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晚年生活是苦难重重的，厄运总紧紧地跟随着他。从琼斯的传记中得知，弗洛伊德是一个早已被死亡缠身的人。40岁以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他患了“恐死病”，有时他会在向别人告别时加上：“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
1923年，弗洛伊德患了口腔癌。在生命最后阶段，在16年的漫长岁月里，他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医生给他动过32次手术，把口盖和上颚部分都切除了。疾病的恶化对晚年的弗洛伊德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痛继续他晚年的研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学术工作，表现出惊人的毅力。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野蛮地迫害犹太人，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德国遭到禁止，他的著作也被宣布为禁书。同年5月10日，在4万名柏林人的围观下，5000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毁了两千本著作，其中就有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
弗洛伊德在得知他的著作被宣布为禁书而烧毁时，他气愤地说：“人类的进步有多么大啊！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是烧了我的书。”
1938年，纳粹攻入了奥地利。这时他住在犹太区，成为希特勒的俘虏。国际心理分析组织为他的自由奔走。纳粹党索取赎金，当时弗洛伊德的一个病人和崇拜者马利里·邦那巴公主为他获释付了25万先令，使他死里逃生，捡了一条老命。但纳粹党还迫令他交出了全部藏书。随后，弗洛伊德被驱逐出境，和他的家眷一起到了伦敦，不得不在垂暮之年过流亡生活。在流亡英国的艰难岁月中，弗洛伊德继续发挥着自己生命中的最后精力，在写着自己著述的最后一部分文稿。
1939年3月，弗洛伊德的疾病发展到无可挽救的程度。随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9月19日，他的学生琼斯去探望他时，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他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表情极为痛苦。9月21日，弗洛伊德再也无法忍受病魔缠身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他要求他的私人医生舒尔答应他，“如果我不能继续活下去的话，你要尽力帮助。现在我已万分痛苦，这样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9月23日，舒尔分别在头天晚上和清晨为他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行使他的最后权利，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了痛苦难耐的生命。
在战后，精神分析学会组织及弗洛伊德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和平重新来临时，尽管精神分析仍然缺乏兴旺起来的迹象，不过其工作还是恢复了。而且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热衷于精神分析，与其他学院心理学不同，精神分析揭示了人类最原始、最非理性的迫力，而这些迫力在文明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浩劫。这种公众的热衷迟早要反映在精神分析组织的成长上。
1920年在荷兰的海牙举行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战后第一次会议，弗伦克兹当选为主席，琼斯当选为下届主席。出席会议的成员共62名，其中美国2名，奥地利7名，英国15名，德国11名，荷兰16名，匈牙利3名，波兰1名，瑞士7名。
以后，精神分析学会在世界各地都建立起来了，弗洛伊德的门徒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弗洛伊德的忠诚委员会中，琼斯是精神分析学史中仅次于弗洛伊德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的活动和著述对精神分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伯拉汉姆于1925年便退出了舞台，一生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而弗伦克兹不久也背离了。兰克则更早独立，他和沙赫斯以后主要从事文艺研究，发挥了弗洛伊德关于文艺中的无意识理论。艾丁根，雷希和安娜（弗洛伊德的小女儿）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入室弟子。其他人则属精神分析的第二代人物了，他们也被称为第一批后弗洛伊德主义者。
1933年，由于不学无术的希特勒掌权，推行种族歧视和贬抑知识的政策，大肆迫害和排除犹太人，把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犹太智者的著作宣布为“禁书”。于是，大多数弗洛伊德主义者先后离开欧洲大陆侨居美国。因而，弗洛伊德主义就在美国和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特别是美国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在心理分析运动内部又出现了一些对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新的改革派，即新弗洛伊德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有霍尔妮（1885-1952）的心理文化弗洛伊德主义、沙利文（1882-1949）的人际关系弗洛伊德主义、弗洛姆（1900-1980）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弗洛伊德主义。这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阿德勒和荣格也是同样）主要地是摈弃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他的关于人的心理结构的概念，或是对它们重新审查，但是他们仍然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把心理分析的基本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把无意识的东西的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同时把无意识的东西在人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论点继续保持下来。新弗洛伊德主义虽然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化的论点，但是他们关于社会制约性的论点是以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归结为对抗的类型为依据的。同时，他们把心理的准则解释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而任何对“社会一致性”的破坏都被理解为病态现象。如果说新弗洛伊德主义使心理学会社会化，那么社会现象本身在这种场合下则是被心理化了。此外，还有以弗洛姆、马尔库塞（1898-1979）和赖希（1897-1957）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新弗洛伊德主义中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是一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其中心思想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试图从对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修正中得到一种新的综合。这样的理论实质上是从弗洛伊德主义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须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两种对立的思想系统。因此，以任何方式想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折衷主义的表现。
