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树义，字子方，贵州遵义人。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宣宗道光六年（1826）大考名列一等，以知县分发。历任湖北天门、监利、江夏等县知县，后升汉阳同知，于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调任巩昌府知府。到任后，首先惩治奸恶，选进贤良，着手兴革，整顿吏治。对巩昌（陇西）地方百业亦多有建树，举其大者：一是集资银1500两修葺南安书院。二是募捐3000余串铜钱提倡维修威远楼。三是修筑西河堤。西河从西南沟流出绕陇西城西关而北入渭河，东面堤坝年久残缺，附近沿河庐舍及西北关城墙有被冲毁之虞，唐树义引以为忧，乃督促命令属吏率地方人士增筑堤防，引水归流，消除隐患。四是整修折桥沟道路及重建永济桥，便利北区与城关的交通。其他如缉捕盗贼，安定地方，荒年平粜，赈救灾民以及清理狱案，简刑平讼等，均得到人民群众称颂。唐树义为官清正，自奉俭约，所到之处都有政声，曾亲题语自励：“穷秀才做官，不必十分受用；大丈夫做事，只求一点精诚”。逾年又调洮岷观察，陇人感戴其德，张敏行进士撰文，为他立了“郡守唐树义遗爱碑”。
最值得人们至今怀念的一件事，就是在他的倡导、监督下，将铸造精良的“崇宁铜钟”置于11米高的陇西威远楼一楼南台基上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传说，在当时尚无吊机的情况下，要将4000多公斤重的铜钟抬上威远楼，人们想方设法均无良策。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一位老翁哈哈大笑，人们惊奇地问他：“老人家，你笑什么？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老人捋须笑道：“唉！我都土拥到半脖子上的人了，能有啥好办法！”说完不知去向。唐树义听了细思：老人所说的“土拥”倒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叫人们抬起钟的一面，铲土拥上，再抬另一面，同样拥土升高。就这样硬是把4吨重的崇宁铜钟用土拥上了11米高的楼台。从此人们传说是神仙显灵转化为老人来指点拥土抬铜钟的。
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属撞击器。通常作为一种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用于报时或召集人群、发布消息等。宫廷所用的钟都刻有铭文，以祈求天神保佑。
钟，亦是佛教丛林寺院里的号令，清晨的钟声是先急后缓，警醒僧众，长夜已过，勿再放逸沉睡，起身诵经拜佛或下地劳动生产。而夜晚的钟声是先缓后急，提醒众僧觉昏衢，疏昏昧！即熄灯休眠，养生修身。故丛林寺院的一天作息，始于钟声，止于钟声。
钟还有几种功能：一为古代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动听的音响。二为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宴乐中，广泛使用钟乐；三为佛教的“犍椎”之一。初始时钟仅仅是作为集众之用的响器，所以也称为“信鼓”。印度在还没有钟的时期，多半是敲击木制的犍椎集众。四为报时之器，钟原来只有“梵钟”和“半钟”两种；“梵钟”就是所谓的“大钟”，又称为钓（吊）钟、撞钟、洪钟、鲸钟等等。“半钟”的体积只有“梵钟”的一半，所以称为“半钟”。早在原始社会，作为礼器的钟就出现了。当时的钟或以木制，或以竹制，或以陶制，是一种简单的打击乐器。随着青铜文化的开始，在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器，也就出现了钟。
任何时代，修志、修庙、铸钟等，都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象征。北宋徽宗时期，陇右一带在王韶熙河之役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真正体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崇宁铜钟就产生在这个时代。
清道光十六年（1836），陇西城威远楼由于风雨剥蚀，倾圮不堪，巩昌知府唐树义慨然提议兴修。崇宁铜钟原悬挂于陇西一寺院，为汉蕃官员及各界信徒捐资共铸。后经战乱，沉埋于大城钟灵池中，约清代又被群众从池中抬出。唐树义倡导维修威远楼，并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所铸重达4000多公斤的铜钟置于威远楼上，陇西人民称之为“崇宁铜钟”。
崇宁铜钟，通高2.17米，钮高0.29米，口径1.32米。钟下口呈莲瓣形，口沿微敛，狮首钮。钟肩铸有莲瓣，钟腹上下铸两层凸棱纹，上层排列四大方格，格内铸有18个大字。下层排列四大方格，格之间又划分为若干格，格内依次铸有通远军地方官员及吐蕃族官员等的职衔名称。题名阴阳文不等，如“遣通远军事刘戒朝，散郎通判通远军事孙俣、主持圣寿寺定僧体原等。”“大宋壬午岁崇宁正月日钟成”。据陇西名士戴璠老先生《再谈崇宁铜钟》一文中谈道：“该钟的钟面文字题名，多为蕃绅蕃将，这是北宋末年王韶熙河之役后，归附大宋政权的吐蕃旧部。当时王韶的政策是恩威并用，对主动投降的人予以优抚，对顽抗的人坚决镇压，这样大部分吐蕃部落看到王韶军纪严明，锐不可当，也就主动投降了。王韶对投降的蕃兵蕃将分别利用，有立大功的还委以重任。清末学者、志草经提学使叶昌炽的《语石》一书，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古钟艺术，最有学术水平之著作，为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参考书之一。在我国浩瀚的石刻、古钟中，唯独把陇西威远楼的崇宁铜钟作了惜墨如金的介绍，《语石》记载：“余东使西征，渡河登陇，所见古钟，皆沉埋于野田蔓水中，惟有巩昌府城内中间古楼上置有崇宁铜钟”。由此可见崇宁铜钟的价值弥足珍贵。
钟的节奏感强，它能表达人们的欢乐喜悦，又可以在生产劳动中协调人们的劳动步伐、在舞蹈中使舞姿整齐优美、在练兵中使士兵步伐一致，以振军威，因而在劳动生产中最需要这种乐器。《诗经》中有不少诗篇都记载了钟的演奏。如《关睢》“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等就是描写钟的。
铜钟发音洪亮而悠扬，历史上盛世修志，修庙、立碑、铸钟大多是歌颂功德，崇宁铜钟也不例外。晚清时，每日晨曦刚露，威远楼上崇宁铜钟就由专人负责敲响。当时人们称为晨钟，预示着新的一天开始，于是人们日出而作，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陇西，当局令人敲响了威远楼上的崇宁铜钟，那深沉、厚重、悠远的钟声四达十余里，城乡人们闻之，纷纷出城，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陇西清代文人杨朝栋题写“声闻四达”的巨匾悬挂在威远楼西侧，就是为崇宁铜钟而书。
崇宁铜钟，距今达900年之久，为黄河以东现存年代最久，铸造最为精良的铜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于1958年对威远楼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在威远楼一楼南台偏东处筑亭，专门悬挂崇宁铜钟，至今保存完好无损。1963年2月，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崇宁铜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是钟的故乡，流传于世难以尽数的古铜钟作为中国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古老、优美、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对研究中国的断代史、礼乐制度、思想史、音乐史等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并且由于荟萃了我国古代工艺技术之精华，代表了当时的铸造、声学、乐律学、力学等高超技术水平，更是研究我国传统科技的宝贵实物。
崇宁铜钟，对于研究我国北宋末期政治、经济、文化，书法，铸造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就像一颗璀璨的夜明珠，辉映着陇西盛世的“国泰民安”。当年为崇宁铜钟的保护建功立业的清巩昌知府唐树义的名字，也将与钟并存，名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