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与“殴”
任何的名称和概念都不是本来就适合的，而是由人们共同约定用它来指称某一个实体。概念是被人们共同约定，在应用中形成习惯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概念对于这种事物就是适合的。如果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那么这个概念就是不适合的。比如马和牛这两个词语，在它们被命名之后，在应用中已经形成习惯，就是合适的名称。如果有人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把马叫做牛，而把牛叫做马，那么名称就不合适了。在先秦辩论家展开辩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马可以为牛”的命题，辩论家就是夸大了最初命名时性质，变成了抹杀名称约定俗成原则所形成的诡辩了。
名称存在好坏之分。通俗易懂而不会引起矛盾和混乱的，就是好的名称。一个名称只有做到了通俗易懂，便于人们接受，有利于人们沟通，不容易引起矛盾和混乱，才能保证准确表达意思，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
古时候，有一个老头，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叫做“盗”，二儿子叫做“殴”。有一天，这个老头的大儿子出门办事，老头在后面着急地追着喊：“盗！盗！”这时，负责维持治安的官员听见后，连忙叫人把老头的大儿子绑了起来。老头十分着急，想叫小儿子去向官吏解释，慌忙中老头大叫：“殴！殴！”官员以为老人是想要殴打这个小偷，立即叫人对他的大儿子一顿拳脚。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笑谈的成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老人因为给儿子名字起得不好，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和混乱，老人的儿子“盗”也因此险些命丧黄泉。这就是“正名”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见正确运用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概念含义的明确
概念的混淆经常会带给人困惑，令人啼笑皆非。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有一次，法国大作家、《悲惨世界》的作者维克多？雨果出国旅行，经过某国的边境，守卫边境的士兵要求对雨果进行检查登记，便问雨果道：“你的姓名？”“雨果。”“做什么工作的？”“写东西的。”“以什么谋生？”“笔杆子。”于是，士兵在登记簿上写道：“姓名：雨果。职业：笔杆贩子。”就这样，大作家雨果竟然成了笔杆贩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笑话呢？这就涉及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这是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雨果与士兵对“以笔杆子谋生”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作了不同的理解：雨果所说的“以笔杆子谋生”，内涵指的是“以写文章获得稿费维持生计”，外延所指的对象是“作家”；士兵所理解的“以笔杆子谋生”，内涵指的是“以贩卖笔杆子为生”，外延指的对象是“笔杆贩子”。士兵完全没有理解雨果所使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以闹出了大笑话。因此，要掌握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和所指的对象范围，只有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来。
概念的外延
在每个人求职的过程中，都离不开求职信，每个人也都写过求职信，求职信是寻找工作最常见的方式和途径。
小王大学快毕业了，找工作成了当务之急。他跟着同学东跑西奔去了几个单位，效果很不理想，不是专业不对口，就是人家单位根本不需要用人。小王心想：与其自己毫无目标地乱跑，还不如多发几封求职信，把自己的情况及求职要求写清楚，让用人单位来与自己联系。于是，小王起草了一封求职信。在信中，对于求职单位，他提出了如下要求：一、国际性跨国公司。二、提供出国培训机会。三、月收入3000元以上。四、提供住所。五、交通方便，工作环境良好。
小王的爸爸妈妈在看了求职信以后对小王说：“你提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太高了？”小王满不在乎地说：“我所学的专业比较热门，不愁找不到工作，条件当然要高、要多。”他一字也没有修改，就把这份求职信复印了100份，寄给了有关单位。同时又在网上发了电子邮件。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过去了，他的求职信没有任何音信。眼见同学们陆续收到面试通知，小王沉不住气了。“看来，爸爸妈妈说得有道理，我要求的条件太多、太高。”于是小王重新修改了自己的求职条件。他把“四、五”删去，把“一”改为“大公司、大企业”，把“三”改为“月收入1500元左右”。小王把修改后的求职信重新发了出去。一个月后，小王终于收到两家单位的来函。但经过面试，却没有达成协议。
到这个时候，小王的同学大都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单位，小王心慌了。他来到系主任的办公室进行咨询。系主任看了他修改后的求职信，连连摇头说：“你提的条件还是太多，要求还是太高。来，我替你修改一下！”系主任拿起笔，把“一”删去了，把“二”改为“提供培训机会”，把“三”改为“月收入1000元左右”。小王把系主任修改过的求职信又发了出去，不到两个星期，就有六家单位回了函。经过面试，小王很快就被某公司录用。