沸洛伊德也始终一贯地、力图不可侵犯地确保他称为“心理分析纯金”的那些基本论点。他对从荣格、阿德勒到霍尔妮、赖希等等一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对他的一些基本论点，如强调的****、奥狄浦斯情绪在人的行为中具有决定作用等所提出的异议是不能容忍的。他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尖锐的斥责和批判。他认为，他们的逆行性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心理分析的离弃。他要坚决捍卫自己的理体系的完整性和正统地位。
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分析学说的研究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力图揭示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实质、内容和它们在人的生活活动中的位置和作用。从1886年到1939年，他写出的著作很多。西方有些学者把他的著作以1913年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在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心理治疗方法和关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一般理论。在晚期著作中，弗洛伊德把心理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提高到人类学哲学的高度，并将他们进一步广泛地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去。
由詹姆斯·斯雷奇和安娜·弗洛伊德主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标准版》包括了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是国际学术界公认收集文献和所作索引最完备的版本，共计二十四卷：
卷Ⅰ心理分析前的著作和未发表的手稿（1886-1899）
卷Ⅱ歇斯底里研究（1893-1895）
卷Ⅲ早期心理分析著作（1893-1899）
卷Ⅳ梦的解释（Ⅰ）（1900）
卷Ⅴ梦的解释（Ⅱ）和论梦（1900-1901）
卷Ⅵ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
卷Ⅶ一个歇斯底里个案史，****论文三篇和其他著作（1901-1905）
卷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
卷Ⅸ詹森的“格拉底瓦”（‘Gradira’）和其他著作（1906-1908）
卷Ⅹ“小斯”和“拉特·曼”（1909）
卷Ⅺ心理分析五讲，列奥纳多和其他著作（1910）
卷ⅩⅡ施赖伯的个案史，关于技术的论和其他著作（1911-1913）
卷ⅩⅢ图腾和禁忌以及其他著作（1913-1914）
卷ⅩⅣ心理分析运动史，关于心理学的论文和其他著作（1914-1916）
卷ⅩⅤ心理分析导论（第Ⅰ和第Ⅱ编）（1916-1917）
卷ⅩⅥ心理分析导论（第Ⅲ编）（1916-1917）
卷ⅩⅦ幼儿神经症和其他著作（1917-1919）
卷ⅩⅧ超越愉快原则，集体心理学和其他著作（1920-1922）
卷ⅩⅨ自我和本我以及其他著作（1923-1925）
卷ⅩⅩ自传习作，压抑、症状和焦虑，外专业分析家以及其他著作（1925-1926）
卷ⅩⅩⅠ一个错觉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和其他著作（1927-1931）
卷ⅩⅩⅡ心理分析新论和其他著作（1932-1936）
卷ⅩⅩⅢ摩西和一神教，心理分析概要和其他著作（1937-1939）
卷ⅩⅩⅣ索引和文献目录
这部德文版全集的英译本于1961年在伦敦由霍格斯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重印。此外，弗格伊德的著作还被编成其他各种不同版本的全集或选集（其中有些主要著作则作为单行本），而分别地被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出版，并且连续不断地再版重印。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影响是很大的。
弗洛伊德早期的精神分析学说，曾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反对他的泛性论，使得弗洛伊德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学说。
他在自己生活的最后20年间，又努力把他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订、补充和发展。他除了写过无数的短篇论文以外，还写过几种成本著作：《超越快乐原则》（1920）、《群众心理学和人类“自我”的分析》（1921）、《自我和本我》（1923）、《文明和它的不满》（1920）。从研究的范围来看，他是愈来愈远地离开了精神神经病的问题，而研究对于心理的一般生物学的社会历史过程和现象的解释了。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野心勃勃地要把自己的理论“借助于大胆的加速度而应用于全人类”。他把自己的这种理论叫做应用心理分析。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企图提出和解决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例如，社会组织、文学艺术和宗教的起源，战争的性质和原因等等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的著作有《图腾和禁忌》（1913）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在其中，他从生物本能决定论的立场出发，发表了许多荒谬绝伦的、极端反动的言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体系弗洛伊德主义。此后，所谓弗洛伊德主义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广泛地浸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
其实，弗洛伊德的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心理学的完整体系，即它将要解释精神机能作用的整体。1915年，他开始撰写一本题为《元心理学导论》的书。所谓“元心理学”指以精神分析方法对精神过程所作的包罗万象的描述。实际上，从1914年起，弗洛伊德就一直在为一种新的综合而奋斗。1923年，终于在《自我和本我》一书中将其表述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层结构。本我（Id）是本能冲动的蓄存库，自我是人格中应付现实的部分，而超我则是无意识的良心，是父母的后继者。
第二个精神分析体系与第一个不同，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的理论（即自我心理学）见诸于弗洛伊德从1914年至1926年的一系列著作，以及1937年的最后一篇重要论文。他的某些观点是经过再三犹豫后提出的，如《超越快乐原则》（1920年）。其他如1914年论自恋的文章则为以后的著作所代替，从而失去了在弗洛伊德主义思想有机体中的地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有：《自我与本我》，第一次清楚地阐述了自我的三层结构。《焦虑问题》（1926）澄清了防御机制的概念。“可终止分析和不可终止分析”（1937）总结了他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上的一生经验。弗洛伊德后期的这些思想，可以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哲学观点来阐述。
