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的认识中，《墨子·非攻》上篇是基于道德性的正义感而主张“非攻”，而中、下篇是基于如Jeremy Bentham所说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的逻辑上来叙述“非攻”主张的。胡适评价《非攻》上、中、下篇的差异时，指出“《非攻》上只说得攻国得‘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得‘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参见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对于《非攻》上、中、下篇，在学问上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在评价时，指出“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把《非攻》上篇和中、下篇分开来叙述。比如说在现代的研究中，对墨家的看法一般倾向于“义即利，利即义”的见解，作为对《墨子·非攻》篇整体的认识，胡适虽然也认同这个见解，但胡适还是意识到了《非攻》上篇与中、下篇的差异。就《非攻》篇整体来说，其关键字句是功利主义，但最初篇的《非攻上》并不是论功利主义的，当然，把《非攻》三篇汇总起来看，就使人不易懂了。其实正如李承律前面所说，上篇“虽然也说利，但这个利不是功利主义的利；《非攻》中、下篇的利是功利主义的利，此利与义相同”。
墨子也好，胡适也好，对于战争，最初都是纯粹地或原理性地以义或不义为问题中心。但到了后来，一旦自己要实际面临战争了，就有如从《非攻》上篇到《非攻》中、下篇转换一样，胡适由主和变为彻底抗战，转变了自己的主张。胡适主张的转变，正好与《墨子·非攻》篇是同样的流向。尽管胡适年轻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最终却积极推动了抗日战争。墨子在原理上也是和平主义者，而实际却以“诛”的名义，容许了战争。如此，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张、想法、行动，实际上正好像采取了《墨子·非攻》上、中、下篇这样的阶段性的主张、想法、行动。虽然这并不是胡适有意识性地去按《非攻》上、中、下篇所做，但最终却殊途同归。对于如何来处置暴力战争，即使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最终也还是容许了战争。墨子按《非攻》上、中、下篇的顺序展开讨论的过程，与胡适由作主和努力到彻底抗战的这个观点转变的经过，可以认为是同样的。同样是和平主义者的两人，尽管主张反对战争或者主张议和，但最终却容许了战争这样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中有某种矛盾的存在。两者结果都不能避开战争，不仅容许了战争，抗战思想一旦觉醒了，两者都成了战争的专家。墨子呢，想出防卫术，以集团为单位进行战争行为。而另一方面，胡适设想了周密的作战方针，引导政府的首脑部门，自己也在外交上，在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作出实绩，发挥了其战略智慧。
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而自己最后却成了“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人了。也就是说，自己也成了被拘束于人性中某种矛盾的人了。在当代，地球上依然持续着杀戮行为。我们人类对于战争的拒绝感，应该比以前更强烈了，但尽管如此，还有战争在进行着。人类的矛盾，至今也没有消失。胡适到了晚年，在自己经历了战争等所有人生体验之后，还指出“《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对《非攻》上篇作了很高的评价。这并不是年轻人常有的理想论，而是对当代正在进行着战争、或打算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来自经验者的重要转言。战争结束之后，胡适还对《非攻》上篇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这其中包含着启发人类本性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