问题是美国的心腹大患……这本书的题目中涉及到的“美国困境”是一种存在于两种价值观之间的狂暴冲突，一方面，是维持在总体水平上的价值观，即使我们所说的“美国信条”，美国人的思考、说话和行为的方式均受这种全国性的基督戒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个人和地方利益层面的个人和组织水平上的价值观；经济上、社会上和性别上的歧视；对团体威望和服从的观念；对特殊人士或典型人士的群体歧视；以及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欲望、冲动和习惯，均支配着其未来。
一种内部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理想状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局势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改变的契机。讨论的主线增强了结论，在作者自序中以斜体字表示出来：“不仅是已存在的重建工作，还有很多理由都要求在美国种族关系上出现一些根本性的改芟，这些改变也将与美国理想状态的发展有关。”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美国，正是以北方城市里丑陋的种族暴乱为标志的，这种对未来的估计真是苍白无力的。而且，它的走向与大多数美国种族关系的专家所认为的相反。
缪达尔的预见未曾受到任何自己以前的经济学著作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影响。他在《美国困境》的方法附录中详细说明了这种联系。评估其对社会调查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已成为他所坚持的理论上全神贯注的事。他已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一书中提出了这些论题的方向。接着他说到价值一自亩经济在其为固存于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包袱所净化以后，是可以达到的。当他回到自己在《美国困境》中的主题时，差异出现了。随后，他相信在社会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价值观判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研究者必须清楚地声明其研究的价值。但也不尽然，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无权随意引导价值观。缪达尔坚持认为：“价值观的建设应由与正在研究之下的文化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尺度来衡量。”为了达到对美国黑人进行研究的这个目的，他认为适当形成自己体系的价值观实际是不言而喻的，那是“美国信条”的理想化状态，他确信，对它们符合“美国社会现实的美德是没有任何挑战的”。
《美国困境》所传达的信息受“累积效应”的原理影响，这是一个从维克塞尔那里吸收过来的概念，缪达尔将这个概念用于他自己的《货币均衡论》以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货币均衡论》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二年，即1932年就再版了。其最重要的论述，与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的教义相反，主张从一种平衡内部出现的扰乱，是不能用来刺激恢复原有平衡的补偿性反应的。相反，这种扰乱也许会产生有益的改变，使整个体系从原来的位置向前更进一步。当明晰了每个种族关系研究中的概念之后，缪达尔做如下说明：“我们假定黑人的生活条件比白人低很多……一方面，黑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来自白人的歧视而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白人歧视黑人的原因也有一部分依据其生活条件。黑人的贫穷、无知、迷信、住所脏乱、不健康、肮脏的外表、无礼的举动以及与犯罪挂钩的坏名声，这一切都使白人厌恶他们。”此外，他还提醒道，黑人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综合的实体”，为多种复合的可变因素所影响。“工作”、“工资”、“住房”、“营养”、“健康”、“教育”等均包含其中。这些可变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改变都将影响其他因素。例如，“在工作中升迁将导致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提高，健康、教育、礼仪和遵纪守法的观念也都会提高，反之亦然；比较好的教育可增加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反之亦然；这种可变因素贯穿我们的整个体系”。考虑到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这些因素中的任意一个发生改变，无论那是怎样发生的，这种改变都会反反复复地作用于各个因素之间，而在整体上产生一种累积的效果，使整个体系随机地移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这种累积效果当然可以作用于两种形式：“恶性循环”或者“良性循环”。
