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6月29日晚上，麦克里迪正在摄政公园克拉伦斯门5号寓所里靠着沙发休息。
这时，狄更斯的4个孩子刚刚被他一个一个地哄到床上去。
由于狄更斯对孩子们一直十分随和，而麦克里迪则管教比较严厉，所以孩子们在他家里过得并不愉快。
麦克里迪盘算着：“都半年了，他们也该回来了。”
突然有人闯进门来，嘴里还高声嚷着：“麦克里迪！麦克里迪！”
麦克里迪闻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是狄更斯！”
两个人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你们都好吗？”
随后，狄更斯与凯特急切地问：“孩子们都好吗？他们去哪儿了？”
麦克里迪对着卧室大喊：“孩子们，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狄更斯放开他立即扑进了卧室床上，把孩子们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的宝贝们，想死你们了！”
“哎呀！爸爸，好痛啊！”
原来，狄更斯只顾和孩子们一起戏闹，竟然把一个孩子抱得腿抽起筋来。
第二天，狄更斯就穿梭般地奔走于至亲好友中间，他快乐无比，高兴地呼叫着每个人的名字。
朋友们得知狄更斯归来了，也都高兴万分。他们在格林威治设宴为狄更斯接风，大家开怀畅饮，彻夜长聊。
狄更斯一时无法定下心来工作，他整天和孩子们一起吵闹着做游戏，或者与朋友们一起去郊游。
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动手写旅行美国的观感。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想法记述在他的《美国札记》一书中。
狄更斯曾经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所以狄更斯决定赴美探求自己心目中可以实现普遍繁荣的方法。一开始，初到美国的狄更斯确实对美国有着良好的印象。因为在所谓的美国模范工厂、监狱和学校中，他所看到的都只能是一些表面化的假象。
在随后的日子里，狄更斯以其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发现并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丑恶现象。
狄更斯对自由、公正的追求，促使他由一个美国社会的称赞者转变为一个攻击者。在他看来，只要存在不公正，存在阶级压迫，就应该予以无情的鞭挞，以促进公众觉醒和公正。
他参观了纽约那座被称为“坟墓”的恐怖的监狱，还参观了费城的单人牢房监狱。他对美国的极端无知及粗野感到十分吃惊。这些美国人把嚼过的烟渣四处乱吐，并且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人类的精华。狄更斯不仅带着极大的讽刺说到美国的“办公桌与柜台后面的老爷们”，并且根据这些观察得出尖刻无情的结论。
描写在纽约街头所遇到的人群时，狄更斯特别注意到两个“穿着节日服装的劳动者”——爱尔兰人。他们穿上那衣服，“就像那些只习惯穿工作服，穿上任何别的衣服都觉得别扭的人们一样”。
狄更斯就这样揭示了美国制度的阶级基础，并戳穿了所谓“人人可以得到同等的机会”的神话。
访问华盛顿时，狄更斯看到了选举时候的幕后把戏，看到了那备受称道的“民主”的见不得人的一面，而对这“民主”，他还寄托过不少希望呢！狄更斯揭露了文字上的美国民主与实质上的美国民主之间极大的差别。他还作出了结论，这些结论不只是一针见血，并且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现实性。
狄更斯对华盛顿众议院的描写，洋溢着真正的政论家的热忱。美国监狱制度固然是恐怖的，议员们的撒谎及新闻界的受贿也确实激怒了狄更斯。
然而在狄更斯看来，这一切与种族歧视的事实相比之下，却又算不了一回事了。
狄更斯愤怒地写到黑人所受的迫害。他称奴隶制为“罪恶的污点”及“最大的耻辱”：
而这个时候，就在华盛顿，陈列着一张镶在金边玻璃框里，让人人都能看到并欣赏的北美13州独立宣言。这宣言庄严地宣布，人人天生平等，并由造物主赐予不可剥夺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宣言面对着外宾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是感到骄傲，它既不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也没有被人从钉子上取下来烧掉。
狄更斯的无情的攻击无疑会使美国的统治阶级恼羞成怒，他们“礼貌地请狄更斯先生离开美国”。然而，这并无助于减轻狄更斯对其虚伪民主的厌恶。他在《美国札记》里用辛辣的语言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虚伪、专制和不平等：
他们太热爱自由了，所以忍不住要自由地摆布自由女神。
他们的忧虑、希望、欢乐、情感、美德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似乎全都熔化成了美元。
