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公元1328年—1398年），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我国封建社会的著名皇帝之一。
人们常说，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其实，凤阳只是他的成长之地，他出生于泗州，3岁时随父迁到凤阳。祖籍江苏沛县，关于朱元璋的籍贯与经历，后人在凤阳龙兴寺朱元璋画像左右曾撰有一联，生动形象地作了很好的概括：
系于沛，生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身披袈裟皇觉寺里讨生活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的建立，结束了宋、辽、夏、金对峙混战的局面，使中国又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但是由于元王朝的残酷民族高压政策，不到百年，就被愤怒的人民推翻了。而在人民反元的大起义中，朱元璋就是最杰出的英雄人物。
佃农朱五四，其妻陈氏已经为他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的九月十八日子丑二时之交，也就是凌晨三时许，又一个男婴降生了，取名重八，他就是朱元璋。八口之家，生活更加艰难，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先天不足的朱元璋由于不得温饱，更是瘦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幻想神灵保佑的朱五四，便抱着他到皇觉寺（后改为龙兴寺），跪倒在佛像前许愿舍身。然后在老僧高彬法师面前，恳求认幼儿朱元璋作徒弟。当高彬认可后，才抱着朱元璋离寺而回。
也不知是否朱五四的行为起了作用，朱元璋竟一天天长大起来，并开始给地主放牛、打工。随着岁月的流逝，朱元璋的哥哥、姐姐都先后成了家，他满以为凭一家人的拼命劳作，节衣缩食，苦日子就会到头了的，但天并不遂人愿，就在这时，一场大祸降临了。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了，这一年，淮河北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濠州地区久晴不雨，眼见收获将临，又飞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将庄稼吃了个精光，接着，瘟疫又流行起来，穷苦的人民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纷纷流浪，远近几百里变成一片荒凉。
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这一年九月，64岁的朱五四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接着母亲陈氏和大哥重四又先后死去。加上前几年相继病死的二嫂、三嫂等人，偌大的一家人只剩下大嫂王大娘、二侄朱文正、二哥重六和朱元璋自己四人了。此时的他们连棺材钱也出不起，而且埋葬尸体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的可怜处境和哀伤的哭声感动了好心的邻里刘继祖，主动送了一块坟地给朱家，这才使得朱元璋四人用几片破芦席埋葬了亲人。这就是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在原地重建的凤阳城南的明皇陵。
为了活命，在埋葬了亲人后，二哥与大嫂、侄儿就各自奔东西谋生去了，好心的邻居汪老太太十分可怜17岁的朱元璋，主动收留了他。但汪家也是自身难保，无法照顾朱元璋太久，汪老太太回忆起朱五四抱子皇觉寺舍身的过去，便与朱元璋商量入寺为僧的事情。两人相对落泪，朱元璋含着泪反过来安慰老太太说：“大娘，当和尚总比饿死的好，您就放心吧！”于是朱元璋拜别汪老太太的收留之恩后，迈着沉重的脚步向皇觉寺一步步走去。
17岁的朱元璋衣衫褴褛，面容消瘦，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他却生得身材高大，有几分力气，所以，高彬大师虽有几分不快，还是答应了他实现幼时舍身，如今决心削发为僧的请求。从此，朱元璋成为一名干杂活的小行僧，他实际上是庙里大和尚的小仆人。虽然发给了朱元璋一件破“衲衣”，但并没有给他受戒，所以，他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扫地、上香、击鼓、挑水、烧火、煮饭、洗衣等等就是他每天的“功课”。
朱元璋本是一位要强好胜的乖巧少年，一场天灾使他沦落到这个地步：从早到晚听着枯燥的钟鼓声、木鱼声、念经声，白天不停地干着体力活，还少不了受老和尚的训斥，时时低声下气地陪笑脸。再想想过去，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处处有人宠着、让着，在村子里的小伙伴当中，也凭着聪明能干而有些身份，真是越想越不好受，但为了生存下去，又不敢对活人发火，他便对泥菩萨下手来发泄怒气。
