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整个欧美文坛黯然沉寂。而这时，被誉为世界大都会的巴黎却独报佳音。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独放异彩。它的出现给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孕育并产生新思想的地方。随着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派别的创立者萨特、加缪和波伏瓦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各国纷纷邀请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前去访问讲学。从1945年起，萨特、波伏瓦和加缪应邀到过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去访问、讲学，向人们介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而在被邀请的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中，唯有萨特和波伏瓦倍受人们的青睐。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和创建者，而波伏瓦则因为与萨特的伙伴加伴侣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46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瑞士讲学、访问。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人们都特意把他俩安排在一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波伏瓦和萨特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当鲜花、掌声和荣誉在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和事业的航道上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之舟在感情的海洋上会遇到波澜吗？也许波伏瓦和萨特在此时都不曾想到，在他们先后各自的美国之行中，除了与美国知识界人士的文化交流和观光漫游外，他们各自还在感情上另有收获。
1946年，波伏瓦在接到了去美国讲学、访问的邀请后，便开始着手筹划这次远行。1947年1月25日，她终于登机赴美。这次赴美，她准备在美国谈有关战后作家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触及所有知识分子的敏感问题，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波伏瓦想与美国知识界同行达成共识。同时，她还想借此宣传她和萨特所主张的作家应该介入、干预政治生活的思想。
波伏瓦抵达美国的纽约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她的来访受到了新闻界热切的关注。纽约的记者在《纽约人》等报纸的显目位置上，刊登了有关波伏瓦的专访文章。记者们把波伏瓦称为“让——保尔·萨特志同道合的女伴”和“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纽约报界记者尤其对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感到好奇，常常是请波伏瓦谈谈她的生活，而不是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逗留访问期间，为了多了解些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波伏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后来她还请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带她访问了纽约黑人区。波伏瓦在纽约访问期间，感受到了美国是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总是乐观自信。她后来在其访美结束后所写的《美国的日日夜夜》一书中谈到了当时的这种看法：“美国宛如一个吓人一跳的大玩偶盒”。
波伏瓦于1947年2月在美国纽约几所大学里作巡回讲演。在讲演中她反复强调作家应介入生活，应有所选择，应有责任感。她还强调人的自由。但她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的自由必须要介入生活，必须趋向于一个目标，并尽力要给世界带来某些变化。她认为美国人其实本来就是存在主义者，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波伏瓦的巡回演讲在纽约的所有大学里得到了公众的赞誉。通过波伏瓦的介绍，美国人了解到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其实宣传的不是虚无主义悲观厌世的思想，而是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波伏瓦在此期间也不断应邀出席纽约知识分子阶层举办的一个个酒会。她广泛结交纽约知识界的同仁，她结识了作家哈里森、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她和怀特还讨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黑人问题。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已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著《第二性》，为此，她曾参加了史密斯学校的关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她利用这次机会同美国各界杰出的妇女代表探讨了妇女地位问题。
