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女性殉葬的制度萌芽于氏族社会末期。春秋以后，人殉的事情不多见，但秦始皇死时又有上万名宫女和工匠被逼殉葬。
一千多年之后，在明朝初期，又再次出现了嫔妃殉葬的制度。明英宗以前的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时期，人殉是皇室公开的惯例，死于殉葬的嫔妃，总数达几百人之多。
当景泰帝去世时，英宗朱祁镇还安排了给他殉葬的嫔妃，似乎也没有要取消殉葬的意思。可到自己临终时，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这跟周宪王朱有炖有一定的关系。
周宪王朱有炖是太祖第五子朱橚之子，死于正统四年，死时没有孩子。他死之前，通过某种途径向英宗表达了死后丧事从俭、不需要殉葬的意思。英宗对此事非常重视。
朱有炖死后，英宗亲自下旨给其弟朱有爝，说起这段往事，并嘱咐他“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可惜的是，诏书下得迟了，朱有爝已经按照定制，命令哥哥的“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了。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大概是受了此事的影响，1464年2月22日，明英宗临终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这种制度。他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对于明英宗来说，王振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害得他失去了帝位，在塞外吃苦，又险些丢了性命，几乎不能活着回来。但对于这些，明英宗都毫不抱怨，复辟之后仍对他思念不已。明英宗不但没有处罚王振，还赐给他“精忠”的称誉，真是咄咄怪事。除了英宗的“妇人之仁”外，王振生前到底是怎样爬上跋扈擅权的高位，又是如何败落，他给明朝的政治又留下哪些遗祸呢？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明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而英宗时期的王振则是开明朝专权太监先河之人。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官门挂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建文帝即位后，对宦官的管制更为严格，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这些宦官心里都怨恨不已，纷纷逃到明成祖朱棣的军中，或者给他暗通消息，明成祖能攻入南京，夺走侄儿的江山，宦官也立了大功。朱棣称帝后，委任太监到各地从事征税、采办，甚至监军这些事务，更有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明朝宦官得到重用是从明成祖开始的，至于他创办的东厂更成为后代宦官得以擅权的重要机构。
宦官开始读书识字是从明宣宗开始的，宣宗给自己宠爱的几个太监颁发免死敕书，文辞褒美和开国功臣的铁券差不多。他还在宫内设立内书堂，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宦官虽未达到擅权乱政的程度，但条件已经成熟了。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一事无成，考虑到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太过艰难，他不惜自阉入宫作了太监。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明英宗由养母孙太后养大，孙太后凭着自己的愿望，一心要把他调教成一个听话的、知恩图报的人。明英宗果然长成一个极平常、极庸碌的人，作为一个皇帝，缺少独立专行、自作主张的习惯，无论做什么，总得有个人替他拿主意才行。只要是他觉得可以依靠的人的话，他无不乐于依从。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当英宗开始掌管朝政后，第一个被英宗作为依靠的人，便是内监王振。
票拟制度
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使司呈内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由此掌握了“批红”大权，遇上懒惰的皇帝，这些太监就成了皇权的真正代言人。宦官们整天在皇帝身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于是便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
张太后在世时，王振还不敢过于放肆，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们的欢心。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作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向英宗跪奏说：“先皇为求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步先皇后尘，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三杨听了，深受感动。
经筵
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捺不住攫取权力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反对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以武治国家等等。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被提升为都督佥事。
三杨久历宦海，仍不免眼睁睁看着王振羽翼渐丰。王振从最初低眉顺眼的巴结者一步步走向与三杨平起平坐，可谓费尽心机，最关键的是他牢牢地控制了皇帝。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这一步想到得晚了一些。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只有年迈的杨溥在朝，新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至此，朝中、宫内无人可以钳制王振，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
阻拦王振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被扫除，他就开始琢磨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张太后死后不久，他就把这块牌子砸碎，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
宦官像王振用人为所欲为，只凭个人好恶，而不管那人是不是那块材料，只要顺从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如果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偏偏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而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工部郎中王祐，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祐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祐无耻地回答说：“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然而，朝堂之上也不尽是恬不知耻的小人。王振是小人，自然看不上正人君子，于是，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下手决不留情。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雷电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看到英宗不理朝政，王振擅权不法，引起朝政紊乱，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
一天驸马都尉石碌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一次，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
国子监祭酒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明代理学家湛若水、贪官严嵩都做过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也是国子监祭酒。金钱常常与不受节制的权力如影随形。王振不但喜欢抓权，还很贪财。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祐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就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带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后来在孙太后的过问下，才放了李时勉。
锦衣卫飞鱼服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准备进京觐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跋扈到了极点。
王振擅权的最大恶果是土木之变，以至堂堂大明皇帝作了蒙古人的俘虏。正统年间，蒙古瓦刺部日益强大，不时骚扰明的边境，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剌，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瓦剌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剌兵吓跑。所以，他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名。
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也听了王振的话，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未退，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
锦衣卫牌此次出征，因准备仓促，兼组织不当，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瓦刺首领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然后出其不意，一举击溃明军。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剌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剌兵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疏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剌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三万军队全部覆没。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剌之时，加紧撤退。13日，狼狈地逃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佯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做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剌军真的要议和，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越过战壕，奔向河边，这时瓦剌伏兵四起，喊声震天，瓦剌兵像潮水般涌了过来。倾刻之间，明军全线瓦解。
英宗皇帝就在亲兵保护下，奋力突围，可是拼尽全力左冲右突，还是冲不出去，身边的护卫却越来越少。英宗见大势已去，心知突围无望，索性不再突围，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剌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
锦衣卫绣春刀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剌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以重锤击杀王振。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张惶失措，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不得已，孙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当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郕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王郕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玉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