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陵村大党支部地主分子罗世俊，老老实实地汇报思想。从11月10日到11月19日，这10天，我参加了30晌活儿，没有缺工。11月10日到11月16日，早晌和后晌犁谷茬地，晌午挖棉花轩。11月17日侧麦草1天。
11月18日打粪1天。11月19日给饲养室拉干土1天，三晌共拉了15回。11月13日早晌犁地时，我去楞坎下解手一次，比别人少犁一个来回。晚上记工分时，生产队长扣了我半分工，我服。我不该去解手，在干活儿期间我去解手就是偷懒，我有罪，我认罪。11月16日晌午挖棉花秤，由于镜头老，我比其他社员少挖了18棵，个别棉花轩的根挖得不深，生产队长扣了我半分工。我消极怠工，干活不老实，思想不好，愿意接受批判、斗争。11月14日晚上，我去南堡公社送生产进度表一次，按时去了公社，天太黑，回来时，人都睡了。11月12日和11月17日晚上，我组织全大队“四类”分子学习报纸两次，我单独学习两次。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不劳而食，犯下了罪恶。
我是一个有罪的地主分子。
在这10天里，我没有乱说乱动，没有干坏事，没有坏思想。每天天亮前，坚持扫街道，把街道上的柴草扫干净，把牛粪猪屎收拾干净。
在今后，我要好好学习报纸，学习政策条文，坚持劳动时不去解手，把活儿干好，比其他社员争取多干一些，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松陵材大队第三生产队地主分子罗世俊
1964年11月20日
一家人中，父亲每天起来得最早，他似乎再也不犯瞌睡了。村庄还糊里糊涂地扎在梦境中，父亲就起来了，他掂着扫帚和铁锹去清扫街道。等他扫毕街道回来，天还没有大亮，母亲正在扯着细细的蔚声。
母亲是我的伯母王烈儿从朱家庄叫回来的。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
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她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庭了。好像地主家庭的人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既然父亲带头认同了，习惯了，家里就再也听不见叹息、抱怨了；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活着，只是活着。
父亲是新订的地主，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就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是史天才分派他当头儿的，史天才给他分派了任务之后，叮咛他，要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
父亲是“四类”分子中尽职尽责的“干部”。隔一天晚上，父亲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父亲——记在心中，向史天才汇报时，将没参加学习的“四类”分子如实报告，同时，报告每一个人的发言和思想动向。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把这个情况也给大队党支部汇报了。
下雨天，是庄稼人的节日。庄稼人偎在婆娘跟前，可以死睡一整天。父亲睡不住，也不敢睡。一吃毕早饭，他就到各生产队去，召集“四类”分子学习。那些弯腰曲背的老汉、老婆，踩着街道上的稀泥脏水到了大队会议室，他们抱着膀子，仰起头，听父亲念报纸。一张报纸，念了一遍，又念第二遍，直到念到云开日出，把报纸念成烂片片，学习才能结束。这些“四类”分子面部没有什么表情，看起来，都平静如水，他们竖着耳朵，看着父亲，无论父亲念多少遍，他们都是这一成不变的姿势。
作为“干部”，父亲有权派其他“四类”分子去送通知，送材料。可是，父亲不。碰到这样的事，父亲自个儿就去了，就像在这个下雪天，父亲照样一声不响地揣着通知出了门，他大概不忍心叫那些老汉老婆去受苦。
快到坡下面了，父亲抬起头来看时，环山的东西路上走过来了一个人，那人没戴草帽，肩上扛一截树根——确切地说，树根套在他的脖颈上。那一截树根弯得跟牛扼头一样，只能套，跟制锁一样套。父亲不用多看一眼，或者说，闭上眼睛也能看见，朝他这边走来的那个人是伯父罗世堂——不，应该是贫农牛世堂。牛世堂和父亲不招嘴，在地里劳动时不招嘴，在街道上碰见了也不招嘴。有一天，父亲和牛世堂在同一块地里犁地，套在牛世堂犁上的乳牛发情了，套在父亲犁上的键牛就不顾一切地去追那乳牛。键牛带着犁和挽具向乳牛的身上趴，父亲将鞭杆子也打断了，还是打不开两头牛。四头牛的挽具和两张犁乱在了一起，弄得一团糟。牛世堂抡起鞭子，劈头盖脑地朝父亲打，他边打边骂“狗日的地主，连牛都管不住？狗日的！狗日的！”牛世堂将父亲打得趴在了犁沟里，父亲连一声也没吭。晚上开斗争会，牛世堂第一个上去发言，他的口气很严厉，很贫农，父亲却是平静的，大概在父亲看来，牛世堂应该这样，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