在晚期，弗洛伊德由于解释社会观的客观需要，把他的心理结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发展成为系统的人格理论。他把人的个性垂直地划分为三个层次：本我（Id音译为伊底）、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它们在人的整个心理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发生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这就构成了他的所谓个性论。
尽理结构理论和人格理论有一定的区别，前者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人的心灵，后者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剖析人的心灵。
Id（本我）是拉丁字“它”的意思。弗洛伊德用它来代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的一股特别强大的力量。
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它是遗传的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本我是强烈地要求得到发泄的心理能量的贮藏器。它是无组织性的、仿佛是一团混沌的本能和欲望的沸腾的大锅。本能是同肉体联系着的，肉体是它的能量的源泉。本我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它给人的整个心理和活动提供力量和动机。本我是非理性的，无道德感的和无是非感的；从而是无意识的，不能辨别是非和善恶。本我的活动服从于愉快原则。须知，机体在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刺激的场合下，便产生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即处于能量释放和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则表现为痛苦的或不舒适的体验。愉快原则的目的就在于消除或降低这种紧张的兴奋状态，而使人感到愉快和满足的享受。生物机体都具有排除内部的和外部的刺激的干扰而保持自身稳定或平衡的倾向性，愉快原则对这种倾向性的实现可能作出保证。在本我中充满着迫切地要求得到满足的本能、欲望的强烈的冲动。但是自我本身与不能够使这些本能、欲望得到满足的外部世界的对象直接接触，因而它们总是乱闯乱窜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而这种出路只有通过自我才能达到，因为只有自我是同外部世界相接触的。本我的活动过程可能有两种表现形式：或是在行动和欲望中把能量释放出来，或是屈服于自我的影响，在这种场合下，能量则处于约束状态，而不能释放出来。
本我的需要是相当违反社会的，但它始终设法要表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里，让人们感觉到它。它在对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影响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是那么样的重要，而人们可能全然不知它的存在和力量。
人格理论的第二个层次是自我。当我们在普通的闲谈里谈到某一个人的“自我”时，我们所指的是他的自尊或自尊心；而当心理学家论及“自我”时，他的意思则是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东西。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都对“自我”的问题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远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就提到过，生理的我和心理的我是一切烦恼忧患的根源。他们说：“人之患在有我身。”（道德经），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有忧患，是因为有自我存在的缘故。佛家说“诸法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自我之歌里也提到“自我”究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我曾经说过，灵魂和肉体等量齐观，平分秋色。
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也不会比“自我”更崇高，更伟大。
法国哲人笛卡儿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追求“自我”的出处。他怀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自己的身心，都可能是存在于人类感官经验里的幻影虚相，因为在怀疑论的镜头下，人类的感官经验所摄取的外界景象和客观的实况尚有相当的距离。举例来说，太空里的星群发射出的光波，往往历经数百万年才能达到地球的表面，因此我们在深夜里看到的满天星斗，早已离开了它们原来的部位。希腊圣哲说：“伸足入，抽足复出，已非此水。”也无非是说明宇宙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不定之中，因此我们的“见”、“闻”、“觉”、“知”所感受的现象世界，也可能有若干错觉的编差。但是在怀疑论的迷宫里，他却发现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假如宇宙万有都非如实地存在着，这个能思能虑的怀疑主体应该有其存在的道理，否则谁在思考这种问题呢？这个能思能虑的怀疑主体不就是我自己吗？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我想，所以我存在。”他就这样证实了自我的存在。
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常常叫人检讨自己。他说：“当你谈到自我的时候，你最好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的本来面目，究竟有几分像人，几分像鬼？”那是何等悲惨的事呀！雅典城的王公大人们，在苏格拉底的智慧镜头里看到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他们恼羞成怒，群起而攻，有的踢他一脚，有的打他一拳，有的破口大骂，最后将他投入牢狱，处以死刑。从此以后，人们很少拿自己作研究的对象，免得自我陶醉的假面目揭穿以后原形毕露，当众出丑。
到了十八世纪，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他的心理学原理里讨论到“自我”的问题。他把“自我”分为“自己觉知的主体自我”和“外界所知的客体自我”。他说：“广义的自我包括足以称为自我的全部，如心理和生理能力、衣着、房屋、妻儿、祖先、朋友、社会地位、职位行业、土地、狗马、游艇和存款簿等项，上述种种都构成他的情感生活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一旦他失去它们的全部或一部分，他会感到每况愈下，日暮途穷，生不如死。”
自我的属性，就其实质而言，又可分为三大类：物质的我；社会的我；精神的我。
“物质的我包括躯体、服饰、家人，房屋和汽车等项；社会的我包括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声望。一个人往往有许多社会的我，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社会活动并不限于一个社会团体和阶层，他们在各个社会圈子里建立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相当的差异。这些社会的我有的相辅相成，有的彼此如同水火，但是矛盾不碍统一，万本不离其宗，总括而言，社会的我尽管千差万别，都不失为自我的属。”
