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灿烂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时，刮起了很大的风，我们俩从来没有在外面待到那么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季节每个晚上的风都是这样猛烈。
灿烂说，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但愿你以后不再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的骗了。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她跟每个男生接吻都说是自己的初吻。我讨厌她，讨厌这个学校，讨厌这个城市。我希望有一种摇头丸，吃了之后可以把伤心往事都摇掉。也许真的可以。我想起来，上周我去采访教务部部长的时候，教务部部长上厕所去了，我看到他的桌上有一个英文文件，我一时好奇多看了两眼，是与澳大利亚一大学互换本科学生合作书，当时我认为所有的文件都会及时下发的，所以没有在意。但是时至今日仍未下发，说明此事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学校担心有人得知消息后搞些不正之风。学生互换，大一新生不可能换，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的大四学生也不可能换，大二的学生也不可能，大二下学期才能考四级呢，那么只有可能是大三的学生互换。挑选学生的硬指标肯定就是政治面貌、英语水平和学习成绩。学校一定是等到我们这些大二学生期末考试和英语水平测试完毕，即所有的指标都成了既定事实之后，再公布学生互换计划，再由他们自行评定，这样也就杜绝了一些人提前活动的可能。如果我的推断没有失误的话，我就可以提前努力，我跟一群处于混沌之中没有竞争意识的人竞争，把一个无意识形成的结局变成一个有意识的结局。我大一时套题、复印笔记加作弊，成绩列全院第一，而且我有比他们任何人都长的党龄。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竞选结束之后，灿烂报了雅思考试，开始一门心思学英语，并且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卫的房子。我帮她的方式说来特别奇怪，这缘于她跟秦地在一起培养出的学习习惯。她能把一本小说看得落花流水，但是教材却很难看下去。她对以声音为载体的信息更敏感，而对文字表达的信息很迟钝。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攻读她的教材，然后把读到的东西讲出来，并且接受她的盘问，给她明确的回答。通常是我白天看她的书，比如《财政学》，一口气读它三到五章，晚上就到她的小屋讲给她听，她指着一个个模型问我含义，或者让我用自己的话描述理论。这一开始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有时我不得不逃课去图书馆翻查书籍，为了明白《证券投资管理》中的综合交易系统，我还跟沉迷于炒股的判断在菜市场般拥挤而喧闹的证券交易所的大厅泡了一个交易日。
这种雅典学园似的以辩论为主的学习方式得以维持下去，有赖于灿烂的天赋：五花八门的生活实例。我话音刚落，灿烂就紧跟着讲出一个与理论十分匹配的案例，比如涉及罗尔斯的《正义论》时，她说到她父亲在一个穷县做县委书记时，曾经否决了改造乡镇之间的公路的动议，转而在城区中心修了个美轮美奂的休闲广场。灿烂认为此举有违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因为据罗尔斯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弱势群体，社会底层）的最大利益。而且有时她还能讲出一个相反的可以自圆其说的例子，立刻不留情面地把头头是道的我推下理论的钢丝绳。那个时间段，我感受到信息爆炸的热量几乎要烧坏我的头脑和五脏。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人可以拥有如此海量的生活经验，这让我联想到小时候我刨开干净无物的地面，却发现有成百上千只蚂蚁在铲子底下繁忙地劳作。讨论完毕之后，我们就去吃夜宵，烧烤、汤圆之类，然后我自主回学校，她接着看英语到凌晨一点钟。
我们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都闭口不谈感情，这是除学习之外的另一种默契。我们寝室里的人见我每天都去灿烂那儿，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长达三个小时，回来还能看得下去色情小电影，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据实相告时，他们摆摆头说，都是兄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是的！
