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天子位后，他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提高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最后形成固定的八股文，士子绝对不能自由发挥。
而与八股文配合的，是残酷的文字狱。朱元璋在治学训诂方面颇有一套，史书言其“深文纳周”，常常能从别人文章的细微处得些许收获，微言大义。这也就成了明朝文字狱兴起的导火索。这一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
朱元璋明代最有成就的诗人高启，于洪武七年被腰斩。吴中才子被诛杀殆尽。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胁。
另一个不能容忍的是，朱元璋彻底取消了文人“隐”的权利，在中国古代，士人有隐居的自由，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答”——抄家。从而取消了士人游离于政权外的选择。著名的诗人袁凯（袁白燕）只能采取装疯卖傻才勉强躲过朱元璋的屠杀。
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的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威胁文人的品格。
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曾对明代文字狱造成的后果表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张士诚，走私贩盐起家，利润甚丰，因轻财好施，颇得当地老百姓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但乱世大伪，既然他没有杀妻灭子的“气魄”，根本就熬不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八月，苏州城外，黑压压布满吴兵（当时朱元璋为“吴王”）：徐达屯兵葑门，常遇春布兵虎丘，郭兴军委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排兵阊门，王弼堵在盘门，张温困住西门，唐茂才布军北门，耿炳文驻在东北，仇成看管西南，何文辉屯兵西北。平江城（苏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这还不算，吴军又在城外建起木塔三层，可以居高鸟瞰城中，每层都设有先进的火器设施，日夜炮轰平江城。城内的张士诚死守，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次次的突围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每天，吴军都有人在塔上劝降，张士诚不为所动。
苏州城门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相国伍子胥修建新城“阖闾城”。伍子胥“以象天之八风”建水城门，“以象地之八卦”建陆地门，这就是：阊、胥、盘、蛇、匠、娄、齐、平。九月，眼看吴军攻将进来，张士诚不得不硬着头皮披挂上阵，他知道此战必败，期期艾艾问妻子刘氏：“我战死应名应份，你们该怎么办？”张士诚为人犹豫不决，他的老婆却很有主见，看见丈夫在这紧急当口还儿女情长没完没了，便命人将柴草堆到齐云楼下，将张士诚的几房妻妾驱赶上楼，命养子举火焚楼，刘氏自己上吊身死，希望以如此惨烈的死亡激励丈夫的斗志，只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士诚看妻子自杀，也磨磨蹭蹭上吊，结果被手下人救下。此时，吴军已经攻入大门，一代枭雄张士诚作了阶下之囚。张士诚这时方显出英雄本色，很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准备绝食身亡。可惜天不随人愿，朱元璋容不得张士诚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将其乱棍打死。张士诚从占据当时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最后到死无全尸，除去众多客观因素之外，与他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密不可分的。
张士诚（1321～1367年），元末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县）人，至正十三年（1353年）率领盐丁起兵反元。后渡江南下，定都平江（今苏州），改平江府为隆平府，自称吴王。张士诚所占地方粮食充裕，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是各政权中最为富庶的地方。然而，张士诚为人过于持重，优柔寡断，待人宽大，缺乏冒险精神，也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可谓性格决定命运，诚然若是。
杨维桢
（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为人宽厚，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元末农民起义爆发，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张士诚的保守、懈怠，在朱元璋进攻陈友谅时就已经表露无疑。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陈友谅占据上游最有利的战略位置，张士诚占据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朱元璋和刘基都认为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于是决定先集中兵力与陈友谅放手一搏。果然，在朱元璋、陈友谅两军死拼之时，张士诚作壁上观，毫无反应。当时张士诚不论倒向哪方，都会给另一方致命的打击，同时也能扩大自己的地盘，以维持相对的均势，而他却按兵不动，失去了分享战果的大好机会，结果眼睁睁看着对手变得强大，却没做出任何反应，可见张士诚并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物。时人杨维祯在给张士诚的信中指出他在用人上的致命缺陷：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悻位之权矣；有假佞以为忠者；有托诈以为直者；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靳尚（按，战国时楚国迫害屈原的奸臣）用矣；信诈为直，则赵高（按：秦时指鹿为马的奸臣）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跖、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望敌而先退，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及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柄，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者，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而迄无有成之效。其何故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也，阁下身犯六畏，衅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铁崖先生传》）
杨维桢有不少朋友在张士诚那里讨生活，以上这些批评都有事实根据，既可信又公道。张士诚手下的将领和谋士都是当年买卖私盐的江湖兄弟，刚作出点事业，多半沉溺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张士诚面活心软，讲究有福同享，手下人做错事乃至打了大败仗，也不忍心责备，以至赏罚不分，是非不明。功臣勋旧们大建私宅，花天酒地，附庸风雅。大将出兵，也要邀妓女清客解闷；损兵失地，回来照样带兵做官。比较能干的张士德被擒杀后，贪鄙无能的张士信作了宰相，他任用私人，弄权舞弊，东吴百姓做民谣说：“丞相作事业，专凭黄蔡叶（按，三人均为张士信手下谋士），一朝西风起，干瘪。”（《明史纪事本末·国初事绩》）
黄蔡叶
张士诚占据江苏称吴王时，其弟士信为丞相，用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这三位都是迂阔无能的书生，没有实际的军事政治才能。不久，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领兵攻破苏州，三人皆被处死。与张士诚不同，朱元璋十分注重对部属的控制，一旦发现手下难于控御，下手绝不容情。邵荣、赵继祖本是朱元璋起兵时的老战友，也曾立下不少功劳，但因“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炳独握，未免为所欲为”（《国榷》卷一），为加强控制，朱元璋主动出击，设计擒杀二人。他命廖永忠安排酒宴，就在酒席宴上将二人勒死。
张士诚缺了朱元璋这份狠绝，多了一份江湖义气和妇人之仁，在乱世争雄的年代，仁义往往不能帮助人建功立业，相反会让人顾忌重重，丧失良机。再说张士诚占据的地区又是东南富庶之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士诚的结局再次证明了这句古训。
仁义虽然没给张士诚带来江山社稷，却也给他留下很好的口碑。他死后，朱元璋痛恨当地人民为他坚守城池，给东南加重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前后对比之下，江南人民都很怀念张士诚。六百年来，苏州人每年七月三十烧九四香，托名为扫地藏香，九四是张士诚的小名，七月三十是他的生日。李伯升本是张士诚的旧部，官为司徒，兵败后降敌。平江之围，李伯升厚颜无耻，派人劝降张士诚；张士诚被俘后，又是李伯升将其亲自交给常遇春。苏州人鄙视其为人，将出卖朋友的人称为“李司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