1947年2月底，波伏瓦在纽约的巡回演讲结束后，又应邀去芝加哥作演讲报告，在该城市她计划逗留36小时。临行前，一位美国朋友把一位专写芝加哥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的地址提供给她，这对波伏瓦是很及时和需要的。因为此行中，她很想多了解些美国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于是来到芝加哥之后，波伏瓦就主动与阿格林取得了联系。波伏瓦约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最大的饭店“帕麦尔之家”见面。他们第一次见面因语言的隔阂，未能作很长的交流，但两人相约在波伏瓦巡回讲演后，再来见面。
第二次见面后，波伏瓦与纳尔逊·阿格林却谈得十分投机。在阿格林的陪同下，波伏瓦参观了芝加哥市的动物园、赛马场，他们甚至在夜间还逛了该市恶名昭著的酒吧和夜总会。此行中，阿格林使她看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阴暗角落，接触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次会见中，纳尔逊·阿格林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女作家产生了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女性，为人热情、谈吐优雅、有教养。尤其令他难忘的是他发现，她还是个非常风趣、幽默调皮的健谈者。而西蒙娜也对这位身高一米八五，身材魁伟，棕色头发的美国小说家产生了好感。她好像被阿格林所具有的那种阳刚的男性气质和魅力所牢牢吸引。
自此两人交往不断，会面频繁，双方在不知不觉中，渐坠爱河。阿格林，对波伏瓦来说，就像一个从小说、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且越走越近。
这位有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美国男子，既有着电影男主角般的仪表，又有着成熟男人的深沉，而且是一位在芝加哥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他的一部描写美国大都市中社会底层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之遭遇的作品——《内昂的荒漠》刚刚获得成功。但在此之前，他与前妻早已离婚，多年来，一直住在芝加哥的一个贫民区里，过着单身的生活。他的早年生活与波伏瓦的成长经历相比，真是大相径庭。阿格林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写作，后进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主修新闻专业。他的大学时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亲眼目睹了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了谋生而经历的万般痛苦。基于此，他认为自己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新闻学课程派不上用场，于是放弃了学业，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流浪中的生活曾使他在二战前，因无业流浪罪而被投进监狱。出狱后不久，又因酷爱写作而不得不靠偷窃来拥有一台打字机，而被再投入狱。入狱这年是1929年，他22岁，当时正值西蒙娜通过了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流浪的生活使阿格林经常得以与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乞丐、妓女、歹徒、懒汉接触，在与他们的厮混、闲聊中，他终于发现了所要写的东西，所要说的话。1931年他结束了飘泊，重返芝加哥，专心于写作。同年，他的一个根据自己经历为背景的短篇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发表。该短篇的发表使他受到了出版商的关注。此后，伴随着成家、离婚、应征入伍，他已经逐步走上了一条职业作家的创作道路。
和纳尔逊·阿格林的交往，使波伏瓦体验到一种似曾相识又从未有过的激情。阿格林给她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使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情感世界。
波伏瓦自与萨特相识到相爱以来，俩人一直保持着那种契约式的爱情。在她与萨特的爱情中，理智与情感、世俗与超越常像水中的浮标一样，在一个界面上下波动。特别是1934年，由于奥尔加的介入所导致的“三重奏”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直都留下难以抚平的淡淡的伤痛。但是由于契约式爱情的本质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和灵魂的高度融合和共鸣，又使她自始至终地在自己的心目中，给萨特留下了永远的位置。多年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女性，波伏瓦赢得了这个由男性来统治的世界的承认和尊敬。她为此也感到由衷的骄傲。但作为一个自然的女性，她也从来自异性的眼光中，体会到一种不被爱怜、保护和同情的冷默和否定。而且这种体验也能被她依稀从萨特身上感受到。这一点更能从萨特1939年应征入伍时，给他另一个情人的一封临别信中得到证实。当时他在信中写道：“我不太怜悯善良的海狸，她总是那么勇敢和完美，令我心碎的是你在安那诺易西那里的孤独和痛苦。”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无言的惆怅，使波伏瓦的心中一直都默默地保留着那种对完整爱情的渴望。
