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嘉靖朝受到“倭寇”的蹂躏，主要来自“日本所属野岛小夷，为中国逋逃所引”；那么，万历朝（ 1573—1620年）中后期除了继续受到“倭寇”的骚扰外，还增加了一层新的威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及其狂妄的“征明计划”。早在 1577年（日本天正五年）时，丰臣秀吉就曾向织田信长建议：“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进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6年后，丰臣秀吉还把这一侵明企图透露给琉球使节，威胁道：“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受也。”并且于 1592年（日本天正二十年，中国明万历二十年） 5月 18日，在给其子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连占领中国后的“大唐（明）国之关白”位置，都给他的宝贝儿子准备好了。同时，于 1592年、 1597年两度发兵侵朝，仅运回日本的所割朝鲜军民及明朝援军官兵的耳、鼻即达十万之多！
册封使中把丰臣秀吉侵朝与琉球所处险境联系起来并见诸记载者，当推万历三十四年（ 1606年）出使琉球的册封正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明实录》记载，当年五月初四，“册封琉球使臣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等，疏请戒严海防。报闻”。这是他在福州出海前 20天发生。
其端倪：
先时余等在闽，使舟尚不获就，适有讹倭将为使事伺者……余又追忆畴昔，关酋（指关白丰臣秀吉）犯顺，蹂躏我朝鲜……琉球距日本咫尺耳，朝鲜既失，则琉球亦难独存。我东南之地 ，且与夷逼 ，前所讹言 ，或亦可为隐忧 。
痛感于“东南之地”受到威胁的“隐忧”，在早于夏子阳此言一年前，即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吏部考功司徐必达，就将 43年前《筹海图编》中《万里海防图》，重绘为《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绢轴画十幅，每轴轴长 1.76米，宽 0.63米，山水形象。图上题记为：
吏部考功司徐必达：图边不图海，岂以平原驰骤戎马易逞、洪涛出没倭帆未必利乎？独不闻嘉靖时东南被倭最酷，而迩来关白豪强辄剥我肤，胡可易也。
偶从金坛王君尧封所得睹《万里海防图》，不惟绘其形，又详其利害甚悉，则嘉靖辛酉昆山郑君若曾所摹，而故开府我浙新安胡公宗宪所刻也。胡公殄灭横倭，生全我浙，所用经画海外者至详，谓此图（慱）［博］不泛，约不简，十洲三岛宛然在目，夫非信而可征者与……徐必达对晚近丰臣秀吉入寇朝鲜，深感切肤之痛，不禁回忆起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胡宗宪和郑若曾，盛赞“胡公殄灭横倭，生全我浙”，并且对《万里海防图》评价极高，认为此图“当亟广其传”。在这幅巨型海防图中，钓鱼屿、黄毛屿等岛屿，依然屹立在海防第一线。
16年后，即天启元年（ 1621年），茅坤之孙元仪，继承祖、父之。
“鹿门（茅坤字）先生当嘉靖中，感倭变，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君（指元仪）自少得而私习之，比长而志在四方，蒿目时事”，乃愤而编纂此书。在这部“凡为部者五；为目者一百八十有四，为卷二百有四十，为言者二百余万”的大部头著述中，《海防》部分所载《福建沿海山沙图》中，几乎全部翻刻了《万里海防图》内相应部分，只不过将“钓鱼屿”改称“钓鱼山”，黄毛山、赤屿则与前相同（见图 24）。
茅元仪的堂弟茅瑞徵，于崇祯二年（ 1629年）撰成《皇明象胥录》一书。该书卷一《琉球》条，根据 95年前陈侃所记，重新强调指出： “［从福州往琉球，］往以西南风，期孟夏；归以东北风，期季秋；望见图 24 茅元仪《武备志 ·海防》卷二《福建沿海山沙图》
古米山即其境，东去三百里为叶壁山；又东即日本。 ”茅瑞徵为万历年间进士，稍后任职于兵部职方司，鉴于原由郑晓所撰《吾学编 ·四夷考》一书“根据多略”，乃“按历代史牒及耳目近事”改编；尔后，调任南京光禄寺卿期间，又进而将旧稿“重加参证”，迄崇祯二年，《皇明象胥录》一书始正式定稿。茅瑞徵任职于兵部职方司——这个机构的职能，在于掌管舆图、镇戍、征讨等事，“凡天下地里险易远近、边腹疆界，俱有图籍”。毫无疑问，他所掌握的“历代史牒及耳目近事”，其中必有一部分来自兵部职方司拥有的档案文献与记述。在以上引文中，“从福建往……望见古米山即其境”，说明未到古米山之前所经历的都是中国的疆域，所以对钓鱼岛一系列岛屿名称均略而不书；“东去三百里为叶壁山”，因为上文已指明进入古米山即是琉球国境，故尔叶壁山的归属也就无言自明了，同样略去了其间所经的东、西马齿山即庆良间诸岛；“又东即日本”，指由叶壁往东，不再属琉球，必须标明其地“即日本”。从而进一步证明：明朝册封使前往琉球的海图中，在未望见古米山之前所经的钓鱼岛等岛屿，均为中国所属的领土。