詹姆士说，他常常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对各种社会的我作一舍此就彼的抉择。这并不是我不愿意作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当然希望有高人一等的政治手腕以便跻身政坛，左右群众，高踞要津，成为名声显赫的政要；我当然希望自己有堂堂的仪表，惊人的才华，成为同辈仰慕的表率和异性追求的对象；我当然希望作一个智慧如海的哲学家，风头十足的运动员，锦心绣口的诗人和谈笑风生的幽默家；我当然希望资财丰盈，取用不竭，自奉豪华，对人慷慨，一掷千金毫无吝色，成为第一流的慈善家；我当然希望成为一个出色的武士，知名的非洲探险家和万众景仰的圣贤。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百万富翁往往和圣贤背道而驰；豪华的生活又和慈善事业格格不入；超凡入圣的哲学家又和剑侠唐璜式的调情圣手发生抵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得之于此必失之于彼，所以我要权衡轻重，在它们之间作一明智的抉择。最后我只好放弃一切，悉心竭力作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尽管我的社会活动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仍然在生命的路途中遭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打击。
“比如说，我的专业著作出版以后，并未产生意料中的成果。撇开销路不谈，最使我失望的事是，这本著作并未博得学术界的赞许和重视，因此，‘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愿望完全落空了。更使我难以忍受的是，许多后辈的心理学家居然扶摇直上，不但与我互争高下，还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个硕果仅存的我不是又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吗？”
詹姆士对于精神的我并无任何惊人的发挥，他只不过顺便指明精神的我是属于意识活动的范围。
对于精神的我比较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的西方人士当然要算弗洛伊德了。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一个意识结构。像“本我”一样，是每个人的人格里极为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同外部世界相接触的，再现着由外部世界积累起来的经验。它是本我和外部、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者。
自我是根据现实原则，即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活动的，它注意着环境的变迁与要求，使我们努力设法去顺从它们。现实就是存在，现实原则的目的在于使自我忍受紧张，延缓能量的释放，直到真正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被发现或产生为止。它的功能在于接受刺激，并保护机体免受损伤。自我调节着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它是心理上的理性和健全世界的创造者。如同本我一样，它也以自我为中心，只是更合乎现实些。它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而本我则无。
同时在每个人的心理上，自我总是把所具有的心理能量大部分都消耗在对本我的非理性冲突的控制、压制和排除上。那些无法无天的“本我”欲望同自我的道德观念永远在做剧烈的冲突，它们以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战斗方式僵持着。
自我是有逻辑性、条理性的，并具有组织、批判和综合的能力。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上不能不具有的“控制室”，主管我们维持一般正常而守法的生活，它尽力使我们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譬如说，一个结过婚的男人虽然喜欢他的女秘书，但他也许绝不会让她知道他对她的感觉。在潜意识上，自我压抑了它认为不道德的某些性格，例如，一个男人可能喜欢他妻子的姐姐或妹妹，但他自己并不知道，由于“自我”发挥效力的关系，他也许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嫌恶这个女人”呢。
即使在我们睡眠的时候，自我也在作用着。当我们那些较不愉快的思维要在梦里显露时，自我潜抑着他们，迫使这些可怕的念头一定要伪装好了才能出现。于是它们只好借助象征的事物在梦里显露。
自我和本我像是一对年龄差距较大的兄弟，对家庭事务的处理采取截然不同的看法。哥哥（自我）了解所有事务的执行程序而较为保守；弟弟（本我）则勇敢、性急、不考虑一般应该注意的事项。他想用猛虎下山似的冲动去做任何一件事，做哥哥的只好尽力设法去管住弟弟，不使他闯祸，不干荒唐的、不正常的事情。
有时自我的控制松懈了，于是本我赶紧表现出来了，当这种事情发生后，自我往往感到十分懊悔。
例如：当愤怒发作时，一个人可能揍人，结果也许被回敬一拳闹上官司，使他后悔不已。
他可能去追求那个自己明知“她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动人的女孩，结果她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弄得他痛苦无比，后悔不止。
他可能在公司的会议上饮酒过度，结果弄得尊严扫地，使他后悔不及。
自我的活动的根本性的目标在于通过与现实的妥协而尽可能迎合本我的需要，实现本我的意图，本我则向它提供活动的能量。换言之，本我产生冲动的力量，提供行动和活动的动力，而自我则像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着欲望目标的达到。
自我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它努力地在不顾实际的本我需要和环境的实际限制之间，做个名副其实的调解人。
第三个层次的超我是一个专门从事道德的司法部门。它是所掌握的社会对他的要求的系统，它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仓库或体现者。超我是根据社会行为标准和要求而在人的内部世界中起作用的。它代表我们一生中所有的“可以”和“不可以”的联合力量。这些力量是在童年时代由父母、师长和宗教的指示、约束、禁律、习惯通过内化而形成我们心理上的一部分。
超我是由两个系统组成的：自我理想和良心。自我理想在儿童的内部世界中是同父母和师长的道德观念相适合的。它们是由于父母和师长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而铭记在心灵深处的。良心则是同父母和师长的丑恶概念相适合的。它们是由于父母和师长的生理的或心理的惩罚而扎根于内心深处的。超我中奖励的结果使人感到骄傲、自豪，而惩罚的结果则使人感到内疚、自卑。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它像一个监督者或警戒者，鼓舞着自我和本我的斗争，设法引导自我走向更高的途径。当自我对本我的要求过于轻易地屈服时，它会惩罚“自我”。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时感到有罪，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良心的谴责”。超我的作用有时会导致赎罪感和自我惩罚感。超我是人类理想的来源，一切对完美的追求都产生于超我。
由于本我、自我和超我彼此间存在着对立性，所以它们并不是处于和谐协调的状态中。相反地，本我和超我总是同自我发生着矛盾和冲突。本我迫切地要求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这是超我所不能允许的。因此，自我总是处于本我和超我的支配的情境中。自我总是要适应现实的要求。否则，个体就难于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了。
