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刚结束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但蒋介石却倒行逆施，把人民又拖入了内战的深渊，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届人士10余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恢复和平。情绪激昂的群众公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当天下午，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突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自称“苏北难民”的大批暴徒的围攻和毒打。马叙伦等多名代表身受重伤，前来欢迎的人士和记者也被毒打和驱散。这就是著名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发生后，善良的民主人士自然无法坐视。6月25日，梁漱溟、黄炎培、章伯均等人联名致信国民党当局，声称：此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另一方面请国民党“取消特务机关，切保人民之各项自由”。
然而，国民党既然敢发动全面内战，就自信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而撕去了民主的外衣，露出凶残的本来面目。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孤注一掷了，对于敢于反对他的人，就不惜大开杀戒，既使是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7月11日，下关惨案血迹未干，民盟中央委员、激进的左翼人士李公朴又在昆明街头被暗杀。15日，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又惨遭毒手，暴死于昆明。
惨案接连发生震惊了全国，特别是李公朴、闻一多之死对于民主同盟触动很大，他们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再次提出严重抗议，而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更是挺身而出。
李公朴被害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南京，当时民盟中央的其他负责人都在上海，梁漱溟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正凶没有捕到，好像无法证实是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行其统治。”四天后，又传来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梁漱溟又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发表书面声明：“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白色恐怖无法压弯梁漱溟的铮铮铁骨，反而打消了退出的想法，激起他斗争的勇气，他已不再顾忌个人的安危，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
17日，梁漱溟又负责起草了民盟中央的声明，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并向全国人民疾呼不要屈服于压力，而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言论等最基本权利抗争。言辞可谓激烈、大胆。
然而仅过一天，也就是7月18日，民盟北平市委负责人孙中原被暴徒绑架。这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梁漱溟明白，仅仅表明声明抗议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拿出确凿的证据，让国民党当局无可辨驳，才能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赢得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7月22日，梁漱溟等民盟主要负责人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府，公开要求“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本盟所推派之人同赴昆明进行调查惨案真相，早日公诸社会。”国民党政府自然不会答应，但却也不能断然拒绝，于是只同意民盟自行派人独立调查，政府给予交通和调查中的便利。民盟最初推选罗隆基负责去昆明调查，但特务却放出风声：罗不能去，否由就将死在昆明。罗隆基便不愿前行，并同许多教授和民主人士躲进了美国领事馆。潘光旦和费孝通更是去了广州，不再过问政治。险恶的环境并没有使梁漱溟退却，在他人都不敢去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决定亲往昆明调查。在临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拍案而起：“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浩然正气令国人钦佩，也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由于梁漱溟目标太大，反而保护了他，使他免遭毒害。
8月6日，梁漱溟一行经重庆抵达昆明，开始独立调查李、闻案件真相。国民党虽然没有指派特务暗害梁，却对调查进行百般阻扰。首先，他们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寿贤“陪同”梁同往昆明，一路监视梁的言行；之后，蒋介石又特派顾祝同等几名国民党政府要人和大批军警飞往昆明，名义上协助调查，实际上严格控制梁的行动。他们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备司令霍揆鄣以及昆明警署上下通气，百般阻挠。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加上几个月来的恐怖氛围，各方面的人都不敢和梁漱溟接触，更不敢公开提供证据。因而，调查开始进展得十分艰难。幸好，梁漱溟得到了美国领士馆和中共昆明地下组织的帮助。美国大使馆曾就李闻案件在昆明调查过，掌握了不少有用的材料。而李、闻二人都是左翼人士，与地下党接触频繁，因此地下党也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梁漱溟经过一段紧张、秘密的工作，基本弄清了案件的内幕，收集了大量物证和部分人证，并调查清楚了凶手正是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的手下汤时亮。
调查既有结果，梁漱溟立即电告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呼吁政府立即召开李闻案的公审大会。而梁在昆明也无法再继续调查了，便于8月22日飞回上海。
25日，梁漱溟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报告了此次调查的经过和结果，在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提出：李、闻案件系政治性案件，交给一般法院无法判决，应立即移交南京组织特殊法庭审理。但梁也明白这一主张难以实现，因此特别强调：如果政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也用不着强求，因为这只是又一次证明了政府的隐私。
特别法庭自然没有开庭，而“公审大会”在国民党阻挠下也无法进行，况且即使举行了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于是，震惊全国的李闻案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但李闻二人的惨死却具有重大的价值，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唤醒了国人，教育了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第三方面人士，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的本来面目。尤其是梁漱溟，亲往调查李、闻案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尽管他仍然坚持保持与国共两党“等距离外交”，但毕竟由此而倾向于中共一方。因而，对于梁的政治态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