在茅坤所竭力襄助并为之作序的《筹海图编》中，明确将钓鱼列屿划入海防图内；其孙茅元仪《武备志》内，又翻刻了《万里海防图》全部；其从孙茅瑞徵，还在《皇明象胥录》中为中、琉边界佐证。茅氏可谓防御倭寇的世家，捍卫钓鱼列屿主权的功臣！
明朝末年，施永图辑录《武备秘书》卷二《福建防海图》，是为使“倭寇永息”而作，又把《筹海图编 ·万里海防图》稍事简化后收入。图中所列钓鱼山、黄毛山、赤屿等岛屿名称，与茅元仪《武备志》完全相同（见图 25）。
按照日本某些学者的高见，说中国方面的记录，都是册封使们“主要出于对航标的关心”，才“随手列举”了钓鱼岛等岛屿的名字。
图 25 施永图《武备秘书 ·福建海防图》
而“不是有意识地”“告诉后人这个列岛是中国领土”，云云。现在，《筹海图编》的作者胡宗宪和郑若曾、为《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题记的徐必达、《武备志》的编纂者茅元仪、《皇明象胥录》作者茅瑞徵以及《武备秘书》编纂者施永图，他们都不是册封使节，大多数人也没有出过海，他们所关心的并非海上的航标，而是深忧“岛夷出没鲸波”，“而海之诸夷莫狡于倭”，“倭之为中国患久矣”，出于“不按图籍不可以知扼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的战略需要，绘制出“自粤抵辽”
“倭奴入犯之处”的《万里海防图》，目的明确得很——“筹东南之海以靖倭寇也”！在明季短短数十年中，钓鱼屿、黄毛山、赤屿之名频频出现于“边海”第一线，充分显示了钓鱼列屿与万里海疆的安危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又岂止“出于航标关心”而已！然而，日本某些学者们犹不甘心，于是乎大谈其所谓 1683年以二十二年（ 1683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画线，断言在那时以前台湾与中国无关，企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从而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宣判道，不仅 16世纪中叶陈侃、郭汝霖、郑舜功、胡宗宪及郑若曾等人所记统统无效，就连康熙二十二年册封使汪楫所记也一推六二五，干脆不认账。
对此，笔者只消借用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言简意赅的论述，便足以揭破奥原氏的无知。葛文云：
其实，有关台湾的历史事实是很清楚的。一方面，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台湾一直是由当地的民族自治的，直到明朝后期才由大陆的“流寇”建立自己的政权，十七世纪后期才由清朝在岛西部设置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以后才将行政区逐步扩展到全岛。台湾当地的民族（我们称之为高山族）开发并且治理了这个岛屿，而这个民族以后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历史当然也是中国的历史，这个岛屿当然就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在台湾归属于清朝之前，没有任何外国拥有过它的主权，一度占有台湾部分土地的外国侵略者已被中国人民赶走。只要如实反映这一段历史，就能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同时也说明了台湾人民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反之，如果一定要归属于汉族的或中原王朝才算属于中国，那岂不是将汉族或中原当作中国的唯一代表了吗？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经过几千年的长期发展，在清朝得以最后完成。当 1683年台湾和祖国大陆实现完全统一的时候，世界上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还很少。总之，台湾是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共同开发出来的，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人民是大陆人民的骨肉同属福建路晋江县；元代至元十八年（ 1281年）九月二十七设立澎湖巡检司；明初虽因坚壁清野战略防御而徙民撤司，但从未放松海防，且于嘉靖四十二年（ 1563年）由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驻偏师于澎湖，恢复设立“澎湖巡检司”。这些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
