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家，因为我同时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家，因为我同时是一个投资家。
大多数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投资家，他们只在一方面擅长。而身兼两职，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硬，这种独有的交叉性经验（crossover experience ）是巴菲特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经验使他在商业和投资领域都能从容地作出正确决策。
巴菲特的才能也不是一出生就具有的，而是一步一步逐渐积累下来的。先是小企业家，然后成为投资家，最后他成了既通过股市投资企业又在股市外收购企业的投资家加企业家，而且他通过保险业务创造的巨大现金流把股票投资和收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他的投资策略进化到一个新阶段，他的财富也不断积累到新的高度，最终成就了世界首富的惊人财富传奇。
少年企业家6 岁时，他晚上挨家挨户地去兜售批发来的可口可乐，他还把邻居都动员起来去捡别人打飞的高尔夫球，擦拭一新后转手加价卖出。
13 岁时初到华盛顿的巴菲特便找到了一份投递《华盛顿邮报》的工作。送报员的工作此时成了巴菲特的生活重心。年仅13 岁的他已经向税务部门登记收入，并提交了纳税申报表，他坚决不再让父亲替他缴纳税款。
当巴菲特几乎连刮脸都不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作出努力。他不知疲倦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研究着企业财务报表，琢磨着股票图表。关于他是股票投资专家的传言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千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虽然那时他还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的业绩，但是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不过，除了送报工作以外，巴菲特总是显得闷闷不乐。在艾丽斯迪尔念初中的时候，他给老师招惹了不少麻烦，而且他学习成绩平平。由于他在班上年龄算小的，又跳过一级，因此其他同学都排斥他。他还总是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以至于校长亲自提醒利拉该把孩子好好收拾一番了。
终于巴菲特在那个6 月逃离了家门，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叛逆。他甚至还叫上密苏里州一名议员的儿子罗杰贝尔，还有另一个好朋友，一起搭车逃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市。因为巴菲特知道那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认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当球童过上几天没什么问题。这一回，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做一件事的动机并非为了赚钱，而是实在很讨厌身边的那些人，讨厌成天待在华盛顿的学校里，讨厌周围的一切。
这几个孩子在夜幕降临时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由于匆忙甚至忘了带牙刷。他们住进了社区旅馆的一个房间。不过一大早，他们刚要出门就被警察拦住了。罗杰贝尔身材十分矮小，而巴菲特和另一个朋友个子都接近一米八。乍一看上去，警察怀疑是否是这两个人把罗杰给绑架了，于是就把三人带回警局去盘问。大家或许可以想象得到结果，尽管巴菲特还不到14 岁，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警察，警察不仅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并且连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都没问，就把他们释放了，但他们却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天就垂头丧气地又搭车回家了。
看上去，巴菲特并不喜欢这种随心所欲的叛逆生活。他在学校里突然变得很乖，也很用功学习，用他妹妹罗伯塔的话来形容，“叛逆”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有些分量过重了”。
然而，对于巴菲特的做法，霍华德和利拉却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在巴菲特回家后对他态度十分和蔼，试图扭转他的这种叛逆心理。他们警告巴菲特说要不就把学习赶上去，要不然就不许再送报了。这句话仿佛是给巴菲特的学习劲头打了一针强心剂。
他从此在学习上格外用心，送报的工作不仅没有放弃，并且“生意”还越做越大。他很快接手一份送《时代先驱报》的生意，《时代先驱报》是《华盛顿邮报》的竞争对手，这两家报纸覆盖的区域也大致相同。据巴菲特自己后来回忆说，假如一个订阅者取消了一种报纸而订阅了另一种报纸，“第二天我就会高兴坏了”。不久以后，巴菲特就拥有了5 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要送将近500 份报纸。母亲早早地就得给他准备早餐，而他很早就要去赶通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偶尔遇到他生病的时候，利拉就要代替他去送一天报，不过她从不敢碰儿子挣来的钱。利拉写道：“他攒的钱就像是他的命根子，谁都不敢去碰他装钱的那个抽屉，一分钱都少不得，不然他会跟你拼命。”巴菲特的代表作就是在韦斯特切斯特公寓区的送报路线，那是一片由红砖砌成的八层公寓区。他不久之后制定了一条可以和年轻的亨利· 福特相媲美的“作业流程”。
