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个高峰。宋诗继唐诗而继续发展,在唐诗的基础上形成。宋诗在唐诗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宋诗的根基在唐诗中滥觞。北宋前期,宋人倾向于对唐诗的摹仿。北宋中后期,宋人开始试图摆脱唐诗的影响,开拓新的诗歌境界。虽然宋诗在艺术成就上未能超越唐诗,但是在数量上是毫不逊于唐诗的,仅陆游一人的诗歌创作就有九千多首。
宋诗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从古至今对于“唐宋诗”之差异有着许多探讨。缪彦威先生在《论宋诗》中曾指出宋诗“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此。”又具体阐述了唐、宋诗二者的异同:“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彩;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栏,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奇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望远,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其论大较,固如此矣。”钱钟书先生也曾在《谈艺录》之《诗分唐宋》中说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北宋)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tà)送青来。
《题西林壁》
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夏日绝句
李清照(宋)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可见,宋诗与唐诗是各有其闪光点所在的。如果说唐诗是“尚情”的,那么宋诗则是“尚理”的。究其原因,从宋朝社会文化思想精神上看,才能找到这种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唐朝思想较为活跃开放,多种思想百家争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业较有活力,对于新思想、新变革都能够包容接受。而宋朝人口俱增,经济发展滞缓,中央集权高度统一,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最终确立下来,思想单一,文化趋于保守,面对新事物和新变革持否定态度。加上宋朝比唐朝面临更严峻的内外忧患,经常受到外族的入侵,政治也更加腐朽糜烂,有着国破家亡的危险,所以有着更浓重的国家、民族观念和空前的参政、议政热情。
在思想上,宋朝崇儒遵道,思想文化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并在整合佛理道学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学。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对宋诗的影响尤为深刻。
理学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也即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倾向。
儒释道并尊,理学与心学的发展,使宋诗富有一种不同于任何朝代特点的“理趣”。“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宋诗侧重于说理,然而如果把说理放在过于明显的位置,就容易导致诗歌显得枯燥乏味、说教性太明显,使诗歌失去其本身意象丰富、含蓄蕴藉的美,使诗歌“泛文化”。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就要注入文学审美趣味来让“趣”与“理”融合。
王安石像《元日》
王安石(北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日》
朱熹(南宋)
胜日寻方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其实宋诗的“理趣”精神在唐诗中就已见端倪并且不乏佳作。最突出的体现是唐诗中有以禅意入诗的典例。唐朝时的开化风气和内外畅通的交流使佛教大兴,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诗人的许多诗句,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如常建“潭影空人心”,杜甫“水流心不竞”,李白“水与心俱闲”,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除佛家禅趣之外,以儒家义理入诗的情况也不少见,以“仁政”为美政理想的杜甫和“文以载道”的韩愈就将这种儒家义理精神很好地注入了诗中。
从这一意义上看,宋诗滥觞于唐诗也可以得到解释了。然而,宋诗在唐诗基础上,将“理趣”这一精神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境界。
宋诗在形式上有“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倾向,大量在诗歌中议论、说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又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种“以文入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达到极致。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再如同样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借宿寺庙内,在寺壁题诗的往事。诗中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诗歌体现了宋诗的理趣思想,将人生哲理与思考融入诗歌中,直接用议论的方式表现出来。另外,宋人把一些本多见于散文、极少出现在诗的字词用于诗中。再以苏轼的诗为例,《子由新修汝洲龙兴寺吴图壁》中“我是小乘僧”,诗句中“是”字的运用与散文无异。还有苏轼“无媒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等诗句中,“之”字、“矣”字本都是散文中常用的语气虛词,唐诗中绝无仅有。不单苏轼,其他北宋诗人也大量用于诗中。
《游园不值》
除了“以文为诗”外,宋诗的“理趣”思想还体现在“以才学入诗”中。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这些诗人大多数都是博学的大儒,因此在作诗之时一方面有着更深邃丰富的思考,另一方面往往喜爱引经据典,或沿袭前人的故事语言。黃庭坚提出“换骨夺胎”、“以故为新”,正好作为宋诗“以才学为诗”的有力证明。《刘后村诗话》认为黃庭坚的诗“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其实并非黃庭坚一人如此,宋人无不致力于此。使事用典作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有它的优长之处,但是也同时造成了晦涩、曲折、遮掩情感等毛病,如果处理不当容易走向“掉书袋”的弊病,也容易走向只注重才学而忽视诗歌艺术本身美感的弊病。
对于只注重“理”而忽视“趣”的弊病,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曾经做出过批评:“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这是说程颢、程颐、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干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宋诗真正的理趣之美,并不见于说理之深或用典之繁复,而是那些善于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的诗歌。即使是那些并未在诗中直接议论说理的诗歌,表面看是在写景抒情,但是细细品味起来却包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寓意。如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全诗乍一看是一首描写游历山村的记游风俗之诗,但是其中却含有警策哲理。
总的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诗在唐诗成熟的艺术形式体制上起步,从重理性主情趣的方向进行了开拓创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诗歌体制,成为唐诗之后又一个诗歌的高峰,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江上渔者》
范仲淹(北宋)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示儿》
陆游(南宋)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南宋)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题临安邸》
林升(南宋)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游园不值》
叶绍翁(南宋)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