阿格林的出现，对波伏瓦这次美国之行来说确实是始料不及的。波伏瓦从他爱情动机之单纯、对她感情之专注、深沉中真正体验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爱，一份倾注一切的完整的爱，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和满足。她似乎从阿格林身上终于找到了她曾经在梦中渴望的东西。这个大洋彼岸陌生国度中的异国情侣，翻涌起了她胸中平静多年的波澜，使她心中迸发出一种不顾一切、任凭冲荡的激情。这种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超凡脱俗和自由、独立，它强烈地渴望完全占有对方全部的感情，又是何等的愉快和世俗。
然而此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是一位39岁的成熟女子。她的人生阅历、思想意识都非昔日可比。作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她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主张，也绝非是一日而形成的。这一时期，她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向了关注社会、参予社会。她的重要巨著《第二性》也正在撰写之中。正是这种非凡的人生经历，使她绝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对待她与阿格林的爱情。于是在醉人迷痴的两个月后，波伏瓦终于决定返回巴黎。
1947年4月底，波伏瓦与阿格林含泪话别。临行前她告诉阿格林，她肯定会回来的，但立刻她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我的生活与法国永远密不可分。”但是在当时，纳尔逊·阿格林未必会全部理解这句话的含意。
从美国归来后，波伏瓦和萨特又投入到紧张的创作和社会生活中。这一时期，一方面波伏瓦继续与异国的情侣阿格林鸿雁不断，一方面萨特也与美国好莱坞的一位女演员陶乐赫丝爱得火热。陶乐赫丝是萨特在1945年1月，以《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特派记者身份赴美访问时结识的。与萨特热恋后，她执意要为他而与自己的第二位丈夫离婚，后因萨特不愿打乱各自的生活平衡而遭拒绝。这样由于波伏瓦和萨特各自的美国之恋，使他们此时的契约式爱情又呈演出一轮更为复杂的“三重奏”。因此，尽管这一时期，萨特和波伏瓦，两人由于共同的写作和共同的探讨问题，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更加走到了一起。但在情感的交流上，两人却开始感觉出彼此的疏远。这种感觉正如波伏瓦后来在其《年富力强》一书中提到的：“萨特变得沉默寡言，我也是如此。我恐惧地问自己，我们会不会变成两个陌路人？”对波伏瓦和萨特这段时期的爱情生活，我们可以这样风趣地认为，这是他们继美国之行后，命运之神再次给他们出的一道难题，是对他们契约式爱情的考验，顺情乎？合理乎？1947年6月，陶乐赫丝从美国远道而来。萨特不得不放下手边的工作，陪同她到勒阿弗尔去旅行。而波伏瓦在孤寂中，则更加思念远方的纳尔逊·阿格林。于是在1947年8月，波伏瓦离开巴黎，启程赴美。
在芝加哥阿格林的寓所，波伏瓦与阿格林共度了两周的快乐时光。他们共同生活，一同工作，不停地畅谈，甚至一同参加朋友的聚会。同阿格林在一起，西蒙娜感到轻松、愉快、温暖、幸福，绵绵情意，终生难忘。而阿格林也感到能与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作家分享充实的生活也实在美满。于是他向波伏瓦提出了永远留在他身边的请求。对于这个请求，波伏瓦一直在做着自欺式的回避。与阿格林的交往，她完全陶醉于爱情的愉悦之中，从心里也渴望这种与情人的厮守相依，但真作出选择，实在下不了决心。她心中还是有萨特、还是有事业、还是有她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复杂的心理，是她几十年生活经历的积淀，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又非一时能够说清，或许只有萨特能够理解，而阿格林能读懂吗？至此她只能感叹，情人未必是知己，知己未必成情人。
离美归国后，波伏瓦仍像往常一样，在巴黎蒙巴那斯的花神咖啡馆写作。在这里，她根据访美感受撰写了随笔《美国的日日夜夜》。在此期间，她还经常与萨特一起共同讨论他的剧本《肮脏的手》初稿，她也让萨特阅读了她的《美国的日日夜夜》手稿。这期间，她还陷入了对远方的阿格林深深的思念中。每次收到远方情人的来信，她都要伤心地流泪。这种令人心碎的矛盾情怀，在她这一时期寄给阿格林的情书中，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她曾在一封夹着淡紫色风铃草的情书中写道：“我真是坐卧不宁，想再一次融化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唯一的丈夫。”然而一方面她又尽力想向阿格林解释清楚，她与萨特的关系。她曾在信中告诉他：萨特可以给她巨大的帮助。她需要他，她不能“把萨特搁在一边”，他们所结成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