谈到本我和超我的相互关系时，弗洛伊德以自我为中心用比喻的方式作过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说明：“可以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比作骑马者和他的马之间的关系。马提供运动的能量，而骑马者则有权决定目的地和引导那强有力的马向着这个目的前进。然而遗憾的是，常常在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却是不大理想的。其中骑马者不得不根据马本身所愿意走的方向来引导它。”这就意味着，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不是自我而是本我。自我是在执行着防御的、保卫的功能。“谚语告诉我们说，谁也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不幸的自我则比此遇到更加为难的厄运；它必须服侍三个苛刻的主人，必须尽力调和所有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和需要。这些需要往往是分歧的，而且常常是十分相互矛盾的；无怪乎自我总是经常地担负着沉重地任务。它是三个暴君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的仆人……自我既要受到本我的驱策，又要受到超我的限制，同时还要遭受现实的抗拒……因为这些力量和势力都在它身上发生作用，对它施加压力，它必须使它们相互协调。”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自我和超我彼此保持平衡时，个性发展正常，如果它们之间失掉平衡，那么神经病就可能产生了。
弗洛伊德认为，要使三者相互协调，保持平衡，使个性正常发展，就必须设法建立一个坚强的“自我”，使人有坚强的理性。
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坚强的“自我”呢？弗洛伊德提出，主要是研究文明，加强社会文明建设，使人文明化，成为文明的人。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人的本能活动的性质；研究人的本能要求的表现方式；研究如何恰当抑制人们的人们的本能欲望，如何使人的本能需要升华和变质，从而消除某些本能的有害的作用。比如，如何把人们引向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以此来减弱人们的盲目的****冲动，使人们的精力集中到有益的活动上去。在他看来，加强文明建设，主要是加强对人的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约束每个人的活动，使人文明化，使人在生活中处处想到道德和宗教的要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善良的、合情合理的。但是弗洛伊德对社会文化或文明的作用，归根到底，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认为，人的本能欲望总是反理性的、******的，人的自然****是难以控制的，人的感情的东西总是比理性的东西更为强烈，更有力量。比如，虽然人在理性上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当自己的亲人死了的时候，还是要痛哭流涕的，理性也压制不住这种感情的冲动。人在遇到极为高兴的事情的时候，那怕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时会手舞足蹈，像一个没有什么理智的小孩子一样，做出种种可笑的活动，理性也控制不住饱经风霜的老年人的情感冲动。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自然本能总是同社会文明对立的，理性和文明也并不是全能的。既然人的本能欲望永远存在，人与社会文明的冲突也就永远存在。既使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上由于本能冲动而造成的社会犯罪现象仍然存在，不道德的行为仍然存在。而理性和社会道德对人的过分约束，人的自然欲望无法满足，又会使人变态发展，甚至造成神经病，造成一种病态社会。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使社会成了一个病态社会，成了使人受苦的社会。他反对建立在抹杀人的本能要求的基础上的社会文明。
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个发现。
在晚期，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亲眼看到恐怖的屠杀和破坏的行为，这使他感到在人的个性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侵略的本能自我毁灭的本能。他把这种本能叫做死亡的本能。以此为根据，弗洛伊德把自己以前提出的本能的分类理论作了根本性的修订。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自卫本能和生殖本能虽然各有不同的直接目的，但最后同样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增进。让他们联结成一种生存本能吧，那么有什么同这一本能相对立呢？除了死亡本能，还有什么？”就这样，他把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本能重新分为两类，即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
1920年，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开始对他的整个本能理论进行了根本的修改。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性爱与死本能的新的二分法。他在《自我和本我》（1923年）以及其它一些后期作品中，对其本质性问题作了非常细致的讨论。这个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新的二分法，取代了原来自卫本能与性本能的旧的二分法。这一理论的构建威胁到许多早期概念的有效性，与许多早期理论相矛盾。为此他付出巨大的智慧努力，花费了以后18年的时间致力于这种新理论的研究。他给原先的假设增加了全新的内容，最终使这一理论形成。不过，令他格外沮丧的是，在他自己的信徒中，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和同意他的观点。
根据弗洛伊德的见解，生存本能，即性爱本能，产生于多种多样的机体本能。它们是为数很多的，最初是互不依赖地发生作用的，在较晚时期才结合成一个多少完整的综合体。每一种性爱本能的目的都在于使这个别器官得到享受。它们结合在一起，则起着保护种族的作用。
弗洛伊德又给生存本能取名为爱洛斯（The Eros）希腊爱神之名，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Cupid）。它是每个人身上的创造力量和肯定力量。它也包括所有的自足和自卫的欲望。它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
生存本能一如其名是个人力量的来源，它坚强地袒护生命和代表生命的每件事物。
我们时常谈到一些不平凡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竟然能在看似绝望的情况下坚持抵抗，而获得最后的胜利。有些人半疯狂地在沙漠里流浪了几个星期而遇救；有些人躺在木排上又饥又渴，却能在太平洋上漂流一个多月不死；有些人受到残酷的刑罚后依然活着，这些都是生存本能发挥力量的戏剧化的例子。它也常表现在我们的快乐、野心、亲人感、爱、乐观主义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只不过这些时候的表现比较不明显罢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主张，每个人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侵略本能和破坏本能，这种本能就是死亡本能。死亡本能是为死亡服务的。死亡本能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摧残生命和把有机的物质变成无机的状态，设法要使个人走向死亡，因为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只有在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里，个人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紧张和挣扎。