他总是将每幢楼的报纸一半放在第八层电梯的出口处，剩下的放在四楼。而后他就自上而下地一层层地往下发放报纸，把每家每户的报纸塞进门缝里。等到了收报费那天，他就必须挨家挨户去跑腿。当全家回奥马哈度暑假时，巴菲特总是会把自己的送报工作托付给一个朋友沃尔特· 迪尔，并教他该如何去送报。迪尔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你面前有一堆小山一样的报纸，但是用他的方法来送报的话，只需要一小时一刻钟时间就能送完。这真是一条完美的送报路线，小区的每幢楼在地下都是相通的，你根本不用走楼外。”那时巴菲特同时还在公寓里兜售杂志增加自己的收入。他的推销秘诀就是在恰当的时机对那些住户推销。巴菲特回忆起他的一些客户“总是会把家里的杂志放在楼梯口。你可以用撕下地址标签的方式去提醒他们征订期到了。这样我对每个客户的订阅情况都了如指掌”。巴菲特在这片高档公寓区里甚至还碰到过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 布维尔，但是这里依然还是会有住户赖账。“二战”时的华盛顿，很多人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可能就忘了给巴菲特付钱。所以，巴菲特就和电梯里的女服务生做了一笔交易，她们可以免费得到报纸，作为交换条件，假如有人要搬走，她们就要立即向巴菲特提供情报。不久以后，巴菲特就把自己的送报工作发展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 美元，这可是相当于一个年轻职员一个月赚的钱，并且他从不会乱花一分钱。1945 年，巴菲特虽然不过14 岁，却大方地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200 美元，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一片40 英亩的农场去投资。巴菲特在华盛顿居住的那几年中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1945 年8 月，那时巴菲特全家正在奥马哈过暑假。巴菲特突然听到了有关广岛的消息，于是他和邻居杰里· 穆尔展开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的激烈讨论。后来穆尔回忆说，巴菲特对广岛事件非常关心。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精神近乎惶恐。“当时我们讨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俩就在我家门前的草坪上。他很害怕原子弹爆炸带来的连锁反应，害怕整个世界会毁于一旦。
后来巴菲特回到华盛顿，他在伍德罗· 威尔逊高中适应得比初中稍好一些。他的送报事业让他能够暂时忘却思乡之苦，而后他开始结交一帮新朋友。就像在奥马哈一样，他又组织一帮同学朋友跟他一起捡高尔夫球，他还因此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高尔夫球手，而且加入了校队。
之后他继续做着他的送报生意，津津有味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找到的商业书刊，钻研精算师看的报表。唐纳德· 丹利也是威尔逊高中的学生，后来成了巴菲特的好友，他认为巴菲特“正在一步步规划自己踏入金融界的道路”。
丹利是美国司法部的一位高官的儿子，他学习用功，而且天资十分聪颖。乍一看来，丹利和巴菲特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丹利的女友很漂亮，而巴菲特从来也没有约过会。丹利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巴菲特则相反。年少丧母的丹利在战后经常待在巴菲特家，那段时间两个孩子经常一起弹奏音乐，巴菲特会在夏威夷四弦琴上乱弹一气，丹利则演奏钢琴。后来大家发现，热爱自然科学的丹利和对商业着迷的巴菲特其实有一种共同语言，就是数字。有时他们会在一起计算每一把扑克牌的输赢概率，或是在一间有几十个人的屋子里，计算所有人中每两人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丹利也会飞快地报出一堆两位数字，等着巴菲特迅速算出它们之和。
丹利在他们高三时花25 美元买了一台旧弹子球机，两人一起整天玩个不停。不过可惜，这台弹子球机经常出故障，丹利总会一次又一次地维修，而巴菲特也发现这位好友的维修技能实在不错。巴菲特突然这样想到：为什么不把这台弹子球机放到威斯康星大道上的理发店里，然后按小时收费供人娱乐呢？
巴菲特找了一家理发店，和理发师谈了这个想法，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赚了14 美元。后来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又把生意扩大到7 家。巴菲特是那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理想的人，他给两人的事业想了一个公司名字——威尔逊弹子球公司。“最后，我们每周都能挣到50 美元，”他回忆道，“我从来都没有奢望生活能够如此美妙。
巴菲特负责筹集资金继续购买二手弹子球机，价格每台从25 美元到75 美元不等。同时还负责掌管财务，每月他都会打印出财务报表。丹利负责修理工作。如果机器出故障了，理发师们就立刻告诉他们。有一台机子总是出问题，两人一得到通知，就会立刻跑进丹利那辆卸掉后座的旧别克车里，迅速地出现在理发店前。