1948年4月，波伏瓦第三次赴美。这次她与阿格林乘船航行于密西西比河，游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他们还一同去了美国南方，随后又游历了新奥尔良、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步入缪塞的后尘，波伏瓦是一个乔治·桑式的女人。这种想法使他对波伏瓦的感情中，掺入了一丝酸涩。该年7月14日，波伏瓦在得知萨特的一个电影脚本需要她进行修改时，执意要即返巴黎。临行前她与阿格林发生了争执。阿格林提出要与她结婚的请求，竭力阻拦波伏瓦返回法国。波伏瓦则据理力争，她终于向阿格林明确地表明了心迹：她不打算改变她的生活方式。第三次赴美以不欢而散告终，波伏瓦怀着内疚矛盾的心情踏上归程。在情感与事业的天平上，她又一次面临了选择。然而这一次，指针向事业倾斜。
返回巴黎后，波伏瓦见到了萨特，两人立即开始着手修改电影剧本。但这时，远在美国的陶乐赫丝又从美国打来电话，她告诉萨特，马上要来巴黎与他相会。于是，为与陶乐赫丝相聚，萨特不得不将电影脚本和波伏瓦搁在一边，再次从工作中抽出时间，陪同陶乐赫丝去南方旅行。此时，孤单的波伏瓦不得不独自完成着剩下的工作。失望之余不由得又唤起了她对纳尔逊·阿格林的深切思念。她把这些思念，再次写入了寄给阿格林的书信中。
1949年6月，为了作最后的努力，阿格林终于乘船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欣喜之余，波伏瓦陪他游览了巴黎。此后两人动身去意大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旅行游历。从巴黎返回美国后，阿格林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荣获了普利策奖。他将这一成功归之为与波伏瓦的爱情。与此同时，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的第一卷也在伽里玛出版社和《现代》杂志上相继出版和发表。此时，她又在着手撰写她的第四部小说《名士风流》。不久她又计划她的第四次赴美。
这次赴美，波伏瓦仅与阿格林共度两个月。由于值1949年底，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人们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不论是在美国的芝加哥，还是在法国的巴黎，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由于担心波伏瓦的安全，萨特来信请她启程返法。于是波伏瓦又辞别阿格林，回到了巴黎。对待波伏瓦的这次启程，纳尔逊·阿格林似乎已经超脱多了。从以往波伏瓦多次的情感反复中，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尴尬地位。他相信波伏瓦对自己的纯真的感情，也明了她那种自相矛盾的痛苦心态。但他实在理解不了波伏瓦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契约式的爱情。他搞不清他所爱的女人把他和她的事业、把他与萨特放在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他对波伏瓦既要两情相悦，又要在爱情中保持平等、自由和独立感到由衷的困惑，更对几次求婚均遭到波伏瓦的拒绝而恼怒。他在感情上，不愿去勉强波伏瓦，他已经思考了两天，囿于现实，看来他只能放弃波伏瓦。他实在不明白，其实他需要的只是波伏瓦的承诺和感情，而绝不是她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但这怎么就这么难？
1950年10月，波伏瓦又第五次赴美与阿格林相会。在逗留期间她还完成了论著《必须烧毁萨特的著作吗？》。然而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却告诉她，他准备与前妻复婚。对于阿格林的这一番话，波伏瓦多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正如她后来在《年富力强》中写道：“当时，我不知道最令我惋惜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片风光或是我自己？”但最终波伏瓦还是赞同了阿格林的最后选择。尽管理智告诉她，这也许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然而当离别期至时，波伏瓦还是流下了她遗憾、痛苦的泪水。
波伏瓦回到巴黎不久，萨特也同陶乐赫丝中止了交往。自此，一对半世的伴侣又回到二重奏的合作关系中。经历了美国之行的情感风波后，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又经历了一次历史的锻炼。顺情乎？合理乎？实在难以回答。对此问题，不仅纳尔逊·阿格林回答不了，恐怕当时其他许多人也同样疑惑不解。这种疑惑正如阿格林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的：“什么是契约爱情？它是怎么样的？它相对于什么而言？”阿格林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仅为了要忠实于爱情契约而却要割舍自己的情爱。1981年，阿格林由于接受记者关于他和波伏瓦爱情问题的采访，勾起了对往日难忘经历的回忆，从而导致心脏病的突发，在寓所里孤独地逝去。他一生三次结婚，三度离婚，但始终对波伏瓦难以忘怀。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带着“波伏瓦为什么要这样”的疑惑，离开人间的。的确，阿格林的疑惑确实也代表着许多人的疑惑。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究竟是如何的不可理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