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孟德尔发表实验成果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是他历时八年心血积累起来的成果，因为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数据，一次不能讲完，所以，他在布尔诺自然科学例会上的发言分为两次。
会场设在布尔诺高等实业学校，学校位于离中央广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这是一幢石造的四层楼房。
2月8日傍晚，天气晴朗。
孟德尔带着绸帽，披着长长的黑色修道士礼服，在落日的余晖中来到会场。这是他多年执教的学校，所以心情并不紧张。
会场里聚集了大约四十多位听众。会议的主持人是尼耶塞尔教授。听众中有植物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
主持人宣布：
“今天，将由格里戈尔神父报告他关于植物杂交试验的结果。”
孟德尔腋下夹着一叠论文，缓步走上讲坛。他那双蓝眼睛闪出自信、真诚的目光。
“植物的遗传和变异有两条规律可循。”
当孟德尔宣布这个结论时，全场鸦雀无声。听众都把专注的、满怀兴趣而又有些疑惑的目光投向讲坛。
孟德尔顿了一顿，继续言辞清晰地讲述下去。
“第一，当具有成对不同性状的植物杂交时，所生的第一代杂种的性状都只与两个亲本中的一个相同，另一个亲本的性状则隐而不显。例如，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它们的子代都是高茎，矮茎的性状隐而不显。我把表现出来的性状叫做显性性状，未表现出来的性状叫隐性性状。如果将杂种第一代进行杂交，所产生的杂种第二代的性状就不再相同，而发生‘分离’。而且，显性性状的个体数与隐性性状的个体数之间的比例是个常数——3：1.例如，将高茎与矮茎杂交所产生的杂种第一代再互相交配，产生的杂种第二代中有高茎，也有矮茎。但其数量总是3：1的比例，即高茎为3，矮茎为1.这就是分离定律。”
“第二，当同时具有两对或两对以上不同性状的植物杂交，例如黄色圆粒的豌豆与绿色皱粒的豌豆杂交，所产生的第一代杂种全是黄色圆粒的。而在第二代杂种中的每一对性状各自按3：1的比例独立分离，互不干扰。但是出现了性状的新组合，共有四种组合，即：圆黄、圆绿、皱黄、皱绿。其比例为9：3：3：1.在这中间，圆与皱之比仍为3：1，黄与绿之比仍为3：1.这就是自由组合定律。”
接着，孟德尔款款细述导致这些结论的实验经过，以及对这个结论的理论证明。在座的学者们对孟德尔的细心、持之以恒的观察以及旁征博引的论述十分敬佩，但对于枯燥的数学演算却感到惊奇和不耐烦，许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研究植物要与数学联系起来。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报告暂告结束，余下的内容留待下次会议上宣讲，而且余下的内容正是希望大家很好理解的部分。
当天的《每日新闻》，对孟德尔的演讲作了报道。
3月8日的例会在同一会场召开，孟德尔继续演讲的部分仍然是数字连篇的理论。
报告结束了，学者们向孟德尔鼓掌致意。掌声虽不是热烈的，但是十分有礼貌的。没有人提出疑问，也没有人大声叫好，会后也没有举行讨论。显然，孟德尔的理论超越了当时听讲者所能接受的水平。
尼耶塞尔教授虽然还不能充分理解这个报告的内容，但他却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新鲜而有趣的理论将来一定会被人接受，而且还可能带来一场惊世骇俗的思想革命。在他的热心支持下，孟德尔把演讲内容整理成长达45页的论文发表在第二年（1866）《布尔诺自然科学会志》的第4卷上。这就是著名的《植物杂交的试验》，它后来成为永远纪念孟德尔英名的见证。
遗憾的是，这部价值非凡、论证严谨的科学著作在当时没有引起世界科学界应有的重视。布尔诺自然科学研究会当时同各国120个多个科研机构（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和高等学报都交换出版物，因此，各国学者都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著作。但是，在各大图书馆里，这部杰著却长期被尘封在书库里，无人问津！
当孟德尔拿到论文的四十部副本时，首先将一部赠给在慕尼黑的植物学家卡尔·耐格里，为征求他的意见写了一封信。这是12月31日的事。
等了又等，直到第二年（1867）的2月末，孟德尔才收到耐格里的回信，但是耐格里在信中并没有特别陈述意见，只是说：
“我认为，你用豌豆属作的试验还远远没有完成，其实还只是个开端。对于你的来信我提不出任何意见，因为我对这些试验没有详细地了解和知识。……”
但是孟德尔并未灰心，也没有因此对耐格里失礼；他仍继续向耐格里求教，并把自己实验的种子寄给他，希望他加以验证。
其中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所得到的结论和学术的现阶段相协调是不容易的。我不顾这点，将此孤立的一项实验发表，对我本身及对我所持的见解来说，是酝酿着双重危险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因此，我当初倾注的最重要的努力是想通过对其他植物实验来检验在豌豆属中得到的结果。但1863年及1864年在计划了许多杂交试验时，我痛感在一系列广泛试验中要发现适当的植物极其不易。我曾担忧搞不好的话，时光就将在达不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虚度。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敢于期望其他学者进行对照实验。我在布尔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的面前报告了豌豆属的杂交实验，其目的就是想引起别人做对照实验。很自然，我听到了相当多的异议。但遗憾的是，就我所见所闻，还没有一个热心之士想再一次重复我的实验。”
耐格里教授是欧洲研究植物杂交的权威，如果他当时能提出孟德尔并予以介绍的话，孟德尔遗传学法则会更早地放出光芒。而孟德尔本人也会以伟大生物学家荣誉而终其一生，生物学也可能不用等到20世纪才取得相当大的进步。
在曾经重视孟德尔论文的少数学者中，必须提到德国医生、植物杂种研究的权威福克。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植物杂种》这部569页的名著中，有15处提到孟德尔的名字，在该书的第492页，福克还把孟德尔与其他八位伟大的科学家相并列。
福克88岁逝世。他在暮年还能记起自己是1870年前后读过孟德尔的论文，当时曾想过这项研究是值得认真地重复试验的，但是很遗憾，他没有余力亲自重复那些试验了。
瑞典学者勃罗姆伯格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都是该国地质研究所成员，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研究家，36年时间对瑞典各地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绘制了地图，写出了许多论文。他写的唯一一篇植物学论文，也是他的学位论文，是《关于显花植物的杂种形成》。这篇总共41页的论文于1872年在斯德哥尔摩印成单行本，其中有7处引述了孟德尔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国植物学家施马尔豪森。他也许是算在19世纪就精确说明和恰当评论了孟德尔贡献的唯一人物了。他在写硕士论文《论杂种》（1874年）以前并不知道孟德尔的理论，但在后来给学位论文补加的“附注”中，他评述了孟德尔的工作。遗憾的是，施马尔豪森的这些评述意见连俄国国内也未引起注意，更不必说为国外学者所知了。
这样的科学家还可以再举一些，不过为数毕竟不多，更谈不到有什么大影响。就世界科学界的整体而言，孟德尔的发现被埋没了！埋没了34年！价值如此巨大，论证如此严谨而周详的科学论著，竟被埋没了如此之久，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在19世纪后期，生物科学家们被达尔文的学说深深吸引，以为生物的根本规律已经被揭示出来，因而忽略了对其他生物学的重大发现。要是把同一时代的这两个伟人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也许科学史上会出现更加伟大的进展。
可惜，两个人都忙于各自的研究，未能进行接触和交流。
此外，孟德尔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他的数学方法，对于19世纪的生物学家来说是十分生疏的。这也许是孟德尔学说遭遇不幸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