死亡本能的满足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是向内的，在于毁灭自己的生命，表现为自杀，而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在于毁灭别人，表现为侵略或杀害别人。弗洛伊德在谈到死亡本能时写道：“以关于生命起源和生物相类似的论断为基础，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保护有机物质并把它联合成愈来愈大的单元的本能以外，还必然存在着其他本能，这种本能同前者相反，它竭力摧残这些单元，并使它们恢复成以前那种无机状态；也就是说，必然有像爱罗斯那样的死亡本能；因此可以把生命现象理解为两种本能的相互作用和它们彼此对立的效应……可以假定说，死亡本能是在机体内默不作声地进行活动的。”在阐述死亡本能时，他断言：“侵略趋势是先天的、独立的本能倾向”；“人具有自然的侵略本能，以及每一个人敌视全体和全体敌视每一个人的欲望。”他还进一步地补充说：“侵略本能是死亡本能派生的和主要的代表，我们发现死亡本能是同爱罗斯并存的，它同爱罗斯共同管理着世界。”
弗洛伊德在分析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相互关系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在地球的进化过程中，当宇宙内各种力量作用于无机物而使之成为生物时，死亡本能也同时相伴随地在生物有机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生物大约仅仅能够生存很有限和很短的时间，最后就恢复（倒退）到先前的无机物的状态。如果这种干扰一旦平息，那么生命的火花就会随着消失了。因为生命的产生具有这样一些条件，所以向无机物“倒退”就成为有机物的目的了。“一切生命的目的就是死亡”。
弗洛伊德认为，生存本能可以使死亡本能转向，使由指向自己的转为指向别人的，于是一变而成为侵略性的人，虐待性的人，甚至成为谋杀者。
是什么动机驱使弗洛伊德在晚年提出死本能呢？
其中一个因素，或许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弗洛伊德象他那时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曾持有欧洲中产阶级典型的乐观幻想，但突然面临了1914年8月1日之前还简直不能相信的疯狂的仇恨、破坏和屠杀。战争之残酷、杀戮之惨烈、破坏之疯狂，给他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1933年纳粹法西斯上台执政以后，疯狂推行法西斯主义政策，大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破坏程度、残忍杀戮都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自己做了希特勒的俘虏，差点命丧纳粹法西斯之手，最后被迫流亡他乡之地。这就使他致死都认为有一种死本能在起作用。并且认为这两次战争正是人类存在死本能的有力证明。
一般认为，在这一历史的因素中，还须加上某种个人的成份。在前面已提到，弗洛伊德是一个早已被死亡缠身的人。40岁以后，他几乎天天想到死。他患了“恐死症”。人们可以推测，弗洛伊德所患的严重疾病，或许会使他感到死亡的恐惧，因此促成了死本能公式的产生。然而，这个设想在以下简单的事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得癌症的第一个信号直到1923年2月才出现，那是在他提出死本能概念的几年以后。不过假定他早期已有的死亡感在他得病后更加强烈，生与死的冲突超过了****与自我驱力这两种肯定生命的动力之间的冲突，并使他产生了生死之间的冲突是人类体验的中心这一思想。
在晚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大战之后，弗洛伊德逐渐偏离神经病的问题的研究，而企图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由于他不能正确地理解个体、个体心理学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他错误地认为，精神分析中的基本论点不仅可以用来解决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且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于是就把弗洛伊德主义中的一系列论点广泛地应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用无意识心理过程解释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从而得出许多荒谬绝伦的错误理论。
无意识与哲学。在哲学方面，弗洛伊德自命是康德的信徒，但是根据他的许多言论不难看出，他同时也是叔本华、尼采和爱·哈特曼的信徒。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非理性的、唯心主义的。
在解释心理现象时，弗洛伊德既不考虑心理同脑的联系，又不承认外部世界对它的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点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心理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的唯物主义的论点直接相对立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系统中，不是把外部世界、社会条件理解为人的行为的决定者，而是把它的作用降低到对先天的心理倾向（本能、欲望）的压抑、障碍的水平上。社会条件本身实质上被看作是由无意识的心理力量产生出来的，结果真实的关系被完全给颠倒的。他坚持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决定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这种决定论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直接相反的。
在分析心理现象时，弗洛伊德把非理性的情绪、本能、欲望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并把它们理解为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动力。而作为理性的东西的意识则是被轻视的，它仅仅被看作是本能、欲望的伴随因素。这种非理性的论点是反辩证法的。
本能与社会历史。弗洛伊德用个体本能的冲突去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他把人的所有本能分为两种：生之本能和死亡本能。他认为，在个人身上，充满了这两种本能的斗争。扩而言之，整个人类历史是由爱罗斯（Eri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代表生的本能和欲望）和腾纳托斯（Thanatos-希腊神话中的死神，代表死亡的本能和欲望）之间的斗争所决定的一种特殊的有节奏的戏剧。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由人先天的侵略、破坏的本能，即死亡的本能来决定的。革命起义是侵略本能的具体表现。他在1932年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中就充分地论证了自己这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先天的、生物决定论的思想。他写道：“看来战争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它有着巩固的生物学的基础，所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依照我们的假设，人类的本能仅仅有两种：一种是力图保存和联合……而另一种则是力图破坏和杀害，我们把它们一起归类为侵略本能和破坏本能。我们由某一种思辩结构得出一个假设，即这一类本能在每一个生命实体中都起着作用，力图破坏它，把生活导向原始的、不属于动物界的、物质的状态。”在“死亡本能”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人类社会就陷入战乱和破坏之中。