对于 1683年以后台湾的历史，奥原氏则是采取了另一种伎俩，即竭力将钓鱼岛等岛屿从整个台湾所有附属岛屿中割裂出来：“在 1871年以前，不但尖阁列岛的各个岛屿，就是比它们更加靠近台湾的棉花屿、花瓶屿、彭家屿，都在台湾的疆界之外，这是很清楚的。实际上，后者各岛屿被纳入台湾的行政范围之内，是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根据上述的《基隆市志》，由日本政府进行辖区调整而来的。 ”奥原敏雄氏对前述《筹海图编 ·万里海防图 ·福建沿海山沙图》等海防图籍视而不见，却一再对康熙三十五年刊高拱乾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余文仪等《续修台湾府志》采取了断章取义、唯我所需的卑劣手法。请看：
余文仪等《续修台湾府志》，其实是将乾隆十二年（ 1747年）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重修旧板”而来。范志及余志都明确指出：康熙时“高《志》草创，多失之略”。涉及本书讨论范围者，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两志卷一《封域 ·星野 ·附考》云：
台海西界于漳，南邻于粤，而北则闽安对峙，漳分野视闽，而粤分野视漳焉。
这就是说，台湾所属海域，西南与漳州海域为界，南方与广东海域毗邻，北边则与福州闽安镇对峙。第二，在编辑《凡例》时特地指出：
小，并一切见行则例俱必条例，亦以见防海宜详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卷二《规制 ·海防 ·附考》中，转录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的大段文字。按后书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叔璥以御史巡视台湾时作，故以《使槎》为名”，即是钦差特使完成巡视任务后，回朝所进述职报告。黄氏在卷二《武备》部分，列举了其时台湾府水师船艇的巡逻航线、沿途所经哨所，以及各该哨所水深尺度、宜于停泊船艇型号等情形之后，明确强调：［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见图 26）。
图 26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武备》所记“钓鱼台”
这里，黄叔璥撰写《台海使槎录》一书，不是以一般学者身份著述，而是奉旨巡视台湾归来的述职报告书；他所记并非泛泛而论，而水师巡逻《哨报》及现行则例……所有这些，难道还算不上“有意识地”“告诉后人这个列岛是中国领土”吗？！唯其如此，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以及李元春辑《台湾志略》，都无一例外地全文转录了上引黄叔璥的记载。拙著 94年版首次引用这条史料后，郑海麟先生先后提出异议，认为黄叔璥记载有误，将凤山附近的小琉球误为钓鱼台，“吴天颖首先”
“将错就错”，“马英九亦如是说”。其实，只要仔细研读黄叔璥的记载，就可清楚看出：他是在历数“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基隆……”之后，中间夹叙了一段“凤山……今尽淤塞，惟小渔船往来耳”，然后再返过头来继续讲“山后大洋北……”云云，所指就是小基隆的山后大洋北，此其一；其二，凤山位于台湾南部西海岸，“台地负山面海，诸山势皆西向”，山势自然呈南北走向，则“山后”当为“大洋‘东’ ”，何来“山后大洋‘北’”之有？最后也是最直接的证据，即道光九年（ 1829年）陈寿祺总纂（道光十五年程祖洛等续修）、同治十年（ 1871年）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王凯泰刊行的《重纂福建通志》
《海防 ·各县冲要 ·台湾府 ·噶玛兰厅》卷八十六条下分明记载：