缪达尔预测美国黑人部分取得进步的前景是乐观的，这种考虑的范围为此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在民族意识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局势中，“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会产生一种寻求改变的动力。关键在于缪达尔对道德思想一定会起作用的信条对国民意识的影响，一旦在积极方面完成一个改变，这种累积效果将提供达成更大成就的动力。
百科全书般的《美国困境》
缪达尔对“美国信条”内在推动力的分析是这本书的重大价值之一，但是这部书首先出版的两卷传递了更多。原稿充实的主体部分记录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的详细信息，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逐步发展，以及影响黑人生活水平的因素的统计资料。很多史实均出自这个研究第一阶段受命准备的专题著作。
原文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不是以以往的调查所发现的不同人种之间的认知特点发展起来的。缪达尔将此认作是“歧视的次序”。至于南方白人所关注的，歧视的先后次序如下：
1.对涉及白人女子的异族婚姻和性交往的限制；
2.私人事务中的规矩和歧视，诸如阻止一起跳舞、沐浴、吃饭、饮酒的限制；
3.公共场所中的种族隔离，例如学校里、教堂里以及交通工具上；
4.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
5.在法庭上的歧视，比如说警察的歧视；
6.在购买土地、得到工作和信用方面的歧视。
缪达尔发现，对黑人的歧视的顺序“与白人的几乎平行但恰好相反”。这样，他们最为优先考虑的事中就首先排除了在经济机会上的歧视，其次即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接下来是投票选举的权利，以及在学校中的发展。性别上不存在歧视真是“任重道远而且让人质疑是否有用”。这项发现中也有乐观的方面，这至少有可能暗示着当一件事是白人最漠视，黑人却最在意的时候，便有谈判协商的基础了。
正如缪达尔在这部作品的序言中指出的一样，从脚注中就可以看出他受惠于专题著作的撰稿人。拉尔夫·班克比其他的作者更经常被引用。他在南部定期进行的现场调查工作，使他自己经常暴露于极大的个人风险中，这些调查工作被广泛引用。他对剥夺黑人权利的隐蔽方法的深入研究有着极特殊的价值。缪达尔给班克以高度评价，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研究人员，也把他当成朋友。然而，他们两个从未在黑人政治权利方向上直视彼此。班克认为黑人天生的同盟者是白人工人阶级，而且，他们应该在经济地位及利益方面达成共识，缪达尔彻底抵制关于这个问题主线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这令人想起他在写《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时，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无用的思想体系而抛之脑后的方法。通过与中等或高等阶级中因“美国信条”中描述的价值观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差距而良心不安的白人联盟，黑人最美好的愿望大有实现的可能。
《美国困境》结尾的章节中反映了作者关于适时提高美国黑人地位的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加强了这件事情的迫切性，美国的领导阶级应是整个世界的引路人，于是缪达尔写道：
如果正处于实践过程中的美国可以给世界呈现一种进步的趋势，黑人可以藉此最终融入现代民主之中，那么，全人类都将重获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和平、进步和秩序都是可实现的，而美国将拥有几倍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精神力量——一种为全世界的善良的人们都信赖且支持的力量。美国可选择是让黑人继续成为其包袱，还是还之自由。
当完成了原稿的主体部分后，缪达尔和斯特纳回到瑞典。书中仍有缺憾需要填补，而阿诺德·罗斯正负责完成它们。缪达尔给他下了一个断然的指令，这本书的最后一个词必须是“启蒙运动”。在已彻底调查了如此之多有深度的社会困难的条件下，他认为用一种积极的口气结束全书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确实如此，最后一段如下：
为这项永无止境的社会重建工作找一种实用的准则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世界范围的大灾难给我们的进程设置了巨大的困难，甚至会彻底粉碎我们的自信心，然而，在如今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有了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比从启蒙运动算起的任何信任都强。
初期接受程度