巴菲特坚持只选择那些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理发店，所以不必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当地的黑道盯上。而且他俩总是通过伪装表现出他俩只不过是这家公司跑腿的小伙计而已，而他的身后就像是有一个对这项生意很重视的大老板。巴菲特回忆道：“理发店老板总是催我们更换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假装只是受雇搬搬机器、点点钱的小喽啰而已。
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到各家弹子球店巡视一番，有时还会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玛· 让· 瑟斯顿。每次回到车里巴菲特会向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起理发师，告诉他们理发师说了些什么搞笑的话，接着三人就会狂笑不止。巴菲特看到了他们的滑稽之处——几个孩子觉得自己就像非常了不起的大商人一样。
巴菲特总是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很多人都喜欢从众，不过巴菲特和他们不一样。他总是活力四射而且喜欢搞恶作剧，他身上总是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当有人指责他的那些古怪做法时，他总是坚持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
巴菲特每晚在家里的餐桌上都能从父亲那里学习怎样更好地固执己见。霍华德曾许诺家人只会担任一届议员，但他又在1944 年和1946 年两度在形同虚设、橡皮图章似的众议院里获得席位。他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能够和民主党的杜鲁门阵营竭力对抗的“伟大”事业。
巴菲特虽然嘴上假装附和父亲的政见，但其实心底并不完全赞同。他吸收了父亲的爱国思想，但他的爱国主义情结没有受到父亲那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影响。
但是，巴菲特也和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生计。他认为政府是社会的维护者，理应捍卫大众的利益。虽然他对父亲可以说是服服帖帖，他的政治观点也很不成熟，但在绝对支持政府的立场上，他已经表现出独立的思想了。
巴菲特很早就决定绝对不像父亲一样去从政。有一次诺玛问到他是不是要在华盛顿生活，巴菲特毫不含糊地答道：“不会，我要住在奥马哈。
慢慢长大以后，巴菲特已经把自己的方向定在了投资业。坐在家里吃早饭时，这个年纪的男孩大多都只对电视里的体育节目感兴趣，不过巴菲特却已经在研究股价走势图了。
这时巴菲特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惊人的成就，然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内行。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说服力，或许是由于他早年就不断储备知识，并且他能够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把知识转变成创造财富的方法。可以打动别人的绝不是什么信念，而是那些逻辑严谨、连贯缜密的分析依据。丹利曾经形容说：“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远见，他在谈话的时候对自己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也让别人觉得他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
集腋成裘巴菲特1947 年6 月高中毕业，在全年级374 人中排名第16.在威尔逊高中毕业照上，他双眼漆黑，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梳着整齐中分的头发，笑容内敛。在他的
照片下面注有评语：“喜欢数学……是一个未来的股票经纪人。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去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念金融与商业专业，巴菲特却觉得到那里只是浪费学费。那个时候他已经递送了大约60 万份报纸，赚到了5000 多美元。这些积蓄或者来自送报，或者来自威尔逊弹子球公司，还可能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户佃农。此外，他读完了不少于100 本商业相关书籍。他还需要去商学院学什么呢？
霍华德提醒巴菲特说他还有两个月就17 岁了。最终，巴菲特只好妥协了。当年8
月，巴菲特和丹利以1200 美元的价格把威尔逊弹子球公司出售给一个退伍的大兵，巴菲特拿着自己得到的那些钱去了沃顿。
不过霍华德这一次可能真的错了。虽然沃顿商学院声名远播，不过那里的课程实在是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巴菲特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比教授懂得还要多。对沃顿商学院的不满，成了他日后对商学院普遍感到不满的一个伏笔，因为他对商学院模糊宽泛的教学方法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这里的教授都会讲一套完美的理论，但他们对巴菲特渴望得到的赚钱诀窍却一无所知。
于是在沃顿商学院期间，巴菲特只好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费城的一家经纪公司办公室里，他跟踪各种股票行情。同时仔细研究每只股票的走势图，偶尔也会听取别人的建议，但此时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投资方法，他正在不断摸索。
