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过时的乡下人”——沈从文的这句自我评价可谓是他崇尚自然、歌咏理想的一生最确切的概括。
沈从文从事写作几十年，一直恪守自由主义立场，采取不党、不群的态度。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和吴晗曾一同到沈从文的乡下小屋，邀请他参加民盟。但沈从文婉言谢绝。他说，我只适宜写小说，能处理文字，可不善处理人事。1948年钱昌照筹办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请沈从文参加该会刊物《新路》的筹备，并要他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沈从文看着眼前的名单，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分怀疑。“我不参加”他轻轻却又断然决然地说。“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又恰恰又都要不得。”沈从文晚年的时候跟王亚蓉有一个谈话，很能说明他一生对待政治的态度和立场：“什么处，什么协会，笔会，兼一个，兼一二十个的有的是。能干的不可能凭空生成，不可能，总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人还看不出来，从延安跑到南京，告，争的厉害……内部勾心斗角，我也可以参加，不参加也没什么，参加就出不来了，不过唯一的就是少了机会让人伺候我。……我要是热心这个，不知做国民党中央委员做多久了。我那些朋友教师都是中央委员，什么原因呢？我看到北京大革命前搞党争啊，坐椅争啊。为了这个，争得不可开交。”
沈从文是一个十足的“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既不懂得察言观色也不懂得随行就市。解放战争前夕，沈从文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恢复元气”，公开反对党争、战争。他把国共双方的战争看作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是“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对于沈从文的这些文章，远在上海的巴金、李健吾着实为这位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们让当时正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为好。汪曾祺为此接连写了两封信，说服自己的老师不要再写这样得罪人的文章。但沈从文依然是我行我素。1948年，战争形势已日趋明朗，国民党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从文依然不能“审时度势”，还是按照自己的固有思路讨论时政。后来，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他又充满温情地书写对地主的宽容与农民的感恩。由此可见，沈从文永远不会成为“政治家”，他只能是书生。这是他的宿命。
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公开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人。他觉得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过于紧密，总是变来变去，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可言。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建》等多篇文章中，相继表达了反对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从政不过是“趋时讨功”、“凑趣帮闲”。1946年10月26日天津《益世报》副刊刊发了该报记者采访沈从文的访谈录《学者在北平——沈从文》。在这篇访谈中，沈从文对过去曾经写过文章、现在却到处“出风头”联系起来：郭沫若“飞莫斯科”、风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光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作家都是“随政治跑的”，而“很多文学天才都葬送在这上面了。”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干预文学，那便遭了”，“假若国家都把作家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如果沈从文笼统地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那还好说，不幸的是，沈从文采取的是直接对号而且这些作家都是倾向革命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对于沈从文的这种观点，人们关心的只是他的立场，没有人会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合理之处。此后的事实证明，沈从文的这些言论不但得罪了郭沫若、丁玲等一大堆的作家，而且为他日后惹下了无数的麻烦。
沈从文写文章常常是性之所至、信手拈来、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做出过这样的题识：“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认识，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它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更高的评语。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沈从文的这种自负使得他在与人交往方面处处掣肘、难与世同。
沈从文是一个倔强的人，一旦认准了，轻易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就像一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他深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又往往想到美好的生命无可奈何的毁灭。沈从文一生伤心、一生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