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一壶牵机毒酒，结束了后主凄惨的降虏生涯。那一年，后主刚好42岁。42年，对于浩缈的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后主来说，却是曲折漫长的一生。历史的书页翻到今天，多少个42年随风而逝了，后主的这42年的人生，却永远铭刻在后人的脑海中。他的为人，为政，为文，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死话题。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主是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他内无用人治世之能，外无御敌卫国之力。他为求偏安一隅，不惜对宋曲膝称臣，终于养虎贻患，沦为一介臣虏，断送祖宗基业。对于文学家和普通诗词爱好者来说，他是词中之帝。他的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芳华胜过空谷芝兰，清怨不逊瑶天笙鹤。一字一珠，写显当行本色。清代才子袁枚曾引用《南唐杂咏》中的话概括评价后主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应是甚为恰当而又不失中肯的评价。
后主天生仁懦，体恤臣民，从不妄加杀戮，草菅人命。他通阅儒家经典，崇尚古道，并亲恭力行，以周孔仁恕之道施政治国。他死后，旧臣徐铉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他“本以恻隐之性，仍好兰乾之道。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赏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过，惟恐其闻。”是很符合他的生平为人为政的。正是由于他宽恕爱人，在宋军围困金陵之时，城中弹尽粮绝，饥寒冻馁，瘟疫肆虐，固守一年之久，竟无一人生出反叛之心。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是当政者若一味仁恕，不辅以严律，必然导致朝廷威信不够，统治不力，也就是徐铉在他的墓志铭中所说的“至于法不胜奸，威不克爱。”
对于外邦邻国，后主严格遵守祖父李昪的遗训，与邻国和睦相处，从不妄动干戈，侵扰别国。对于中原大国北宋，他自问无力抗衡，于是忍辱含垢，对北称臣，力求偏安江南，守住祖宗的半壁江山。他臣事北宋，极尽人臣之道，毕恭毕敬，从不逾雷池一步。可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决心一统天下的宋太祖，怎么容得下他李煜安享江南富庶之乡？诱降不成，终于兵戈相向，金陵不保，后主从江南国主之尊沦为太祖阶下的一介臣虏。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告终。
作为君王的李后主死去了，作为词人的李后主却因此获得了新生。后主贵为人君时，他的词虽然声名远扬，宫闱市井，争相传诵。但究其实质，仍不脱“花间派”的巢臼。所咏题材，不外乎风花雪月，怜香惜玉，闺阁哀怨之类。只是他每有吟咏，都以真情实感倾注其中，却又不是纯为寻章琢句的“花间词人”可比的。陈廷焯在评价历代词人时说：“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说得的确切中要害。
历来“愤怒出诗人”，“诗欲究后工”，降为降虏的后主，过着寄人篱下，动辄得咎的悲惨生活。家国破灭，沧海桑田，冷酷的人生骤变狠狠地打击了作为君王的李后主，却无意中升华了作为词人的李后主的情感。君王降虏，人间天上。这种前后生活的残酷对比，迫使多愁善感也不失责任感的后主痛悟前非。在对昔日君王生活的追忆中，在对今日臣虏生活的感慨中，他的词终于渐远渐深，提高到一种深邃开阔的境界。词风也从往日的柔媚婉约一变而为沉厚豪放。词的题材也从过去的风花雪月，笙歌舞遍的“花间派”巢臼中拓荡开来，转而为更宽更广的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国破家灭的感叹。我们不妨来读一读他的这首《子夜歌》，就可以从中窥见沦为臣虏后的后主词风了：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无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骤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当时指沦为臣虏后的后主而非贵为君王的后主。
薄命君王也罢，绝代才子也罢，都只由得后人评说。是非功过，盖棺未有定论，本身就证明了后主对于后世的重大影响。沈谦说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那也就够了，人非圣贤，孰能面面俱到，行行皆状元？
让我们停止对古人的攻击吧。后主以他短短的42年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永咀不淡的众多词作，他应该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