有一天，朱元璋打扫佛殿，干了大半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不小心绊着佛像的石座跌了一跤，早就窝了一肚子气的朱元璋，这下可找到出气的地方了，不由分说，便操起扫帚痛快地揍了佛像一顿。过了些日子，供桌上的大红蜡烛因为被老鼠啃了一个大缺口，老和尚却怪罪朱元璋的不尽辞责，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朱元璋心想，不是听说你们佛爷是管庙宇的吗？这个木头东西却连一只老鼠都管不住，害得我受责骂，真是没用。于是他设法找到了一支笔，在佛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把佛像“充了军”。这在当时，迷信统治着人们的时代，此事倒也算得上不小的反抗精神了。事发后，朱元璋自然少不了挨骂，但由于他是不花钱的杂役，也就不了了之。
寺庙是靠收租过日子的。淮北的特大灾害，也断了皇觉寺的活路，眼看着存粮一天天的减少，高彬等法师只好作出让和尚们出门去云游觅食的决定。朱元璋当了5O天行童后，便与师父、师兄一起先后离开皇觉寺。他一不会念经，二不会做佛事，却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路。好在他虽然不通佛道，倒也看惯了别人如何敲木鱼，如何口中念念有词。于是他也就装模作样，走东闯西，壮着胆子，走四方去了。
朱元璋由凤阳南下，先到合肥，再西入固始、信阳，又往北进入汝州、陈州等地，最后回到皇觉寺。这一圈，历时四年（公元1344年—1348年），穿城越村，虽说是饥寒交迫，吃尽苦头，却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特别是这些地区人民高昂的反元活动，给了朱元璋极大的鼓舞，他开始明白只有斗争才能改变现状。这次游历，对于朱元璋以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士兵到大明开国皇帝
朱元璋当游方僧在淮西地区到处行乞的期间，正是江淮人民为反抗元朝统治，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广泛地组织发动的高潮阶段。
河南与淮西地带，在当时，是南、北两大派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地域。
北派白莲教，当时是以祖籍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为首。南派首领则是彭莹玉，他因袁州起义失败，便逃到淮西地区潜伏，秘密宣传“弥勒降生，当为世主”的思想，在他的发展组织下，教徒遍及江淮，积极作着起义准备。朱元璋游方期间，正是南派白莲教进行紧张的宣传和发动民众的时候，朱元璋暗暗地接受了白莲教的教义，寄希望于已经降生的弥勒，以解救受苦受难的淮西民众和自己。于是，回到皇觉寺后，他改变了顽皮的旧习，开始思考将来，并开始认真学习文化，广泛交友，为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而积极创造起条件来。
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元王朝的税收遭到很大损失。朝廷决定强征17万名民夫，要开河28O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认为时机已到，便到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且暗地里雕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偷偷地埋在黄陵岗旁估计着先要开挖的地方。
后来人们果然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一时人们确信弥勒降生，出头翻身的日子已来到了，人人口中念佛，情绪十分激昂。
根据形势的发展，韩山童聚集了3OOO人，在白鹿庄杀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自己是宋徽宗第八代孙，刘福通也宣布是宋将刘光世的后代，是辅佐旧主韩山童的，在一片欢呼声中，韩山童被推为明王。他们定下起兵日子，决定以头包红巾为记号，歃血立誓。不料消息走漏，元军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遭擒被杀。刘福通则力战而逃，重整队伍，并出敌不意，立即举行起义，先后攻占了颖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黄陵岗工地河夫们得了信号，也呐喊而起，杀了监工河官，包上红头巾，与刘福通主力会合，组成了五六万人的大部队。
由于农民起义每个人头包红巾，所以被称为红巾军，以区别于头包青巾的元军。
