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那样讨厌人群，她说过这样的话：“沾到人就是沾到脏。”她一直是躲着人群，躲避家人，一直躲到内心里，躲到文字里。她自己也知道，所以她说：“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张爱玲的遗世独立与孤僻冷傲给海上文坛留下惊鸿一瞥，她除了极少的两位好友外，基本上与人世断绝了来往，包括自己的亲弟弟。甚至，她回家坐了黄包车，都不知怎么把车费交给车夫，只是将钱往姑姑手中一塞，让姑姑去对付他们。曾经一位女读者看到她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半生缘》，期期追着看，认为和自己的悲惨遭遇如出一辙，打听到作者张爱玲居住在黄河路黄河公寓，跑过去向她哭诉。张爱玲慌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最后还是姑姑出面安抚了这位苦命女子，劝她离开。张爱玲在人世的无知与无能，很多年前就让黄逸梵忧心忡忡，黄逸梵曾不无恼怒地说：“我后悔当年为你看伤寒症——”黄逸梵言下之意就是与其活在世上受罪，不如小小的时候就一了百了。后来她又不幸生活在后母身边，初闻父亲再婚，是在夏夜的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后母果然待她刻薄，总是拿穿剩的旧衣给她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这种伤心确实痛到骨子里，像浑身生满了冻疮的青紫与痛痒。对张爱玲来说，这是心灵的伤痛，随衣服颜色深入到身体里，“冬天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在孤独与绝望中长大，她提笔写小说，笔下全是一派阴暗与扭曲。对花红热闹从来不参与、不投入，只是冷冷地打量，高高地俯视。她的心总是冷的，对人生不会有丝毫热情，她说过“沾到人就是沾到脏”，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龌龊她无师自通，有先天的知觉。她晚年拒绝人世，孤独地死在公寓里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这种对人世的厌恶正是她一生心理暗疾导致的必然结果。
苏青却不是这样，苏青是世俗的、热闹的，两个不一样的童年后面，肯定是两个不一样的青年和老年。人生如树枝，从少年就分了岔，就会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生长。苏青是入世的，张爱玲就这样准确地描写过她：“我将来想有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的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的‘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苏青就是这样，是率真的、明亮的，有着中国风格的，“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有中国民间的喜气与热闹，这才是真实的苏青。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是懂得苏青的。苏青就是这样的人，她读中学时就才情初露，但是作为才女，她没有张爱玲的“冷僻乖张”，她个性自由、无所顾忌。读县女师时因为大谈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新观念，竟然被校方勒令退学。后来虽然复学，但是个性不改，仍然是个活跃分子。宁波学联开会，她竟然代表女中去参加。后来学校发生一件事，历史教师徐先生因为课堂上发表自由言论受到排挤、打击，忧心如焚，染上重病，校方并不照料，最终含恨去世。苏青为徐先生打抱不平，招致校方恼恨，最终以“受人煽惑，鼓动罢课”为由将苏青等人开除。
苏青与同龄人相比成熟得早，当时民国新文化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的新文艺刊物令新青年们喜出望外，他们不满足于陈腐的观念和死板的教科书，内心里涌动着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渴望。苏青就是这叛逆激进的一员，这时候她阅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思想转变极快，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写文章，演话剧，组织演讲、演出，每日忙得不亦乐乎，到哪所学校都是名人。后来在中山公学，苏青和同学们排练了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是用英语演出，所以演员的英语一定要好。苏青在出洋留学的父亲冯松雨影响下，英语说得极为流利，人长得漂亮，又是文艺积极分子，理所当然地出演朱丽叶。男主角罗密欧找了很长时间没有合适人选，后来在校园她遇见了高大英俊的男生李钦后，她眼睛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就是罗密欧吗？一对话才发现，李钦后英语也棒极了，苏青心生欢喜，定下李钦后出演罗密欧。罗密欧爱上朱丽叶，李钦后爱上苏青，戏里戏外戏假情真，这一场假戏真做，把苏青的命运全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