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刻苦读书学习，认真思考问题，勇于参加实际斗争，经过一段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后，终于在1920年夏迅速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译本的马列著作中找到了“阶级斗争”这根贯串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的“金线”，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期的实践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后，更加保持了凡事要独立深思、不盲从本本、不轻信他人、灵活运用马列主义于革命实际的良好办事习惯。他深深地知道，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读马列的书不行，但光学“本本”，而不考察中国情况，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更加行不通。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内曾存在严重的“两化”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正是这种“两化”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对“两化”的错误倾向予以有力的抵制和斗争，才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共产党人即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理论准备不充分，这是一个客观条件的不足。但对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对遥远的中国革命作出的指导决议，对苏联和中国同志按苏联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种种不当指导，毛泽东是抱定一个根本的原则：即该决议、指导是否适合中国情况，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就欢迎、借鉴。如果指导错误或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将不屈不挠地予以抵制和斗争，从不将就、盲从。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看，这个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不曾动摇。因此，毛泽东始终代表了党的正确前进方向，尽管他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曾经被解除了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192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阶段，它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由于不熟悉中国情况，大会的决议对建设农村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提出了错误的指导意见。
毛泽东当时并不在中央任职，也没有参加党的“六大”，正在井冈山根据地从事实际革命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向中央写了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并照办和执行。他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毛泽东之所以采取上述态度，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党的“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个的分析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对共产国际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错误指导，毛泽东虽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予执行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以及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等问题上，他都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置共产国际的决议于不顾，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不但理论上能坚持原则，不当糊涂虫，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通过独立思考，也提出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在30年代初，党内“两化”错误倾向日趋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的明确提出，就为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到了30年代中期，战争环境的阻隔和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使党和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毛泽东勇敢地站出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指导当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失利，损师失地。以共产国际瞎指挥为背景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左”倾错误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线出击，毛泽东也被错误地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位置，行军打仗依靠一个只懂外国军队作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根本不会指挥中国山地游击战争，结果是进攻中犯冒险主义，防御中犯保守主义，退却中犯逃跑主义的严重错误。面对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损失惨重的危险局面，被贬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但他在遭受严重错误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冒着极大危险，坚持原则立场，坚持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冷静地思考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在各个场合与共产国际顾问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战争间隙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他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站、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
毛泽东上述发言，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积极支持和赞同。会后形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次会议清算和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特别在军事路线上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我们党从“两化”错误中解脱出来、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而政治上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往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领导中国革命，他说，“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苏联领导人看不到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通过国民党蒋介石。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代表和执行着这条错误路线。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许多次代表中央的对外谈话就反映了这一倾向。毛泽东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并结合抗战的实际，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的正确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粉碎了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把抗日战争引上了胜利之途。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以弥天大勇深入龙潭虎穴，直趋政治斗争的漩涡，经过重庆谈判，挫败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内战爆发后，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947年10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底又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假和谈阴谋和苏联领导人不要过江、划江而治的“忠告”，毛泽东又一次给了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的机会，最后再次粉碎敌人的假和谈阴谋，将苏联人的“建议”置诸脑后，娴熟和稳妥地驾驭了战局和时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等还是坚持全党各级干部一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一定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建国头七年里，毛泽东就能带头突破苏联模式，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为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并不可取，经过探索，在我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如，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而斯大林采取损害农业、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以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这又是错误的，等等。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辩证地、审慎地看待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恩列斯的个别论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这些就是毛泽东一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的大原则。从自觉地抵制、斗争和最终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两化”错误倾向，到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特色道路，毛泽东无不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在“残酷斗争”中，不怕“无情打击”，与党内盛行的“两化”错误进行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修正错误，捍卫真理。在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挥，民主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的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我们更有责任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同心协力谋求国家民族的伟大前途和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献身于党，执政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