小王三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主要原因是“条件太多、要求太高”。从逻辑上讲，就是没有用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越小；反之，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越大。这就是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所以，找工作时，条件越多，被选的单位越少；条件越少，被选的单位越多。小王两次减少条件、降低要求，扩大了择业范围，从而找到了工作。
正确把握这种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对我们的工作、学习都有好处。在选举工作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内涵（即选举条件），来推选出合适的候选人（外延）；在破案中，可以通过增加内涵（各种线索、条件），来缩小作案人的范围；在人事工作中，可以通过附加适当的条件，选拔各种人才。不符合自身实际的要求，不但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会让我们深受其害。
“定金”与“订金”
在我们如今所生活的时代中，知识更新的速度惊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难免出现概念模糊的事情。但是，除了由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不足所产生的错误外，在今天，还存在着一种故意混淆概念，制造文字陷阱的浑水摸鱼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时有所闻。
据报道，有个人在家具商场看中了一件家具，按照和商场的约定向商家缴纳了500元的订金，而商场却在相关的票据上将“订金”故意写成了“定金”。后来，这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打算再购买这件家具了，便要求商场退还自己在先前缴纳的500元订金。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商场却以《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作为理由，不给顾客退还缴纳的现金。此时，这个顾客才意识到当初商场将“订金”故意写成了“定金”的用意所在，就是为了扣住顾客的这500元钱。
又有一个人看中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期房，于是与该公司签订了认购房屋的合同书，并交付了2万元的定金。但是在认购书以及收款收据中被该公司均写成了“订金”。后来，这家公司因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了工程的停工，房子无法按时交付给顾客。这位顾客于是要求该公司按照约定双倍返还定金，而这家公司认为2万元是订金，不能适用定金的相关规定，所以只同意原数返还给这位顾客2万元钱。于是这个顾客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法庭的审理，认为双方将这2万元钱冠名为“订金”，并且在认购书和收据上均无对符合定金特性的定金法则的约定，因此不能适合于特定的定金法则。于是法院判决该公司返还给顾客2万元钱并承担该款同期银行的存款利息。
根据工商局和消协等相关部门人士的介绍，目前像这种商家利用人们对“定金”和“订金”概念的差别不甚了解，而将消费者诱入文字陷阱的实例屡见不鲜。
从概念的特征角度来考虑的话，“定金”和“订金”是两个表面相似但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定金”是指“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订立之后，履行之前在应给付数额内预先支付另一方一定数额金钱的担保形式。”作为法律规定的履行合同的一种担保形式，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以书面形式约定，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而“订金”的内涵则是“预付款”，它不受法律的制约，消费者交付订金后，有权要求返还，若商家违约，只须退还订金而无须作出赔偿。因此，它没有“定金”的功能，一旦违约，不能适用定金法则进行处理，只能按照预付款的规则进行处理。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押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大量的增加，“定金”和“订金”的概念正日益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上述那些故意把有某些联系或有某些表面相似之处的不同概念混同，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随意改变的行径，不是浑水摸鱼又是什么？对于这种偷换概念的行为，我们唯有在掌握各种概念的内涵后，才不至于落入这些人的文字陷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例如：在大宗的物品交易过程中，交付订金前，应当谈好预售合同的主要内容，并取得预售方面的明确承诺。否则将来因合同规定发生冲突而不能实现交易行为的时候，就会给预售方留下没收定金的口实。如果上述条件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可与预售方协商将《认购书》的定金改成订金，在将来不能实现交易行为时，订金是可以退还的。
给与拿的区别
鲁迅先生的文章《孔乙己》，我们大家都曾学习过。满口“之乎者也”而又穷困潦倒的老书生孔乙己，明明偷了人家的东西，但是却死要面子，不愿承认是“偷”。当别人说他偷了人家的东西时，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有人揭他老底，说亲眼看到他偷了何家的书，被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根根清楚，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他的回答引得众人哄笑起来。