弗洛伊德认为，他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他给和平主义者所作的解释是：那种放弃了本能的满足和冲动而代之以高尚的目的的人。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他在信中强调指出，群众现在还没有开化，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的。因此，他们受本能推动去迎合战争贩子。在这里，他不仅给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作出了由生物本能所预定的结论，而且把战争的责任归之于不开化的群众。
本能与社会文明的冲突。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始终一贯地把人的本能、欲望同社会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类的侵略和自我毁灭的本能、欲望是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威胁，是破坏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因。社会的功能在于，借助于超我，即检查者来压抑人所特有的本能、欲望，不如此，社会便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对本能、欲望的压抑来完成的。因此，社会的存在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来说是一种祸害。文明的进步对于人类来说是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文明和文化是以抗拒本能、欲望的满足，特别是性的本能、欲望和死亡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为基础的。人类的文明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得到升华的结果。反过来，本能、欲望的升华促进了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相应地又使本能和欲望的满足感到愈来愈困难。在这样的场合下，由于****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和不适当的升华，所以在文明的社会中，人类就会逐渐地、普遍地成为精神病或神经症的患者。以此为根据，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我们都是有病的、都是神经症的患者。与此相应地，他还提出了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假设：许多文明制度或文明时代可能是，全人类在文明势力的压力下都变成神经症的制度或时代。并且他还探讨了“集体神经症的诊断”和“文明社会的病理学的问题”。
实际上，产生种种精神变态和不合理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社会问题，这些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对个人生活要求的过分压制，社会文明的混乱，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往往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不能一般地归为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造成的，不能认为是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能认为是理性不坚强造成的。否则的话，只能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剥夺劳动人民生活和政治的正当权利，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理论依据。
事实上，人的本能和欲望与社会的文明是统一的。社会越进步，文明越发展，生产力越发达，就越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要求。
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足很容易使人误会他的为人，以为他是性生活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舒尔茨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地谈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1897年，他41岁时，他本人自称已完全没有性的活动了。”可见弗洛伊德的实际为人与其理论是相互矛盾的。
奥狄浦斯情绪与社会、宗教道德。弗洛伊德把社会、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归结为弑父行为的结果。
他在《图腾和禁忌》这本人类学的主要著作中提到，史前时代的人是生活在按父权组织的部落里，“在那里有这样的制度：残酷而嫉妒成性的父亲把全部妇女都霸占为己有，而儿子们长大了就被赶走……有一天，被赶走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父亲，于是父权制的部落就结束了。……图腾餐或许就是人类最初的庆祝会；它是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的回顾和纪念。这许多事实就是社会组织、道德约制和宗教的起源”。同时，他认为，由于弑父的儿子们意识到，未来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被自己的儿子们杀掉，因此，他们缔结条约，禁止种族内部通婚，于是便产生了道德。宗教则来源于杀父行为所引起的犯罪感。被杀的第一个父亲后来被看作是上帝，而“原罪”则是杀父留在记忆中的犯罪感。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是以参加共同完成的犯罪行为为基础的，宗教是以罪过感和忏悔感的意识为基础的；道德一部分是以这种社会的需要为基础，一部分以罪过的意识所要求的忏悔为基础的。
关于社会起源，弗洛伊德另外还作过这样的说明：“有一切理由认为，在弑父后，兄弟们为了遗产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争吵不休，他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这份财产的唯一的拥有者。但他们终于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危险和无益。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共同努力争取到自由的回忆，在他们被逐放时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友谊关系，促使他们讲和，并签订条约。这样，第一个社会产生了。它是在克服本能、相互承担义务。确立被宣布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制基础上产生的。简要地说，也就是在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这里，弗洛伊德在非科学的杜撰中是应用着一种古老的唯心主义的和典型的社会契约论的概念来解释社会、道德的起源的。此外，他还把社会、道德、宗教的起源与奥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作过这样的说明：“在奥狄浦斯情绪中可以找到宗教、道德、艺术的起源。”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异想天开地把“奥狄浦斯的曲折经历”的神话和被驱的兄弟推翻父权制的凶杀事件的主观虚构弑父行为，当作解释社会、宗教、道德起源的依据。不言而喻，这些论断是毫无科学价值的。