巴菲特上大一时的同屋是查尔斯· 彼得森。查尔斯也是奥马哈人，并且后来成为巴菲特最早的投资者之一。此外巴菲特很快又结识了哈里· 贝雅，这人是个和巴菲特一样错误地来到这所东北部校园的墨西哥人。他们俩的工业经济学课程都得了A ，但哈里· 贝雅感觉自己在这门课上花的工夫比巴菲特要多得多。虽然哈里· 贝雅对巴菲特轻轻松松就考出高分有些嫉妒，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喜欢巴菲特。哈里· 贝雅认为他是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人：一个诚实、不装腔作势也不摆架子的中西部人。
哈里· 贝雅有个室友名字叫杰里· 奥兰斯，这个人和巴菲特志同道合。他们俩在健身房里第一次相遇时，膀宽臂圆的奥兰斯立刻就发现巴菲特是一个天才。奥兰斯对新环境还不太适应，常常会想家，有时还以泪洗面。但他反应灵敏、笑容真诚，是一个青年才俊，巴菲特和奥兰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巴菲特在不知不觉中就为自己的事业找好了合伙人。但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干些什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待了一年以后，他已经想要辍学了，不过父亲坚持让他在那里再熬上一年。在华盛顿过暑假的时候，巴菲特为成为富人又找到了一条富有喜剧性的道路，这一次又是和唐纳德· 丹利一起。他的弹子球伙伴花了350 美元买下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车。他们花了一天时间把车修好，当然主要是丹利动手，巴菲特则坐在一旁，没事给他的朋友优哉游哉地读些有趣的故事来解闷，或者是读那本让所有人拍案叫绝的书《如何失去朋友和疏远他人》。这辆车是一款1928 年为女士购物设计的车型，前排只有一个座位，后排有很大的空间。丹利和诺玛把它漆成了深蓝色。他们曾经将它租出去几次，不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别人看见车上的人。巴菲特建议驾驶这辆车去市中心，于是他们三人扮成一对贵夫妇和家里的司机。但是巴菲特要求扮演贵族，丹利只好担任司机。
于是丹利只好穿着巴菲特父亲的衣服，手握着方向盘，巴菲特则穿上裘皮大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优哉游哉地坐在诺玛身旁。当他们经过《时代先驱报》的大楼时，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情节，丹利把车熄了火停下来。然后他起身下车，在发动机盖下面不停地鼓捣，好像要搞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样。当所有路人都开始驻足留意他们的时候，“贵族”巴菲特举起手杖敲了敲挡风玻璃，朝某个方向指了一下，就好像是在告诉丹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结果，不大一会儿工夫，车子就“修好”了。
但若非事先安排，巴菲特也并不总是这样风度翩翩。他和诺玛的表妹芭芭拉· 沃利曾经在夏季有过一次约会。虽然巴菲特生性活泼，但他无休无止地“逼”芭芭拉猜谜和脑筋急转弯，最后芭芭拉对浪漫约会的幻想荡然无存，其实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掩饰自己和女生单独相处时的尴尬。当他后来鼓起勇气邀请芭芭拉到宾州共度周末时，她婉言拒绝了。
但是相比于和女生约会，巴菲特更渴求生活中的刺激。1948 年美国的校园话题都是围绕排名前十的橄榄球队展开的，而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是一所体育传统悠久的大学。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巴菲特的照片竟然登在了学生杂志《宾大画报》的封面上，并且俨然一副铁杆球迷的模样——头戴圆顶礼帽，身穿浣熊皮外套，一只手挥舞着小旗，另一只手将一瓶香槟酒递给女友，他满脸笑容，叼着烟斗，模糊的背景处是行进中的校乐队和一群戴皮头盔的球员。这张照片事实上只是个恶作剧，因为巴菲特的朋友杰里· 奥兰斯是这家杂志的编辑。奥兰斯后来成为巴菲特的忠实的投资人和终身追随者，他多次劝说哈里· 贝雅也把钱交给巴菲特去投资，但贝雅决心证明自己照样能干好。
贝雅回忆说，奥兰斯一年会打好几次电话给他，说巴菲特是多么富有，形容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巴菲特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如此的幼稚。他不仅没有和女孩亲密接触过，而且在男生宿舍卧谈时也觉得很不自在。每当周日阿尔法· 西格马楼举办啤酒晚会的时候，这幢平日相当清静的房子里会突然间挤满了女人。但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约会对象，但是即使不和热闹的人群打成一片，他也觉得十分安然自得。当大多数小伙子都挽着一位美女卿卿我我的时候，巴菲特则只会端坐在椅子上，谈谈股票市场，来活跃一下聚会的气氛。但他的演说是如此富有吸引力，每次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逐渐向他围拢，向他提出一大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巴菲特的朋友对他的才智都十分赞赏。他能够读出书里的一个章节，而后一字不漏地把原文背诵出来。以至于在课堂上，当有个担任助教的研究生在复述课文中的一个问题时，早就已经对课文烂熟于胸的巴菲特脱口而出说：“你落了一个逗号。”不光这样，他批评老师时巧舌如簧，让他的伙伴都听得目瞪口呆。他的朋友理查德· 肯德尔回忆说：“巴菲特得出结论，认为沃顿商学院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东西，他确实有资格说这话。