大家为什么要对孔乙己给予哄笑呢？因为“偷”和“窃”虽是两个不同的词，但在表示一种不正当行为时，是指同一个意思，即“偷”就是“窃”，“窃”就是“偷”，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重合的，即“偷”和“窃”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同一关系。概念从外延上来看，可以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在相容关系中，又可分为同一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在不相容关系中，又可分为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所谓同一关系，是指外延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孔乙己不承认自己“偷”，却承认自己“窃”，把同一关系当做非同一关系，所以孔乙己的行为看上去令人发笑。
巧妙地使用同一关系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的表达生动活泼。如果不懂得概念之间的同一关系，就会出洋相、闹笑话。有的作家就是抓住将同一关系当做非同一关系的笑话，来深刻刻画人物性格，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秀才，专好咬文嚼字。他在幼年时曾经学过两个字，一个是“跳”，一个是“跃”。本来，“跳”与“跃”是同义词，指的是同一种行为，在词义上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他不知从哪里抄来注解，说“跳”就是两足平地而起；“跃”是一足在前，一足后蹬。对这两条注解，老秀才坚信不疑，铭记在心。有一天，老秀才进城看望老友。途中有一条小河沟挡住了去路，老秀才站在河边寻思良久，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去。这时候过来一个老农告诉他：“你向前跳一步，不就过去了吗？”老秀才心想：老农的话言之有理，于是就准备跳了。他心中默默背诵着：“跳者，乃两足平地而起也。”只见他双脚并拢，闭起眼睛，咬紧牙关，奋力向上一跳。结果，只听“扑通”一声，老秀才掉进了河沟里，弄得浑身泥水。老农在一旁“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你这个人也太笨了，连跳都不会。你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一蹬，不就过去了吗？”不料，老秀才一听，大为恼火，对老农怒吼道：“胡说八道！一足在前，一足后蹬，乃‘跃’也，非‘跳’也。本该跃，你却让我跳，你这是存心捉弄人！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这个笑话形象地描写出老秀才的迂腐。
外国也有类似的笑话：
杰克有一个爱财如命的朋友。这位老兄十分吝啬，他有进无出，从不给别人一点东西。一天，吝啬鬼与朋友们出去游玩，他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朋友们都跑去救他，其中一个人跪在地上，伸出手并大声喊道：“把你的手给我，我拉你上来！”可是吝啬鬼宁可被水淹得两眼发直，也不肯将手伸出来。这时，杰克走了过来，喊道：“拿着我的手，我拉你上来。”吝啬鬼一听，马上把手伸了出来，杰克与大家一起将他拉出了水面。“你们不了解我的这位朋友，”事后杰克对大家说，“当你对他说‘给’时，他无动于衷；如果你对他说‘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就来劲了。”
在这里，“给”与“拿”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同一关系，而吝啬鬼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得特别可笑，同时也形象地刻画了此人是何等的吝啬！
日本人为何赔偿？
从古至今就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总是喜欢无理辩三分，他们的口头禅是“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这种生硬的强辩，如果说话人没有意识到它的软弱，那么我们权可以把这句话当做是一个笑话。
古时候，曾有这么一个故事。很多人坐在一个房子中，讨论着某个人的品行。其中有一个人说道：“这个人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只有两样事情做得不好。一个是喜欢发怒，第二就是有的时候做事十分鲁莽。”不曾想此时大家所说的这个人正好经过门外，听到屋里人说的话后，勃然大怒，一脚将门踢开，挥拳便打在那个说话人的脸上，嘴里还叫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喜欢发怒了？我什么时候做事情鲁莽了？”其他人立刻回答道：“以前的事情我们不说了，现在你的行为不就证明了吗？”真是应了那句话――“事实胜于雄辩”，眼前的事实已经将这个人的秉性暴露无遗。
当然，如果有的人故意装作不在乎，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或是狡辩或是用谎言否认自己所犯的过失和罪行，那么这无疑就是无理取闹的诡辩了。然而直到今天，这种百般抵赖的幼稚诡辩，仍然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
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在经过了5年的调查审理之后，作出了一审的判决。以“日本政府没有对刘连仁实施及时救护”为理由，判处日本政府赔偿66年前被侵华日军掳掠到日本做劳工，后来偷逃到深山老林中度过13年非人穴居生活，精神和身体都饱受摧残的中国人刘连仁2000万日元。对于这一“中国劳工第一案”的判决结果，7月23日，日本政府正式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声称“日本国没有做到保护刘连仁的义务，不能预见到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这2000万日元究竟是什么钱呢？是刘连仁被侵华日军掳掠到日本做劳工的赔偿？抑或是对他13年非人穴居生活的赔偿？再或是对他整个苦难经历的赔偿？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刘连仁的赔偿真可以说是稀里又糊涂。而这个稀里糊涂的判决，不仅偏离了“对刘连仁造成精神及人身伤害进行赔偿”这一根本目的，而且更加偏离了“为所有因日本侵华战争受害的中国劳工讨还公道”的主旨。
