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道教兴起之前，中国上古只有泛神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的崇拜偶像也不限于一形一物，可谓万物有灵。前述某些上古的人面雕像和人体雕塑，往往也含有祖先崇拜的性质，包括许多动物石刻或幻想性的神灵造型也如此。自东汉中晚期之后，佛道兴起，各成体系。作为形象的宗教语言，宗教石刻艺术也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不断地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成为流传至今最为重要，艺术成就极高的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中国上古的学者，历来就有重视记述古迹的传统。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一书，对各地的寺庙或其他史迹也有记述。历代的志书仿其先例，无形中成为今天进行考古调查的重要依据。但遗憾的是，包括后来的金石学，尽管成就斐然，却并不重视对雕塑艺术的研究，即便在宋、清时代已有关于宗教造像和石刻的著录和专著问世，但也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宗教石刻艺术考古。
随着西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宗教石刻古迹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远在本世纪初，日本人和法国人已对中国古代的石窟寺艺术进行了考察。面对中国丰富而辉煌灿烂的宗教艺术遗产，文化侵略者、奸商纷至沓来，中国古代石刻艺术也历尽劫难，大量珍贵的文物至今仍流失海外，成了国外著名的东方艺术博物馆的镇山之宝。今天，我们在响堂山、龙门、云冈诸大型佛教艺术石窟仍可看到许多佛教造像残缺不全的凿痕，那就是文化强盗留下的斑斑劣迹。
与此同时，中国的考古学者也在为复兴光大古代的宗教石刻艺术而进行不懈的努力。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就调查了云冈石窟，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史学研究会调查了龙门、响堂山石窟。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40年代起，就献身于佛教石窟艺术考古，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著成大著《中国石窟艺术总沦》，其融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为一炉，实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石刻艺术考古的基础。宿白教授在从事考古实践的同时，也以考古学的方法全面介入中国石窟寺艺术的研究，著述甚丰，从理论和方法上也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宗教石刻艺术考占学的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尤其是50年代至今，中国的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对全国各地宗教石刻遗迹和遗物都作了较全面的科学调查、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并取得空前的成就。
石窟寺考古是利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来调查发掘、记录石窟艺术的全部内容，然后再对窟形、造像、壁画等综合因素进行类型组合关系的排比和编年分期的研究，这是综合研究宗教石刻历史、艺术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基础和前提。如今这些宗教石刻考古的成果，都集中反映在业已出版的报告和论文、专著上面，其中集大或者有《中国石窟》、《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美术”分卷等，这都是研究鉴赏中国古代宗教石刻文物必备的参考书。
在宗教石刻诞生以来的2000年间，宗教石刻艺术层出不穷，今天成了古石雕文物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宗教造像更是成为人们收藏的热点对象。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代宗教石刻艺术品，专家首先着重对其进行分类和断代。
根据现存佛教造像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通常是将中国佛教造像分成九类。
第一类为佛像。佛为佛教中的至尊之神，指彻底觉悟真理者，能解脱众生苦难，所以成为佛教艺术中的主要雕像。佛的形象通常表现为庄严肃穆、祥和睿智的万方仪态，佛头有背光，顶成肉髻，鼻隆，眉间白毫，额广，唇丹，身着袈裟。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刨始人，称为“世尊”或“如来佛”。但释迦不是唯一的佛，因此，就存在各有差异的佛像，如有人们常见的如来佛、弥勒佛、药师佛等。