相继考完几门重要科目之后，灿烂参加了雅思考试。出考场后，她自信得像一个灌足了气的气球，走路的样子像是蹦蹦球。她一字一顿地说，一切都不在话下。她的严肃态度让我觉得这句话万一落空之后，她难免会崩溃。说完她闹着说要去庆祝一下，尽管我被她点燃的精神紧张的发动机仍旧转个不停，对抛开专业教材去喝酒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但我还是屁颠屁颠跟着她去了，这叫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回是我把她扛回来的。在喝酒之前，灿烂特意交代我，她喝醉之前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拉着人讲鬼故事，所以只要她一提到鬼故事三个字，我就应该喊小姐结账，然后把她弄走，免得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有碍观瞻。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她喝到一定量时，就无缘无故地冲我无助地媚笑一下，举着剔透的酒杯没心没肺地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女主角叫耳东美，没有男主角。我知道我这个扛东西的民工终于派上用场了。
把灿烂放在床上的时候，她说，你要把我扔到什么地方？你不要把我扔了，我有用的。她大概把自己当成了易拉罐之类的生活垃圾。她成大字形躺在床上，把脚也放在床上，我只好帮她把鞋子脱了。她突然揪住我的T恤认真地对我说，我没你想像中的那么醉。你连鞋都不会脱，你不知道要先解鞋带啊，你把我的脚都弄疼了！今天晚上你留下来陪我吧，你就只当我喝醉了，明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生过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把她的手弄开，对她说，我把你从餐馆里弄回来时，你根本没说鬼故事三个字。灿烂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回来？我回答她，你说的是耳东美――你好好休息吧，开水瓶和杯子放在你床边的桌子上，我该走了。
走出她租住的房门，我就后悔了，想重新把门敲开。我在门外等了两三分钟，希望像电影中那样，有所预感的她会打开房门，看到恋恋不舍的我，然后我再进去。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有一个上楼的戴木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见我站在一扇门前若有所思，就一直盯着我，直到他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我只好跌跌撞撞地下楼走掉。后来我神经质地反思当时的选择，我想，在房间里支配着我的是一种要有感情才能有性的观念，但是当门喀嚓一关时，我的观念就倒置了过来，我认为没有爱情也可以有性，甚至性本身就能产生爱情，或者性就是爱情。我得出的另一种结论是，我是一个好强的人，当时我面对灿烂的邀请，答应她并且留下来是最容易不过的赏心乐事，而拒绝她却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我选择了困难；但是当我以一种强硬的态度夺门而出时，再次进入便变得艰难无比，于是我又不禁心存幻想，迟迟不肯离去。走出小区，我的心情越来越懊恼，加上酒精和疲劳的混合作用，我终于变得像只无头苍蝇，走过了学校的正门都浑然不觉，待到发觉时，为时已晚，我又不想掉头回去，于是绕着学校走了半圈，从后门走进学校。一路上，我曾经想像过无数遍的灿烂的裸体，像充满肉欲的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闪着奇特的光彩，一直拦在我的面前，让我寸步难行。回到寝室，我一言不发，草草冲了一个冷水澡，躺在床上，泪水忽然从两颊流下来。
灿烂希望在离开中国之前能听到我的电话告别。我打她的手机的时候，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说，灿烂跟太多的同学说了太多的话，嗓子都哑了，她现在需要休息，再说马上就要登机了，你以后再跟她联系吧！
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小小的新的开始，如新到一个地方、新的学期开始、新认识某个异性，我都无一例外地产生痴心妄想，以为生命会出现转机、学业会出现转机、爱情会出现转机。但同样无一例外的是，转机销声匿迹，永远不会出现。我空等一场，并且认为人生不过尔尔，凡是转机，最后统统没戏。尽管转机喜欢玩消失游戏，喜欢躲躲藏藏，喜欢不辞而别，喜欢自食其言，喜欢拒不践约，但我与她之间的矛盾却一直不温不火，像是没有加上催化剂的化学反应，不肯激化。于是我沮丧但不气馁，我失望却不失去希望。这种情况不光是我的症状，而且还在许多人身上若隐若现，有的人甚至一生到老，都任这个无情的定律摆布。我只是希望灿烂可以排除在外。
灿烂走后不久，我去了一次黄鹤楼。这是这个城市里离天空比较近的地方。在那儿，我想到了另一个我当时把灿烂拒之千里之外的理由：冷漠地对待她发自最隐秘内心的要求，是伤害她报复她的最好方式。在黄鹤楼，我还看到了那句幼时就能背诵的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