狄更斯谴责了他同时代的“活商品”贩卖者、奸污者和杀害者。他们的罪行却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狄更斯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的社会舆论，这些舆论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并且“剥夺了奴隶们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舆论和鞭子结起来，把烙铁烧热，把手枪装上子弹，并且保护着杀人犯。舆论几年前在圣路易城用慢火把一个奴隶活活烧死，舆论还让那可敬的法官保留职位直到今天，这位法官曾对那些被委任来审判凶手的陪审官说，这桩最恐怖的行为反映了社会的舆论，因此不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也不过是舆论所造成的罢了。
舆论对法官这套理论大加喝彩，然后把凶手们释放，让他们在城市中自由来往，他们仍然跟以前一样有名誉、势力和地位。
“舆论！是哪个人在社会上最有势力，能够在立法机构里代表？”狄更斯这样问，然后简短而意味深长地答道：“是奴隶主们。”
狄更斯在美国并没有找到他想找的正确的道路，相反，他看到在这个一向以为是自由民主的国度出现了罪恶的奴隶制，出于对贫困阶级和弱者的同情，出于对罪恶的憎恶，他运用了极其辛辣的讽刺的笔锋指向可恶的奴隶主，指向散播无法无天、专制、压迫与伪善的美国政界。
当然，他在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敬爱：
美国人是天性直率、勇敢、诚恳、好客、有感情的人，教育与修养似乎只会增加他们的温厚和热情。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种品质，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以成为最亲切和最慷慨的朋友。我绝对相信，这些品质是全体美国人民所固有的。
对美国人民的好感当然并不能阻止他对美国社会的批评。他认为美国社会有某种坏的影响，同时他也坚信人民健康的本性必定战胜一切坏的东西。
《美国札记》从9月开始出版。狄更斯则借机出去游玩，他在布罗德斯太尔斯逗留，在那洗海水澡、散步、游玩，与福斯特、麦克莱斯和朗费罗参观了伦敦的贫民窟。
10月底，狄更斯又与福斯特、麦克莱斯和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一起去康沃尔，游览了廷特格尔、圣迈克尔峰和洛根摇石，并在“天涯海角”看了日落。
等狄更斯年底回到伦敦，发现《美国札记》出售得很快。他开始创作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对祖国及人民命运的关怀，决定了他这本新书中谴责的尖锐性。
狄更斯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正如福斯特所说：
所有旨在推进现实的社会改革的运动，如争取改善卫生方法争取实现穷人的免费教育、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等运动，他都热心赞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有求必应，随时随地答应主持关于上述议题的各种会议，他慷慨解囊，赞助一切慈善团体，无论是私人团体还是地区的组织。
正是因为如此，狄更斯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这位善良的大作家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联系，视他为真善和公正的保护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们还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民族。
卡扎米昂说得好：“一些道德方面的原因使英国免除了一场革命，狄更斯在这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狄更斯依然看到公共马车停在小市镇的旅店门前，对他来说，这种外省懒洋洋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景象。整个青年时代，他都在观察一个新的英国的形成。
1819年，工厂里出现了第一批蒸汽机，1830年，第一辆火车头开始运行，机械织机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突然，人们发现城市不断扩大，农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工作变得更加艰苦，孩子们甚至也不能幸免。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五六岁的孩子在工厂里每天要摇十二三个小时的纺车。
但没有人对此提出抗议，因为当时流行的哲学是“任人去做，任人去行”，人们厌恶感情，颂扬成绩。
狄更斯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造成了这个社会的种种悲剧。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民主国家的典型代表，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失望。