当同学们1949 年秋季开学回到沃顿时，惊奇地发现巴菲特没回来。安东尼· 韦基奥说：“在第二年他就忽然人间蒸发了，没有他的音信。”巴菲特再一次逃离了。霍华
德在1948 年的议员选举中失利了，于是全家都回到了奥马哈，只把巴菲特孤零零地留在美国东部。沃顿商学院没有任何可以让巴菲特留恋的东西，自己失去了送报的业务，也没有弹子球公司。于是他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念书，20 多年前他的父母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巴菲特解释道：“我觉得在沃顿学不到什么东西，内布拉斯加在向我招手，而沃顿却让我感到厌倦。”不过他也只是在大学的花名册随便留个名字而已。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准备发展自己的事业上。那年夏天，他在J．C．彭尼零售公司找了份工
作，不过他却拒绝毕业后继续留在那里工作。巴菲特觉得自己回到家乡会更加自在，也不会有太多的就业压力，因此在这段时间他的约会也更多了。在写给“亲爱的魔鬼”
（杰里· 奥兰斯）的信中，巴菲特的兴奋溢于言表：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因此我想我可以借此向她展示我这个穴居男人的魅力，让她对我刮目相看。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看我怎样在球网的那一边大展英姿。结果我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在那段时间里，巴菲特的日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1949 年秋季修了5 门课，1950 年春季修了6 门课，而且其中多数是商业和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但其实巴菲特依然把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校外。他重新找到了一份送报的工作。他兴奋地对朋友说，“这份工作使得50 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巴菲特先生’”。他时常开着一辆1941 年款福特车在美国西南部奔波，为《林肯周报》掌管着6 个县城的报童，他的工资是每小时75 美分。开始时，《林肯周报》的发行人马克· 西克雷斯还一度担心一个学生能否胜任这项重要的任务，但他干劲十足。他每周会去取报纸，随后闪电般地完成任务。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可是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他回忆道：“如果你在内布拉斯加州有一条送报路线，你得找一个小报童每天发15 份报纸或是做类似的工作，你当天下午或晚些时候还必须能找到他，自己还要在大学念书，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巴菲特很快就完成了学业，他一方面干着相当于全职的工作，一方面潇洒地打着桥牌，随手还拿了一大堆A。冬天的时候，巴菲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高尔夫球事业。
这一次他做得就更像一个正规生意了，他找到奥兰斯作为费城的代理人。1950 年1 月，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开始着手准备生意：
“我保证3 月1 日你可以开始销售你看好的那种高尔夫球。别犹豫，可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任何“次品”都会赔偿损失，并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一流。但是，他还不忘交代一句：“不要让它们靠近太热的地方。”他告诉朋友自己又拿了一大堆的A，并把自己下学期的课程安排好。到了4 月，巴菲特给奥兰斯发了第一批货，同时用一种轻松但却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好友注意，“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可不是一家慈善企业。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着。他搬回到父母身边，同时他还在奥马哈修3 门课以便拿够学分毕业。这年7 月，他一共卖掉了220 打高尔夫球，从中获利1200 美元。这时的巴菲特既是小老板，又是自己的经理人。
巴菲特在大学毕业时已经攒下了9800 美元。与其他只会花钱的同学相比可以说富有得很，甚至相比那些全职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也高得多。这个万元户，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小富翁了。用集腋成裘来形容巴菲特挣的这笔钱实在合适不过了。他欣喜地用歪歪扭扭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是怎样含辛茹苦地赚来的——城市设施优先股、送报、高尔夫球销售和弹子球公司。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在投资业取得赫赫业绩。
这时的巴菲特年仅19 岁，却已经有13 年的商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