从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双簧剧里面，东京地方法院和日本政府不约而同地偷偷地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回避的前提，这就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实质是什么？侵华战争的实质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战争，是对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最大的侵权。
多少年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百般抵赖，“就不是”的话语不绝于耳。而如今东京地方法院和日本政府不约而同地用一个“保护生命安全”的模糊概念，否认了“非法战争”的实质，妄图掩盖侵略的事实真相。联想到日本右翼势力曾用“进入”这一概念代替“侵略”这一概念，足以表明一些日本右翼势力从未放弃妄图掩盖侵华战争性质的打算。因此，这无疑是日本右翼势力坚持错误、顽固到底的又一次拙劣表演，他们玩的依旧是模糊概念的把戏。
结合“中国劳工第一案”的判决，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责问，这场审判的前提概念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只有当这个前提概念确定以后，为所有因日本侵华战争受害的中国劳工讨还公道的诉讼宗旨才能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面对这一类否认事实的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列宁说过的话来进行反驳：“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历史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然而，虽说如此，但这种混淆概念的事情还是在我们的身边不时地发生。
聪明的农夫
灵活地掌握概念的特征往往使我们获益匪浅，甚至可以挽救生命，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民间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国家流传着一种残酷的习俗，就是凡是犯法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处死之前，要抽签请神作最后的裁决：法官在两张小纸片上分别写上“生”和“死”两个字，凡能抽到“生”字的死囚，就可以幸运地得到赦免；而抽到“死”字的死囚，则立即被当众处死。有一次，一个无辜的农夫被官府里的一个仇人陷害，法官判了他死刑。在处决的前一天，仇人为了不让他得到赦免，就把写着“生”字的小纸片偷了出来，换成“死”字。这样，无论农夫抽到两张中的哪一张，都难逃一死。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仇人的诡计被同情农夫的一个小吏发现了，小吏连忙以探监为名告诉了农夫，并要他请求法官检查两张小纸片，当众揭露仇人的阴谋。农夫听了眼睛一亮，十分惊喜。奇怪的是，他除了向小吏表示感谢之外，还再三叮嘱小吏，千万不要把此事泄露出去，他说他自有办法死里逃生。第二天，抽签开始了，农夫从法官那里抽出一张小纸片后，看也不看，立即把它放进嘴里，拼命地吞了下去，谁也不知道农夫抽到的是什么签。法官想：两张小纸片，一张写着“生”，一张写着“死”，农夫抽的一张小纸片虽然被毁了，而另一张小纸片还在，只要把另一张小纸片抽出来，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不是就可以知道农夫抽到的是什么签了吗？他把另一张小纸片抽了出来，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死”字。就大声宣布：“农夫抽到的是‘生’字！”农夫凭着他的智慧获得赦免，死里逃生。他的仇人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生与死，从逻辑上讲，是矛盾关系。所谓矛盾关系，即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排斥，同时它们的外延之和等于它们共同的属概念的外延。例如“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不是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彼此界限分明，而且“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相加等于一切战争，中间没有第三种情况存在。所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不是正义战争，就是非正义战争；不是非正义战争，就是正义战争。农夫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巧妙地加以运用，取得了成功。
利用矛盾关系，不仅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而且还有利于表达思想，使语言简洁，表达鲜明有力。在汉代大将军韩信墓祠里，有一副仅寥寥十字的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副对联概括了韩信的生平。“一知己”指的是萧何。韩信官拜大将，建功扬名是由于萧何向刘邦保荐，因而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但当“鸟尽弓藏”时，设计诱他落网的也是萧何。上联用“生”与“死”的矛盾概念，表达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两妇人”分别指漂母和吕后。韩信从军之前，曾受漂母一饭之恩；他被诱捕后，将他杀死的是吕后。下联用“存”与“亡”的矛盾概念，概括了存亡都在两个妇人手中的事实。这10个字，把韩信的一生鲜明简洁地概括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