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些奇怪的现象，常令人思考，有些人虽然出力不大，但却好事占尽；有些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收获甚小。道理何在？恐莫过于借力与出力之别。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考中进士，后迁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被授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
他在浙江上任时期，见浙江各县府库亏空，官吏们胡作非为，多有不轨，对百姓横征暴敛，便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七月上书乾隆帝，奏明此事。他在奏折中说：“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逾十万，为察覆分别定拟。”乾隆准其奏，特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与窦光鼐所奏的不符。和珅闻知此事，忙向乾隆帝进言：“浙江吏治腐败，前往调查的诸位大臣所奏各个不一，其中定有虚假，皇上须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亲往探察，方能知晓实情，臣以为惟军机大臣阿桂可堪此重任。阿桂此去必能查清此案。”然后和珅又请求乾隆帝派他的弟弟和琳同阿桂一起去浙江办案。
和珅的高明也即在此。他的弟弟和琳此时只是一个笔帖式，一向没有什么功劳，而凭他多年的为官经验，窦光鼐所参奏的浙江府库亏空绝不会有假，阿桂此去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和琳跟随阿桂什么都不用做，回京即可获享一个大大的功劳，可以借阿桂之实，使和琳得以升官。因此和琳临行之前，和珅向他面授机宜，他只要秉公办事，凡事不要事先出头，只要跟着阿桂动向即可。
果然，阿桂调查浙江一案，虽然其中多有波折，阿桂也因办案不力，袒护下属被乾隆帝斥责，和琳却凭空捡了个大便宜。案件结束后，已升为户部侍郎的和珅，便向乾隆帝为和琳邀功：“和琳虽官卑职小，但此次查案，甚为公正，且颇干练，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显圣上持政整肃清正，和琳实在应嘉奖。”乾隆帝于是将杭州织造的肥缺赏给了和琳，后不久又升为湖广御史，和琳从此飞黄腾达起来。
和珅对这一计策运用得炉火纯青，借此不断壮大自己的声威，最重大的一次是举荐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
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朝的大学士，曾被乾隆帝封为郡王忠勇公，是乾隆一朝的名臣。他的姑母即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
福康安初为云骑尉，后累迁三等侍卫，户部侍郎，镶黄旗副都统，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并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福康安深得乾隆帝信任，一朝之中，大概除了年高德劭的阿桂，能和和珅抗衡的只有福康安了。和珅屡次想要排挤打击福康安，却终未成功，他们之间也因此交恶。据当时的乾隆使臣记载，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和珅，颇自矜持，收拾人心，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
而台湾之乱，则由来已久。台湾岛素来以美丽富饶著称，大批大陆的民众迁移而至，由闽、广、浙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客家人逐渐与台湾的土著民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方，经常发生冲突。所以，由大陆到台湾谋生的汉族百姓按籍贯结成帮派，彼此互相帮助，联合力量，以便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台湾出现了很多秘密组织，如天地会、小刀会、铁尺会等。天地会是其中一个影响较大的秘密会社，首领为林爽文。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七月，林爽文带领的天地会与台湾的另一个秘密会社雷公会发生矛盾，群体械斗。台湾总兵柴大纪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与官兵交战。激战中，还射死了许多官兵。柴大纪追剿天地会，林爽文不得不率众起义，自称大师，椎牛献血，制造军器，树起大旗，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彰化县城，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天盟主”的称号发布告示：“本盟主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以快民心。”清军此后多次攻打，又全部被起义军杀退，处于严重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时，军机处向乾隆皇帝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设会，严重危害岛内安全，聚众滋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十一月二十七日，彰化县俞峻在大墩拿贼时，县城也被贼众占据……等等，将台湾的复杂局势报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看罢，大为恼火，和珅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常青得以立功。谁知，常青按兵不动，不敢出击，使乾隆皇帝迁怒于和珅。
和珅思来想去，想到福康安。他明白乾隆皇帝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皇帝也一定想到了福康安，自己何不就保荐他去台湾镇压叛乱？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也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他败了，也可利用这一机会挫一挫他的锋芒。况且，乾隆皇帝知道他与福康安平日不和，如果这一次向乾隆帝进言：“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要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只有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这一席话果然说中了乾隆的心思，不禁暗自夸奖起和珅来，想和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于是，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征台。和珅进而又向乾隆帝进言，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在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会猛增，更加会滋扰地方，造成民众不满。
乾隆对和珅的建议一一采纳，下诏命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二千人，以及四川兵二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众多，地势不熟，实是一场恶仗，再加上增援的大军统共不过六千人，怎能指望平定叛乱？然而，君命难违，只好率军一战。福康安在台湾征战一年有余，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正月初五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三月初，林爽文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台湾之役才宣告结束。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三月，乾隆亲自书写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和《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篇文章。文中乾隆帝写道：“夫用兵岂易言哉，必然凛天命，屏己私，见先机，怀永图，方寸之间，日日如在三军前，百又戎制时，念众劳，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新建立的三座碑上。”
因平定台湾有功，乾隆帝赐福康安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赐和珅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
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帝还是感到和珅功不可没，因大军军饷全赖他一人筹划。特赐诗一首，以示嘉奖。诗曰：
承训书谕兼通满汉，
旁午军书唯明且断。
平萨拉尔亦曾督战。
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福康安此次大功得来不易，他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而和珅只不过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善于借助别人之势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