第二类是菩萨，地位仅次于佛。菩萨上求觉悟，下救众生，分列佛像的两侧。菩萨造像主要有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地藏和供养菩萨等，前者多怍佛的胁侍出现，供养菩萨多作持物供奉状。与佛像比较，其装束显得更为华贵。在个体石刻造像中最常见的是观世音菩萨像。
第三类是弟子罗汉。罗汉即指修行者达到“阿罗汉果位”，即能破除一切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而进入涅般木。中国佛教艺术中多见罗汉造像，如有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等，其往往作为佛的胁侍出现。罗汉形象服饰最为世俗化，老少美丑，夸张写实蔚为大观，实为现实僧侣的忠实写照。
第四类为天龙八部，即护卫佛的八部护法神形象。它们原是来自古印度的各种崇拜偶像，东传以后就逐渐中国化了。例如，龙的造像就属中国传统形式，在独体石刻造像中，光背和底座就常见双龙。其二为乾达婆，即飞天（香神）。常雕刻于石窟顶或光背中，其作天女散花飘飞游曳之势，成为佛教艺术中最美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其三为阿修罗，本为魔王，后归顺佛，成为八部护法之一。其形象丑陋凶恶，令人生畏。其四为迦楼罗，又名金翅鸟，其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朱雀和风造型十分接近。其五为紧那罗，即伎乐天，多雕刻于窟顶、龛楣和佛像的头部周围。其特点是手持乐器，姿态生动，香花随人飘扬，意在表现极乐世界天乐神在自由舞乐的场景。此外还有天王、夜叉、摩喉罗迦。
第五类是佛教故事。它又可分为三种：一为佛传故事，为宣扬佛祖生平事迹的画面；二为本生故事，主要描绘释迦“前生善行”的事迹；三为因缘故事，描绘与佛有关的度化事迹。
第六类是佛经变相图，即把佛经变成形象化的图案，也即佛经的故事画。如“涅般木变”即描绘释迦牟尼圆寂（人灭）时的场面，释迦侧身而卧，后面是一群哀恸的弟子。
第七类是密宗造像。它创于唐代，最高尊神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药师琉璃光佛、金轮炽盛光佛等。密宗菩萨作多面多臂。密宗的明王为佛、菩萨因大悲而现示的威怒形象。此外还有天王、地藏等。
第八类是供养人像，即捐资造像人的形象。大多手捧莲花，供养人生前专心供佛，死后愿往生西方净土。在供养人像中，还往往雕塑绘画伎乐图。乐伎手持各种乐器，舞伎翩翩起舞，再现了世俗生活中的乐舞。
第九类是装饰图案。在石窟和造像的装饰部位中，常见的纹饰有莲花，为圣洁之物，也为净土的象征。其次是忍冬缠枝纹，为植物变形纹样。可展开各种构图的变化，且与树林、莲花、鸟兽等主题结合，以构成佛像的装饰背景。
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宏富多彩，而且其风格样式因时代和地区的差别也有所不同，下文我们将择其典型加以赏析。
中国的道教起源可追溯到先秦的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它形成于东汉，以后与儒学、佛教长期斗争并融合而发展。作为宗教思想的表现形式，纯道教石刻艺术，其地位和成就仅次于佛教艺术。而且也深受后者的影响。道教艺术的内容，不及佛教石刻宏富。常见的有三尊、六御、七真及仙人、女仙的雕像，制作也大体采用与佛像雕塑同样的手法。所谓三尊也即三清像，为玉清元始天尊（玉皇）、上清灵宝道君（太上道君）、太清太上老君，道书说此三尊神居天外仙境，为道教至尊之神。六御，即六位天帝，除了玉皇大帝，还有五帝分别是东、西、南、北四极大帝和后土地皇、后土为执掌阴阳生育、万物山河的女神，故在道观中皆为女性形象。四极天帝总御万灵，在道观中常分列于三清尊神左右，又称“四御”。七真则为全真道创立者王重阳及其六大弟子丘处机等七人。仙人中最有名的就是铁拐李、张果老、何仙姑、汉钟离、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
道教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其神仙体系可谓是博采众长。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神（四灵），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也演成了道教的护卫神，此外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这两个神话人物成了道教中分掌男仙、女仙名籍的仙人。人们喜闻乐见的道教神灵还有财神赵公元帅，其形象威武，戴冠执鞭，身跨黑虎。寿星公更是家喻户晓，他头长而前额隆起，笑容慈祥，白发长须，左手执杖，右手捧桃，为道教中司长寿之神。
与众多佛教美术作品相比，留存至今的道教石刻作品并不丰富，著名者有四川大足南山的道教石窟、山西太原的龙山石窟，以及散存于各地的各种道教造像。一方面道教石刻是由两汉以来的传统神灵形式演变而来，另一方面由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它自唐代以后才逐渐形成体系。因此，现存之道教石刻，除了北朝的部分佛、道像合雕的造像碑外，其年代都较晚，而且样式风格也日趋世俗化。宋代雕塑家王刘九，以青田石善雕寿星像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古代的宗教石刻，除了佛道石雕外，还存在有一些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明教）的雕刻遗物，它们多为元代及其以后的来华外国商人留下的遗迹，分布的范围小，也并不典型，对中国古代的石雕艺术发展也没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