《美国困境》出版于1944年1月。也许有人期盼这件事（《美国困境》的出版）会与卡内基公司精心安排的宣传活动相伴而来，但这并没有发生。一些原因可以解释这种表面上的失误。弗雷德里克·凯珀尔先是因为在华盛顿政府的任职而从卡内基公司总裁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在1943年他的去世更将大多数热情的内部支持者带走了。他在领导慈善事业方面的成功比不上对这个项目的彻底投入。而且，他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这样一部在战时关于敏感的种族问题方面的社会评论的大规模文献可能使他们面临一些潜在的尴尬。他们也已选择了一种低姿态，因为最终产物与卡内基公司最初的设想之间差了几光年的距离，卡内基公司的最初设想是为支持黑人进步的决策者提供划分优先级别方面的帮助。
不言而喻，《美国困境》并不符合这一目的。
在1944年早些时候，《美国困境》在大众传媒界赢得了一片热烈的喝彩。例如，《纽约先驱论坛》和《时代周刊》将缪达尔与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莱斯放在同一级别。他们都是外国人，而且都对美国社会有着特别敏锐的评论。这确实是精选的组合。类似的赞誉也回响于美国新教徒的首席祭司长、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支持中，而他正急于将这本书用作一个由教堂发起的研究小组的课本。它（《美国困境》这本书）也为当时的美国知识分子领袖所接纳，例如E。富兰克林·弗雷泽和w。E。B。杜·博伊斯为缪达尔对种族分离和歧视的攻击而喝彩。开明的南方白人在这本书中看到了问题，尤其是他们认为作者误解了南部的历史和文化，但他们的批评在总体上却是柔和的。缪达尔几乎——但非完全——自由地通过了南部种族隔离问题。例如，密西西比喜欢以种族问题为饵的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攻击他，说他在暗示如果社会由“混合生育”构成那情形将会更好；否则，种族主义者的中坚分子就沉默了（缪达尔将结局认为是一种种族隔离主义者都不读厚重的学术书籍的征兆）。回顾这次学术评论，大部分都是友好的。然而，这个国家中有种族问题方面专业知识的一流社会科学家几乎都没有参与到这次公开讨论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失去了最基本的评论家的资格，他们曾在项目初期出现在卡内基公司的工资表上。
或许最尖锐的负面批评来自一名曾是缪达尔研究的可靠的追随者的笔下。多克赛·维克森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在较早的专题性时期完成了《美国教育中的黑人》的一部分。然而维克森很少提到为《美国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作序言时的工作。他把这本书描述为“狂热的”而且“危险的”。他写到这项研究在“自抬身价”（这还真是一个不怎么好的攻击，由于对学术用语的选择，卡内基是一个“公司”，但它这种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含义明显是不对的）。他责备那些用“不朽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来描述这本书的评论家，他坚持认为黑人问题并不像缪达尔所坚持的，是一个“道德”问题；相反，对黑人的压迫是美国经济“十足的追求物质和利益的核心”的副产品。这个论题在赫伯特·阿普特克所写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文章中得到了证实。之前，维克森已经介绍了很多他写的宣传短文了。阿普特克总结道：“黑人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的，而非道德的问题。对美国黑人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建立其上的随之而生的偏见，都存在且为大家所坚持，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美国人的财产权益都是有利且有用的。”缪达尔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反对，以及他对道德既是一种真正的自治又有改变事物的力量这件事的坚持，都使他成为意识形态上左派攻击的最明显的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美国困境》成了种族问题上自由主义正统说法的圣经。它为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一案的判决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持。这项判决认定在有税收支持的学校（非私立学校）中种族隔离是违反宪法的。《美国困境》在此案中被引用，用来阐明法庭通过的一致决定的基本理由。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出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学体系中，在20世纪这还是头一次，不用说，这个案子占据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缪达尔的心性在美国联邦政府法庭早期的判定中也可以探查到。对《美国困境》的延伸引用也出现在一些案子的关键部分，这些案子击溃了南方各省候选人全是白人的制度和在州际铁路的餐车上的种族隔离。
美国联邦政府法庭的行为引起了南方腹地对这本书的关注。例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0.伊斯特兰发表了长篇攻击性演说，指责这本书是由一个“对美国南方黑人问题一无所知”却被“外来思想”驱使的作者写成的，和那些与共产主义阵营活动有关的人一起完成的（正如多克塞·维克森所注意的，日后要对这些事负责任了）。伊斯特兰说，联邦最高法院被“洗脑”了，而南方没有义务服从它的决定。然而，伊斯特兰的争辩在南方腹地之外没什么效果。
