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办事一贯原则性强，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实现自己的办事意图，但怎样办好事，在方式方法上相当灵活，讲究策略，整个办事过程显示出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在1943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办事能力：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让我们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艰苦奋斗的井冈山时代。
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政治上还很不成熟。1928年中共“六大”后不久，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他推行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来党史上称“立三”路线），不顾革命处于低潮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一股劲地号召苏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自从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后，果断地转变战略，进军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他于1927年10月就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扎下根，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共一万多人，力量更加壮大。1929年初，朱、毛又率四军主力下山，在赣南闽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
井冈山的斗争有星火燎原之势，按说这条道路该是正确的。但一切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0年初，李立三命令毛泽东放弃闽浙赣根据地，率红四军向长江流域推进。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毛泽东有意推诿，推延执行。
毛泽东和李立三对上了，为了不使红军受损，又不冲撞李立三的指示，毛泽东虽左右为难，但关键时候，显示了他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尖锐批评毛泽东，说他有苏区的保守观念，有狭隘的游击观念，阻碍了红军的发展。他挖苦毛泽东那与中央路线不同的“一贯游击观念”，说毛泽东的游击秘诀就是“逃、跑、走”。
会后，李立三再三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进攻。为了贯彻中央路线，他指派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向红四军传达会议精神并督战。
面对毫无商量余地的中央指令，憨厚的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提醒毛泽东：“我们这样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毛泽东心里不觉一惊，在军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承受不了压力的情况下，朱德的思想一动摇，将会动摇军心。于是，毛泽东又一遍向朱德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他说：“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200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150个会员，而帝国主义有10个现代化师盘踞武汉。南京、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硬拼，那是鸡蛋碰石头。”毛泽东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执行中央的命令吧，红军将付出血的代价；抗拒不从吧，与组织原则不符，也将妨碍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决定变通一下。
7月11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了誓师大会，发布了向南昌进攻的命令。
进军途中，红四军一路歼敌，一路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两渡赣江，攻占吉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
8月1日，毛泽东派罗炳辉带几十个人，来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鸣枪示威，引起了南昌城一阵紧张，正欲派军反击，毛泽东已不见踪影。
这时，头脑发热的李立三已急电彭德怀进攻长沙，7月28日，彭德怀乘虚攻入长沙，宣布成立以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但不久何键调15个团南北夹击，彭德怀率部撤出，前后占领长沙城11天。
李立三先是高兴一阵，又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右倾，急令毛、彭再攻长沙。由一、三军团组成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仍然敌强我弱，不宜强攻长沙，但中央有令不得不执行。
为避免大的损失，毛泽东建议围而不攻，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等待几天后，终于有一个师出城。红军一举全歼，士气大振，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加上李立三的连连催促，毛泽东不得不于9月10日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指令发出后，红军战士如猛虎一般向城池强攻。但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损失惨重。毛泽东坚决主张撤围。
就在这时候，李立三派来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再度进攻长沙，切断湖南敌人与武汉的联络。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可再攻长沙的原因，并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托周以栗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折回江西，准备攻打吉安。10月3日一举攻克吉安，使赣南大片地带成为新的红色根据地。
10月17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了中共湘东特委9月及9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再度进攻南昌的指令。
毛泽东感到十分为难。他一方面扎实做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劝导大家认清形势，说明李立三主张的冒险性，另一方面，又复函湘东特委，对中央指令虚与周旋。
所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的人事已发生大变动，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在党内的威信和地位。
党的幼年时期，中国革命尚在摸索中前进，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虽然是正确的，但当时尚未在全党形成统一认识，而中央又是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因而毛泽东不固守中央指令，巧为周旋，保存了革命力量。
毛泽东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事方法，后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展成为既团结又斗争，既联合又坚持独立自主，对顽固派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等一整套策略原则。
在党内，整风的原则也讲究方法，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等。
无论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处理生活琐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都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搞好工作的。
清正廉洁 公私分明
毛泽东权位最高，而以天下为公。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倡导两个“务必”，做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南海里盛行清廉俭朴之风。反腐倡廉，毛泽东堪称全党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