在《美国札记》中，狄更斯还只是对这种现象进行冷嘲热讽，而到了《马丁·朱述尔维特》中，则变成了狂叫怒号。狄更斯指出：
美国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把金钱当做民主，以财富来衡量公正。在所谓的民主的面纱下，一切都是以金钱交易为目标的不公正和种族压迫。
他们不仅买卖机器、食品、衣物等一般商品，而且也买卖人体器官；他们不仅买卖有形商品，而且也买卖人的良心、荣誉。人们的喜怒哀乐最终都依赖于金钱来实现。
他简洁而突出地描写了波金斯少校——这美国“最可敬的人们的典范”：他“在行骗上有最突出的天才，若说到创办银行，商议借款或成立那种把矿产、瘟疫与死亡贩卖给成千成百的人家的地产公司，他干起来能比得上国内任何有才干的人”。
这里只要提起他把伊甸的一块倒霉的土地卖给马丁这件事便够了。无耻地骗了老实的顾主之后，美国商人们却对这顾主的事业表示一种讽刺的关怀。
“他们干吗对他这样大惊小怪呢？”马克·塔普里在出发往伊甸之前，这样问盖契克上尉，因为他想弄明白，马丁买了那块地后，美国人为什么把他当圣人似的来瞻仰。
“我们的人喜欢刺激，”上尉回答道，“他跟一般的移民不一样，正是因为这点，他刺激了我们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史开德是个聪明人，到伊甸去的人，从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在狄更斯的眼中，黑奴制是美国“自由”之虚伪的最好的证据。马克·塔普里指着雇来搬运行李的一个黑奴对查达尔维特说：“当这个人还年轻的时候，他腿上吃过枪弹，膀子上挨过刀砍，他那活生生的肢体，被人像切鱼肉似的割成一道一道的裂痕。”而塔普里战栗着讲述：“他的脖子被铁项圈擦伤，他的手脚也戴过铁圈，那痕迹至今还在。”
狄更斯认为，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所崇尚的“民主”，他们可以践踏民主，因为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他们可以限制他人的自由，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因为他们有钱。在小说中，狄更斯写道：
很快地便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给某某制宪法官送一块奖牌，这位法官曾经用法官的职位制定了这样一个高尚的原则：任何白种人可以成群结队去谋杀黑人，这样做是不犯法的。
决议还决定另外把一块同样价值的奖牌送给某某爱国人士，这位爱国人士曾以立法议院高级成员的身份宣称，若遇着任何主张解放黑奴者来访，他和他的朋友们会不经审判便把他绞死。
剩下的钱，大家同意用来促进自由与平等的法律的实行，这些自由与平等的法律，使得教一个黑人念书认字从实际出发，比在光天化日的街市上把他活活烤死更罪大万倍，危险万倍。
小说里介绍的美国商人和“公共活动家”都拿自己对“合理的”自由的忠诚来自我夸耀。这“合理的”自由是他们靠七响左轮、带刺刀的手杖和长刀子来维持的。
狄更斯的阶级同情在他对美国社会的态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阶级同情不仅给予了本国的贫苦阶级，更无私地给予了世界上所有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
狄更斯带着极大的愤怒来描写美国的统治阶级：
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诚实的人都鄙视它，这样，也就使得尚未创建的国家的权力也受到了威胁，甚至使人类的进步也受到了威胁。可是他们却无知觉，即使有所知觉，也满不在乎，就像他们街上那些在烂泥里打滚的猪一样没知觉和不在乎。
狄更斯对美国社会统治者的这些尖刻的描写有普遍的适用性，他的阶级同情心无一遗漏地表达出来。他对普通群众的关切和同情越是深刻，他对统治阶级不知廉耻的剥削和压迫越感到无比的愤怒，而这更进一步体现了阶级同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狄更斯对美国的一段批评中得以表现：
在起程回国的时候，马克·塔普里说到美国之鹰，他这样说：“我要把它画得像只蝙蝠，因为它近视；画得像只矮脚公鸡，因为它好吹牛；画得像只喜鹊，因为它太老实；画得像只孔雀，因为它爱虚荣；画得像鸵鸟，因为它把自己脑瓜子埋在土里，就以为谁也看不见它了。”
这时候马克的朋友，蓝龙饭店的老板娘，却在哀悼着马克，以为他送了命，她叹息道：“他怎么会跑到美国去的呢！为什么他不随便到一个野蛮人的国家去？野蛮人吃起人来倒是很公道的，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描写马丁在美国经历的那个连载部分到达美国时，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别的事引起过这样一股波及整个大陆的怒潮。
卡莱描述说：
整个美国佬的国土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汽水瓶一样“嘶嘶”地作响。
而狄更斯自己则说：
马丁使得他们在大洋彼岸全都瞪着眼睛，语无伦次，完全发了疯。
狄更斯也收到数以百计的包裹，里面全是责骂信和对他抨击的报纸，但他将它们原封不动地退给了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