在1962年为出版20周年的纪念刊而准备的序言中，缪达尔表达了一种暗自庆幸。他注意到了他对1944.年“美国种族关系根本性的改变，涉及到对美国理想状态的发展的改变”的推动作用。
于是，他补充道：
在当时，对这个论断，我没从任何同时代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文献中找到支持，同样我也不认为自己能从当时工作于种族关系领域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得到支持，他们的想法大体上是停滞不前的、宿命的；更常见的是，他们对这个民族出现在道德、思想体系和政治力量上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评价。一个学生，如果他的预测经常是错的，那当他对一件事情做出正确判断的时候，他以前的过错也会得到原谅。
哈佛大学的欧斯卡·汉德林很欢迎这次以“一本改变了美国生活的书”为评论的书重新发行，并评论道：“它对美国黑人问题的分析方法，对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磁石，对政治组织则是催化剂。”
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这个项目的满意感似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但《美国困境》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对种族隔离学校的邪恶势力的判决，它的论点也与民权运动的关键人物的想法紧密契合。它的精神似乎被具体化了，例如，在小马丁。路德·金的激进主义中、在罗莎·帕克斯身上，在所有种族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身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20世纪70年代的突变《美国困境》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黑人渴望进入美国主流，而一旦种族歧视的藩篱被拆除，他们也会这样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候，当美国黑人不再理睬美国主流文化时，以这个中心为前提的效力似乎不那么明显了。这种挑战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头条地位，比如说，通过黑人穆斯林领袖的演讲和杰出的且有很高关注度的黑人运动员的行为：世界重量级拳王将他的名字从卡西乌斯·克莱改为了穆罕默德·阿里；篮球梦之队的选手从路易斯·阿尔新多变成了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
奥运径赛冠军在胜利的领奖台上接受奖牌时举起紧握的拳头。
在《美国困境》里，缪达尔已经意识到了黑人文化同显著的白人社会的分歧状况了，但他仍然争论道：
即使是离美国文化最远的运动也可在其文化中找到根源。
黑人的民族自尊和自傲加强了他们对白人优势的抵制。事实上，所有的分歧都在于，美国黑人文化并非独立于美国主体文化之外，它只是美国主题文化的扭曲的发展方式或病态的状况。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本书在语言上充满了贬低之词，认为黑人文化没有自身价值。
1944年，拉尔夫·埃里森（创作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小说——
《看不见的人》）写了一份关于《美国困境》的评论，他说：
缪达尔把黑人文化和其个人品质仅仅看做是一次“社会病变”的副产品。就这样，他假定“美国的黑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应为美国文化所同化，以获得让占优势的美国白人尊敬的特征”。他承认，这包含一个价值取向的前提，即“这是在美国，美国文化在务实的意识上有最高的地位……”这除了暗示黑人文化不是美国文化以外，还认定黑人不应期盼除了白人认为好的以外的任何东西。但在“务实的意识”里，诽谤、好莱坞、追时髦以及无线电中的广告都是“比较高等的”文化，而黑人或许会问：“如果我的文化是病态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拿它换这些？”
这份评论写于1944年，但埃里森决定20年以后再出版。1966年，埃里森又一次获得了关注，于是，他说：
我保卫亚文化，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它对我来说很宝贵，因为我相信它是总体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贡献的一部分。
我不想否定这些。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不如扔掉我的打字机去当社会学家……我希望我们可以省掉这种乞求进入某个领域的想法。主流在于自己。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于我，即使我是个黑人，因为我比许多白人作家都具有更多的马克·吐温的特质。
埃里森成功地确定了缪达尔观点的不足之处。例如，尊敬爵士乐，而缪达尔是个音乐盲。
