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孟德尔的论文《植物杂交的试验》被再次发现后，孟德尔遗传理论便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1903年传入日本。但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国学术界对孟德尔及其遗传理论仍一无所知。据中国学者郭学聪研究，光绪末年出版的一些生物学教科书、博物大辞典以及一些学术刊物，均未发现介绍孟德尔及其遗传学理论的文章。直到1913年，《进步杂志》上译载的《生命之解谜》一文，才介绍了孟德尔的遗传理论，指出“其所论述，可与达尔文之进化论争光焉”。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篇介绍孟德尔遗传理论的文章。1914年，周建人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题为《遗传学》的文章，说明孟德尔所发现的遗传规律适用于整个生物界。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号上，秉志的《生物学概论》、钱崇澍的《天演论新义》等文章都谈到孟德尔定律。1916年《科学》专门介绍了孟德尔及其成就，称孟德尔遗传理论“实为生物学别开生面……与达尔文天择学说蔚然并峙。其开造化之秘，有助于畜牧种植及人种改良者，实非浅鲜也”。1918年，《学艺》杂志发表了蒋继尹的《闵（孟）德氏之遗传定律》一文，配合图表，较详细地介绍了孟德尔及其遗传理论。1919年，陈寿凡在所著《人种改良学》一书中，不但介绍了孟德尔的遗传法则，而且应用孟德尔遗传理论论述了人种改良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深入。1920～1921年，《学艺》杂志分5期全文发表了顾复翻译的孟德尔的论文《植物杂交的试验》。顾复在谈到孟德尔论文重要性时指出：“此区区四十页论文实建设晚近实验遗传学之基础，是与‘种原论’并驾齐驱，而较之‘种原论’更为精密深邃之世界名著也。”1922年是孟德尔诞辰100周年，上海《时事新报》用了两天副刊8个版面出版了《曼（孟）德尔百年纪念号》，刊登了孟德尔的照片和数篇纪念文章。同年，《民锋杂志》在《进化论专号》栏目中也刊文介绍孟德尔生产及其科学成就，指出“曼（孟）德尔在学术上的功绩除遗传规律外，对气象学亦颇多贡献”。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有关系科及高级中学所开设的生物学课程，也开始讲授包括孟德尔遗传理论在内的遗传学。
一般说来，20世纪初，中国主要以编译文章形式普及、传播孟德尔遗传理论。到了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才开始以孟德尔遗传理论为指导，进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中国遗传学家李汝琪赴美在摩尔根实验室，以果蝇为材料进行实验研究。遗传学家陈桢对金鱼的遗传、变异研究成绩卓著，至今仍被视为遗传学研究的经典工作。他们是我国实验遗传学研究的开拓者。遗传学家谈家桢在20世纪30年代以果蝇和瓢虫为材料的遗传学研究，也获得重要成果。在进行这些基础遗传理论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还把孟德尔遗传理论应用于育种实践，促进了育种工作的进展。此时，在报刊杂志上介绍孟德尔及其理论的文章也很多。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道容从日本转译的孟德尔的论文《植物杂交之研究》单行本，收入“万有文库”第2集。第二年又以汉译世界名著单行本发行。1936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谭振瑶翻译的奥国学者H灡伊尔蒂斯的名著《门（孟）德尔传》。全书分上、下册，共21章，配有插图、照片22幅，详细介绍了孟德尔的生平、科学业绩、论文被埋没及再发现过程。这是一部权威性的孟德尔评传式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使人们对孟德尔及其科学成就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了解。此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遗传学专著，其中有些被用作大学教材。孟德尔遗传理论著作已逐渐成为生物学、医学、农学的教材与科研人员必备的基础理论著作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科兴盛。遗传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1949～1978年间，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经历了一段十分曲折的过程。1948年苏联发生的“李森科运动”很快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国。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在中国生物界也大力推行李森科学派的遗传学，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则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等帽子。从1952年起，各高等院校停止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为指导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被迫停顿；学术刊物不准发表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文章。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走入低谷。
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两大学派的主要学者约13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摘掉了强加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反动的政治帽子。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也能理直气壮地陈述自己的学术见解，打破了多年来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鸣”的局面。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重现了生机。座谈会结束后，报刊又开始登载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文章，各高等院校恢复了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被迫停止的科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1957年，遗传学家吴仲贤重译孟德尔的《植物杂交的试验》出版；《生物学通报》开设了李汝琪的“遗传学讲座”，全面介绍了孟德尔及其对遗传学的贡献。
但是，1958年，李森科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又重演了1948年的那一套做法。苏联遗传学界的影响再次波及中国。1960年前后，国内几所大学又重新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涉，才未酿成全国规模的大反复。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艰难地发展着。1959年，卢惠霖翻译的摩尔根名著《基因论》出版，使人们对孟德尔以后细胞遗传学理论的发展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同年，方宗熙著《普通遗传学》一书出版，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详细而系统的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的教科书。该书曾多次再版，对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1961～1963年，中国遗传学两大学派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介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及其应用成果的文章多见于报刊，在更大范围内与更深层次上传播了孟德尔遗传理论。1965年，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相继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招收了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孟德尔遗传理论已植根于中国大地。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迎来了遗传学发展的春天，开拓了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新局面。遗传学家编著了各种类型的遗传学著作，国外的一些遗传学名著也相继翻译出版。孟德尔遗传理论被规定为高等院校有关系、科和中学生物课的必修内容。1979年，中国遗传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论文报告会召开。1984年，中国各大城市普遍举行了纪念孟德尔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内容涉及遗传学各分支及其相联系的农、医、林、牧、渔等领域，均由国内各学科领域专家执笔撰文，集中展现了遗传学的概貌。同时，《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署名文章，用历史观点对孟德尔的生平及科学业绩作了系统的评述。1986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建立了基因工程研究中心，这表明了孟德尔遗传理论的实际应用研究正迈向更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