噶玛兰即厅治，北界三貂，东沿大海……设炮台防守。嘉庆十七年设噶玛兰营，道光四年设都司，驻五围城内。苏澳港在厅治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营分防。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见下页图 27）按，嘉庆十五年（ 1810年）置噶玛兰厅，光绪元年（ 1875年）设宜兰县。也就是说，钓鱼台先后归福建省台湾府噶玛兰厅及宜兰县管辖；光绪十一年（ 1885年）台湾府升格为省后，随即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不仅此也，《重纂福建通志》同治十年刊行之后三年，曾任四川、福建等省按察使的方浚赜，还曾建议在钓鱼屿驻军设防：“鸡笼（基隆）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 ”可惜当权者未能采纳这一建议。
从《台海使槎录》起，诸志在“钓鱼台”记载之后，都还另有一段文字：“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近来，有的学者认为：“文中‘崇爻’是形容高耸交错，‘薛坡兰’则指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 ”愚意期期以为不可。按“崇爻”系阿美族语，意为猿猴：
因阿美族居于平地，见到住在中央山脉的泰雅族人身手灵活，便称他们为“崇爻”；随后把泰雅族人出没的山区也概括为崇爻山，即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诸罗县志》所谓“崇爻九社”；最后“崇爻”。
图 27 《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 ·各县冲要 ·台湾府 ·噶玛兰厅》
“薛坡兰”，疑亦系当地少数民族地名的汉译音，即清光绪初黄逢昶所说的“泗波澜”：“崇爻山下泗波澜，可进三（杉）板船：漳、泉人多有至其地者。 ”总之，“崇爻”“薛坡兰”均与钓鱼台之南小岛、北小岛无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乾隆朝（原注：具体年代、作者待考）”巨幅《坤舆全图》，系极精致的着色世界全图绢画，轴长 3.77米、宽 1.98米。图内台湾东北方依次为彭嘉、华宾须、好鱼须、欢未须及车未须，其设色与中国大陆、台湾完全相同，为黄中带浅红（见插页图版三）。海中虚线系古代欧洲来中国、琉球、日本等国的航线。该图中央下端，有蝇头工楷题记。兹全文迻录如下：
天下万国，非一人所能遍历。自古以来，多有士抱雅志周游四远，或采风俗以宏教化，或探奇秀以壮襟怀，或穷此疆尔界以察地形，或访圣贤名流以资师友——凡此者虽不无跋涉之艰，而向往之情终不可遏。在昔汉时张骞通西域，其足迹已履天竺；元人都实穷河源，其迹亦曾至昆仑。迨本朝圣祖仁皇帝，屡遣使臣往穷河源等处，测量地度，绘入舆图，较之汉、元所志，又加详焉！
我皇上威德广被，万国向风，罔不臣服，绝徼以西，尽隶版图。分遣使臣，测量经纬诸度，经行数万里，如履阶闼。凡山川曲折、道里远近，较若列眉；载籍所传，或有或无，皆可按囤而辨，猗与！盛哉！
友仁以观光陪臣，幸逢盛际，谨取新辟西域诸图，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坤舆全图》，或以供有识卧游之万一也。若夫诸曜远近之次，各方经纬之度，浑天仪之所制，以及日月、五星之体象，与夫轮心、轮径之比例，西士屡经测验，古疏今密，其立论不同之大指，今皆载其大略，书于图之各旁，俾览兹图者因象以穷其理，亦未必无小补云。
国传教士蒋友仁（ Michel Benoist）。他于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至二十五年（ 1760年）期间，接受清廷的委托，在康熙《皇舆全图》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增订，先用木刻版、后用铜版出版了被李约瑟博士诩之为“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乾隆中国地图集》 ”，即闻名中外的十三排《乾隆内府舆图》。按，《坤舆全图》系乾隆帝五十寿辰（二十五年， 1760年）时蒋友仁所献。八月初帝命庄亲王允禄仔细查看后，在允禄奏折上朱批：“是。着另画一张，派好中书缮写。 ”七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绘成，存入内务府舆图房，实为乾隆帝钦定的国家级图籍。
蒋友仁图中所绘钓鱼列屿名字作“好鱼须”“欢未须”及“车未须”。笔者也是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张振兴研究员求教，得知三岛名基本仍是闽南方言的读法对音如下：