然而在1970年及以后，另一种观点给《美国困境》的修正主义读者留下了印象。特别是人们质疑缪达尔是否夸大了“美国信条”在民族意识方面的作用。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的创作受到了围绕它的诞生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刚结束时“美国信条”有很大的作用，他所体现的模范作用站在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缪达尔对“美国信条”的活力的描述抓住了那个时代民族情绪的显著特征。但是，这种情绪是否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昌盛起来仍是不确定的。随后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越南战争、其后的伊拉克战争和水门事件，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一般大众对开国元勋所描绘的公民信仰的救赎能力的信心。
对缪达尔而言，他维持着自己对“美国信条”的力量所拥有的信心。他随后认为这个国度将是他的第二个家，他将直言不讳地评论其政府的愚蠢。当他责难美国20世纪50年代对东西方贸易的政策时，以及当他更强有力地抨击越南战争时，就是这样的。
“水门事件”曝光以后，国家的道德理所当然地处于一个低谷，他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一个为《今日健康》（美国药物学会的机关报）工作的记者。对“水门事件”的反应正“强调了美国的民主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美国，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体制不再掩饰水门事件时，它就会起作用了——事实上，会大有作用”。当被问到对这个现象的深入评论时，他说：“这是一种转变，真的，而且转变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某个时候，你可以错得非常非常离谱，但是之后，你也可以一夜之间改过自新……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做了比美国更好的准备来转变其政体。”他通过如下说法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将仍然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谢天谢地，从今以后，它还会更为开放。我仍然相信，对道德行为的深切意识正是美国的精髓所在——这是整个国家的荣誉，它充满了年轻的力量，最终，或许会成为全人类的救赎”。
重访《美国困境》？
1971年11月，缪达尔表达了他想重返美国黑人问题研究的意向。他访问哈佛大学并受邀在那里演讲正是一个好机会，他将这当成一个会见这所大学近年来新建立的对美国黑人的研究项目的全体成员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他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他希望能在一两年内完成这个项目，“如果上帝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的话”。
初步的准备工作由肯尼斯·克拉克负责，他是一个黑人社会心理学家，曾作为合作者参与过前期的项目。这项尝试并不成功：
这两个人不和。缪达尔一度独自进行重访工作。他对自己的信条坚定不移，认为黑人融入美国主流并被同化才是正确的出路。而且，他积极地反对给黑人以优惠待遇的计划。他坚持认为：“试图得到一个马歇尔计划，尤其是对黑人的，将是最不幸的一件事。”
他认为，最需要的是一种行动“可以使社会最底层的贫困人家……脱离贫穷和一切意味着贫穷的东西”。1977年，他对这个项目作了如下评论：
现在，带着《重访美国困境：正确认识美国种族危机》
这本书，我对美国种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将以前那本书中的发现作为近十年里动力学研究的坚实的底线。
我决定再次将美国信条作为一种有帮助的价值前提。在同时发生于美国种族关系方面的事件中，我发现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自己的主张，即包含于民族性格中的理想的实际情况渐渐丰满起来，不仅仅是在观察和分析现实时精选的角度；它现在和将来都将把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趋势保留在这个国家——就美国的命运来说，如果美国不打算放弃他本身的民族品质的话。
受帕金森综合症和不断恶化的视力的折磨，他逐渐衰弱的身体甚至无法支持他亲眼见证这个项目的落幕。虽然没有必要，但仍对这个结局有一种个人的失落感。他已经为这个延续了其一生时间的探寻贡献了太多。毕竟，《美国困境》是开启美国黑人进步大门的催化因素。在此过程中，美国社会因在社会各行业掌权者和专业领域中的黑人而发生了改变。这种提升是不均衡的——相当多的社会底层人士（大部分是黑人，但并不仅仅如此）未曾从中获益。虽然如此，黑人名流——例如影星比尔·科斯比，或《纽约时报》的专栏编辑鲍勃·赫伯特——都在社会评论中公开谴责那些容忍嘻哈音乐和贫民窟演讲（用来反对父母教育他们进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的父母。而在这些评论中都可以发现纲纳·缪达尔声音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