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人生确实有许多事不能太认真，太较劲。特别是涉及到人际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太认真，不是扯着胳膊，就是动了筋骨，越搞越复杂，越搅越乱乎。顺其自然，装一次糊涂，既可免去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又能保持人格纯净，何乐而不为呢？
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能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们心地纯净、宁和、淡泊，他们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们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古人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
一般来说，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如人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藏巧用晦的各种处世应变的方法。曹丕以哭胜曹植的美文是一个例子，安禄山作杨贵妃的干儿子也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种正面的“拙行”。如唐初的重臣李绩，本是李密的部下；而在当初起兵时，李密与李渊父子势力之间，是勾心斗角的两部，只是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他才随故主投于李渊父子的麾下。此时天下大势已趋明朗。李绩懂得只有取得李渊父子的绝对信任才有前途，于是安排了这样的行动：把他“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所据郡县地理人口图送到关中，当着李渊的面献给李密，说既然李密已决心投降，那我所据有的土地人口应随主人归降，由主人献出去，否则自献就是为己功、以邀富贵而属“利主之败”的不道德行为。
李渊在一旁听了，十分的感激，认为李绩能如此尽忠故主，必是一个忠臣，李绩归唐后，很快得到了李渊的重用。但是李密降唐后不久竟又叛唐，事未成而“伏诛”。
按理说，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避嫌犹恐过晚，但李绩却公然上书，奏请由他去收葬李密——唯其“公然”，才更添他的“高风亮节”，假说偷偷摸摸，则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服衰经，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散。”说起来，这纯粹是做给活人看的，李密已死，晓得什么？
表面看这似乎有碍于唐天子的面子，是李绩的一种愚忠，实际李绩早已料到这一举动将收到以前献土地的人同样的神效。果然“朝野义之”，公推他是仁至义义尽的君子。从此李绩更得朝廷的推重，恩及三世。李绩取的是一种“负负得正”的心理效应，迎合了人们的一般不信任直接对己的甜言蜜语而相信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即侧面观察的结果，尤其是迎合了人们一般普遍地喜爱那种脱离于常人最易表现的忘恩负义、趋吉避凶、奸诈易变的人性弱点，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大丈夫气概的认同心理，看似直中之直，实则大有深意，是“藏巧于拙”处世成功的典型。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则易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保藏用晦的处世法。这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其间从容行事。
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起，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耆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暗渡陈仓，最后一并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则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拔（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善于处世的人，常常故意在明显的地方留一点儿暇疵，让人一眼就看见他“连么这简单的都搞错了”。这样一来，尽管你出人头地，木秀于林，别人也不会对你敬而远之，他一旦发现“原来你也有错”的时候，反而会缩短与你之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