由此可知，“好鱼须”即钓鱼屿，“欢未须”即黄尾屿，“车未须”
即赤尾屿；“好鱼须”以西的“华宾须”，亦即“花瓶屿”，“彭嘉”自然是彭佳屿了。
蒋友仁绘制《坤舆全图》，是利用、补充了皇室舆图而进呈于“我皇上”即乾隆帝的，因而此图属于国家级的官方舆图，其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质言之，将钓鱼列屿增补入图，表明清朝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些岛屿，并把早已存在的事实，正式纳入国家全图之中。
由湖北巡抚胡林翼首倡其
事，最后在继任者官文主持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于同治二年（1863年）直接由湖北抚衙正式刊行（见图 28）。关于此图的绘制过程，《后跋》中作了交代：
益阳胡文忠兼资文武，深耆舆地之学。尝病李申耆舆图仅志郡邑无它地名，且纸狭不复容增；乃取本朝康熙、乾隆中内府所颁阅，延新代邹子翼（世诒）、上舍晏圭斋（启镇）处士，钩稽考核，以成一编，研摩历岁，甫成定本。
说明此图祖本系据康熙《皇舆全图》及十三排的《乾隆内府舆图》，二者均系大陆地图，于岛屿则略而不举或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同治时绘制《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时，参考了上述蒋友仁所绘《坤舆全图》。此图卷首有总图，其右下方琉球“姑米山”之西，即钓鱼列屿位置所在，画有极难看清的三五个小岛屿，而图中许多比这些岛屿更大的岛也略去了（见下页图 29），唯独对于沧海数粟的蕞尔小岛给以青睐。
如嫌此图失之过简，可以参看插页图版四。《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书写地名的原则为“名从主人”。该图补订者严树森在《后跋》中特地指出：
图 28《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扉页
语——《春秋 ·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
图 29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总图
即所标注名如属于“四裔”，则以各该族语音标名为主，再注汉语译名。图版四系由该图卷六、卷七、卷八部分拼接而成；其中大陆福建、台湾及其所属小琉球、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标名全用我国通用的汉语，并无琉球、日本等语；但是，过了赤尾屿继续往东，进入“乃属琉球”的姑米山以后，便杂用了琉球语：“姑米山，译曰久米岛，属二间切……”其南方的太平山作：“太平山，始为宫古，后为迷姑，今为麻姑，俗呼苗恭。”等等。
此图略去了若干面积远较钓鱼列屿为大的若干岛屿，如台湾今台东以东的面积约 16平方千米的火烧岛（火烧屿），以及其迤南面积达45平方千米的兰屿（红头屿）等，均未绘入，因为它们与东边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由那姑呢）泾渭分明。而对由福州往琉球途中所必经的钓鱼岛等岛屿，却毫不含糊地以标名的方式指明其主人谁属。
综上所述，继明王朝嘉靖四十一年（ 1652年）东南抗倭最高军政长官胡宗宪将钓鱼列屿正式纳入中国海防区域之后，清王朝多次以各种形式宣示了对于钓鱼列屿的主权：从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巡台御史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到同治十年（ 1871年）《重纂福建通志·台湾府 ·噶玛兰厅》；从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钦命蒋友仁所绘《坤舆全图》中的好鱼须、欢未须、车未须的古音记载，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巡抚衙署所刻《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专门标明蕞尔小岛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的主权归属，等等……迄于 19世纪 70年代，毗邻各国，特别是琉球王国和日本国，对于中国诸多宣示钓鱼列屿主权的行为，从来未提出过任何质疑、异议或抗议。换言之，钓鱼列屿之属于中国领土，是琉球和日本两国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