父亲对牛世堂只一瞥，埋下头，穿过十字路口，开始上坡。走了几步，父亲回头看，牛世堂从坡下面走过去了。牛世堂弯下了腰，脖子上好像盘了一条长虫（蛇），走在雪地里的牛世堂跟树桩一样，白白的。
父亲只看了他一眼。父亲继续向前走。牛世堂将扛在肩头上的树根撂在了雪地里，他顾不得拍打身上的雪，向父亲撵去了，他叫道“世俊！世佼！你等一等。”父亲连头也没有田，走得更急了。午世堂看着父亲的背影，木然地站在雪地里，不再撵父亲了。茫茫的雪地里，苦日的兄弟俩一同承受着风雪的肆虐，不过，一个在艰难地跋涉，一个木然地站定了。
坡陡路滑，父亲走几步，跌一跤。他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向前挪。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四周静得能听见大雪像麦苗儿似的从地里向上生长。长长的坡被2丈多高的土崖夹住了，风将田地里的雪卷下来，高低不平地堆在路上，路上的雪有1尺多厚。父亲走不动，他四肢并用，趴下去，服着屁股，向前爬行，那样子就不是人，是个动物，难以命名的动物。他爬一段，拄着棍子走一段。到了八队的生产队长家里时，父亲已是满头大汗了。
给八队送了通知，父亲又去给七队送。一连送了四个生产队，到了吃晌午饭时节，父亲才回到了家。
那天是星期六，学校里放学早。吃毕晌午饭，哥哥拿上扫帚和铁锹出了院门。他来到了牛世堂家的院门前，给牛家铲雪扫雪。班主任老师一再教导他，要哥哥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要帮助贫下中农干好事。出自这个动机，哥哥才给牛世堂家扫雪的。哥哥不敢将牛世堂叫伯了，也不敢将王烈儿叫伯母了。开初，还改不了口，慢慢地，也习惯了。元旦前，学校里搞忆苦思甜，请来贫下中农讲血泪史，松陵村恰恰去的是我们往苦的伯父罗世堂。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牛世堂站在讲台上，一开口就骂我们的祖父罗炳升怎么虐待他，怎么迫害他。在他的嘴里，我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周扒皮”。牛世堂说，父亲半夜里起来，赶着他去给麦地送粪，父亲动不动用鞭杆打他，罗家给他吃不饱，穿不暖，剥削他，压迫他。学生们听着听着，流下眼泪，振臂高呼“打倒地主罗炳升！川打倒地主罗世俊！”我的哥哥罗大虎也哭了，他哭着，举起了手臂，跟着同学们一起喊口号。哥哥大概觉得，父亲对不起贫农牛世堂，他自己也对不起贫农牛世堂，于是，就产生了为贫农干些好事的想法。哥哥正干着，伯母王烈儿出来了，她一看，我的哥哥脸色通红，头发上、身上满是雪，叫哥哥不要干了。哥哥一声不吭，只管自己干自己的。王烈儿一看，从哥哥手中夺走了铁锹，她说：“大虎，回去学习去。自家门前雪，自家扫。”这时候，父亲也在扫雪。他和“四类”分子们正在清扫大队院子里的积雪。下雪就是命令。刚一吃毕早饭，“四类”分子们就到大队里来了。父亲将扫雪的“四类”分子记在一张纸上。地主兼反革命分子牛甫远的婆娘没有来，牛甫远写了一张请假条，父亲一看，请假条子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请假条
我有罪，罪该万死，走路时不小心，扭伤了脚，不能动弹，请假一晌，请恩准。
六队地主分子：王淑珍
父亲给牛甫远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把假条子递给党支部就是了。”牛甫远说：“我叫她后晌一定来。”
雪依旧下着。村庄里依旧很平静。“四类”分子们跟皮影儿一样，忙碌着，他们的动作机械而笨拙——弯下腹铲雪，向架子车里装雪，用扫帚扫雪。和明朗的雪相比，他们的颜色极其晦暗。地主分子史耀祖问父亲“今晚上学习不学习。”父亲说：“学。”父亲向这几十个人中间走了走，高声说：“今晚上学习，大家来早一点。”“四类”分子们一声不吭，面部没有什么表情。
“轰”的一声巨响，地皮似乎都震得动弹。“四类”分子全然不觉，他们木然地清扫着积雪，好像天塌地陷也和他们无关。我知道，这响声来自村口的那棵大松树。松树的枝丫有一大半儿被积雪压垮了，折下来时的响声出奇地洪亮。我的父亲拉着一架子车雪步履艰难地出了大队院子朝麦田那边走去了。站在田间小路上，父亲不由得抬起了头，朝折损的松树看了一眼，他打了一个寒战，这棵松树会因此而死去吗？父亲为突然冒上来的念头而吃惊。他倒掉了架子车里的雪，头也没回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