弗洛伊德还根据奥狄浦斯情绪的遗传决定因素，认为社会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群众和伟人。群众是乐于接受伟人影响的，伟人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因为群众需要臣服于父亲的代替者，即权威。他写道：“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人们需要他们可以赞美、可以服从、可以被其统治的政权，即使这种政权不是好好地对待他们。我们从个体心理学认识到，这种群众的需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儿提时就产生的对父亲的怀念，对那个被夸赞的传说中的英雄战胜父亲的怀念。而现在我们开始觉得明白了，我们赋予伟人的特征，就是父亲的特征。在这种类似性中存在着伟人的实质；直到现在为止这种实质还是没有消失……应当赞扬他，可以相信他，但同时不能不畏惧他。”
弗洛伊德否认劳动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给伟人论的腐朽思想作出神秘的生物学的解释。他强调指出，一些人天生就是受人管辖的，另一些人则生来就是要统治人的。同时更宿命论地作出结论说，这种预定因素存在于人类和个人的奥狄浦斯情绪中，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他实质上是把奥狄浦斯情绪提到了历史事实的发展的动力地位了。
弗洛伊德任意地为男优女劣提供论据，他不是从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社会条件中去探索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根源，而是从生理解剖结构中找寻决定男女社会地位的根据。结果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少女缺乏男人所特有的因犯罪而受到阉割的解剖学上的特征。弗洛伊德有着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大男子主义思想。他的弟子约翰·穆勒原来深为弗洛伊德所赞赏，但当穆勒提倡妇女平权时，弗洛伊德就写信说：“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发疯了。”弗洛伊德从男女孩性器官活动出发，提出了恋母情绪的概念，并以男女孩性器官的不同说明男女孩恋母情绪的差异。他以为男孩恋母而以父为情敌，因此害怕被割除了****，产生了阉割情绪，但他恋母恨父始终不变。女孩也先恋母，但因母亲的性器官与己无异，便逐渐从恋母变成恨母，转而敬爱其父。她因缺乏****而产生了所谓****妒，以为自己不及男孩的得天独厚，都是母亲的过失。
弗洛伊德不仅以性器官的差异解释男女孩的恋母情结，而且以此为出发点推论妇女的德性，如妇女的被动性，嫉妒性、谦逊和顺、爱修饰和身体的健美，甚至她的学术成就，也被看成是被压抑的****妒升华的化装。虽然不能完全否定生物学的因素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但弗洛伊德本人的男性自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思想。
升华与文学艺术。弗洛伊德从文学艺术中提取他的理论依据，反过来，又用他的理论来说明文学艺术的实质。他从唯能论的立场出发而认为，在艺术、科学和其他文化领域中，有的人之所以能够有贡献，这是由奥狄浦斯情结决定的，是由于他们的被压抑的先天本能、欲望所具有的能量里比多升华的结果。
弗洛伊德自幼就表现出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并十分喜爱希腊神话故事。他的理论中的许多术语名称来自于希腊的神话故事。许多希腊神话故事的内容也成了他的理论和论据。他童年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直到晚年，终将沙翁的所有作品看完。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认为他表达的极为精确和深刻。每当他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总要对其中的若干精采片断加以摘引，并能背诵下来。弗洛伊德也十分喜欢歌德的诗、戏剧、小说。歌德说过：“人是一个糊涂的生物；他不知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他对这个世界，而首先是对于他自身，知道得甚少。”这句话给予弗洛伊德以深刻的启示和久远的影响。莎翁和歌德等文学巨匠对大自然和人以及人生的理解、赞颂鼓舞着弗洛伊德向大自然和人自身探索神奇奥秘的志向和精神。弗洛伊德正是从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学到了对人、人的生活的观察、思索和理解，学会用艺术的语言、形象的描绘、生动的叙述出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学推及到他所感兴趣的文学艺术领域，来印证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同时，也建立了他的美学、开创了以精神分析学方法研究文学、艺术的先例。例如，他在《梦的解析》中，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分析和解释了两部悲剧作品：《奥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从而印证他所主张的“奥狄浦斯情绪”的存在。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不过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是受压抑的里比多升华的结果。艺术家、作家和常人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把剩余的里比多释放到幻想的生活中去，从而达到感情上的升华，而艺术和研究活动则是幻想的生活的具体方式。也就是说，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而把他们的里比多转化和升华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里比多是文学艺术得以产生的动力。例如，达·芬奇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和学者，是决定于他所特有的奥狄浦斯情绪。他是一个孤儿，是钟情于他的母亲的。母亲过早地激起了他的****冲动。他的被排除到无意识系统中的里比多在以后便成功地升华到绘画和艺术活动里，也就是把他对生母的怀恋及其产生的幻想都贯注于他的绘画中。作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圣安妮复活了他童年记忆的母亲动情的微笑。
用精神分析法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就要紧紧抓住受压抑的里比多得到升华这条线索去进行。如，哈姆雷特的性格为什么那样抑郁，那样犹豫呢？因为在弑兄娶嫂的叔父身上，他观照到自己心中的奥狄浦斯情绪（杀父娶母）的阴影，在这一发现前他的灵魂颤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特殊的性格。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既不注意艺术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实质、美学价值，而只是孤立地用奥狄浦斯情绪，用里比多的升华的抽象概念来主观唯心主义地解释问题的。对艺术的解释是如此，对科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解释也是如此。
弗洛伊德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不合理地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时候，在方法论上是把自己主观虚构的解释和想象有臆造的原因，用来代替客观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通过人类全部历史所证明的原因和解释的，从而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不可避免地得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