红巾军所到之处，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开仓发粮救穷人，深得民众的拥护。有关起义军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皇觉寺，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特别是红巾军檄文中“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这句话，更是深深打动了朱元璋的心，他结合个人的际遇，想到了自己一家人长年辛勤劳作，却只能吃草根树皮，原来是大漠那边的贵族把全国的财富都掠去了，要活命，就得改变当今这个世道，把吃人的朝廷推倒。这样，朱元璋暗下了决心，要参加起义的队伍，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就在这时，郭子兴占领了濠州城。
在城外皇觉寺里的朱元璋，本准备去投奔濠州城，但听说城内五个元帅谁也不服谁，便又踌躇不决了。这时，他接到一封从濠州城里捎来的信。
这封决定了朱元璋前程的信，是他的少年好友写来的，那位好友，就是在死后被朱元璋追封为东瓯王的汤和。当朱元璋远游外地时，汤和也逃荒他乡。在得讯郭子兴定远起事之时，汤和即带领十几位壮汉前来投奔，并立功被提升为千户。他首先想到了仍在皇觉寺受苦的故友朱元璋，便写了封信动员朱元璋入伍。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日夜，朱元璋身着僧衣，来到了被元军包围的濠州城下。黎明，城门洞开，朱元璋急着就要进门。但守门的兵士见到他是一个衣衫破烂的和尚，便起了疑念，将他捆起来，送交郭子兴帐前请令斩首。但朱元璋此时十分镇定自若，问一句，答一句，不喊冤不叫屈，而是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投军之意。郭子兴见他没有奸细的慌张和畏惧，而且虽长得丑了一点，却是一身正气，身高体壮，确像一条好汉，心底里暗生喜欢他了，再仔细盘问，原来朱元璋是本地孤庄村人，又是千户汤和写信叫他来的，便高兴地收为步卒。
朱元璋入伍后，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精神振奋，操练刻苦认真，又加上他颇有心计，有体格，仅仅十几天工夫，就成了小队内武艺拔顶的人物。几次出城巡哨，有机谋，又果断，行动沉着，随机应变，次次立功圆满而归，不仅小兵们个个喜欢与他一起执行任务，就是队长也常常与他商议。也许是朱元璋的缘份好，运气佳。有一天郭子兴亲自巡查，因为朱元璋个头高大，站在排头，很是醒目，郭子兴一眼认出他是那位被捆来投军的和尚，便顺口问队长他来队后的表现。队长自然是满口称赞，说他是“千中选一”的人材。一句话令郭子兴大喜，当即宣布朱元璋为亲兵九夫长，调回帅府，在自己身边当差去了。
乖巧能干的朱元璋调到了郭子兴身边服务后，做事小心谨慎，作风果敢利落，完成任务又快又好，打起仗来能身先士卒，且不贪功不贪财。加上他平时没有多话，说出的话字字都有分量，深得上司和同伴的信赖。朱元璋又认识一些字，上司的命令、公告以至士卒们的家信，伙伴们常找他讲解。由于朱元璋勇敢、能干、有见识、有义气，为人大方人缘又好，因此得到了大伙儿的尊重，甚至郭子兴元帅也将他作为心腹体己。
早几年，郭子兴的老友马公病死，将其女儿托付了他，郭子兴视孤女为亲生骨肉，交二夫人张氏扶养成人。郭子兴常在饭后茶余夸奖朱元璋这也好，那也好。张氏认为郭子兴心粗，脾气又不好，与其他四个元帅合不来，急需一位像朱元璋这样能干的人当助手，两人一商量，决定将养女嫁给朱元璋，招为上门女婿，对此朱元璋自是满口应承，择日便成婚。为婚礼上显示身份，郭子兴找人给重八起官名，取名元璋，字国瑞，此后他便更受尊敬，也更有利于施展才能，官阶逐渐上升了。
在红巾军中几个月的生活实践，使朱元璋懂得了要使自己地位牢靠，非要建立自己的队伍不可。于是他趁元军撤围的良机，回到家乡钟离，打出红巾军招兵的大旗。穷乡亲们看见自己的重八招兵，纷纷前来报名，不到1O天，就招到了7OO多人。其中就有小时的伙伴、以后的大明开国元勋徐达、周德兴、顾时、王志、李新等在《明史》有传的人物近4O人。朱元璋就以这支贴己的力量为基干发展自己，直至登上皇帝宝座。
朱元璋带着这7OO多人回来，郭子兴大喜，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升朱元璋为镇抚，一跃成为带兵的军官了。一年后，又升为总管。而且朱元璋看透了已经称王的彭大、赵均用成不了大气候，便提出自己单独外出发展势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后，便带贴身伙伴徐达、费聚等24人，南进定远儒生，占城掠地，扩大队伍。
一天朱元璋得到消息，说张家堡驴牌寨有3OOO人的队伍孤立无援，处境困难。他便亲自前往联合，但其主帅却事后反悔，不肯带兵前来投奔。朱元璋便骗来主帅，假传命令，然后加以感化，把3OOO人变成了自己的队伍，不久，他又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得到了从濠州撤围下来的元朝“民兵”2OOOO人，朱元璋高兴的写道：“赤旗蔽野人盈岗。”
朱元璋羽毛日渐丰满，思考问题的眼光也更远了，首先，他想到了事业要成功，必须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他任命前来投奔的定远儒生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为幕府参谋，国用深沉，有计谋；国胜骁勇，多智略。朱元璋虚心的向他们请教，冯国用提出了夺取有“龙蟠虎踞”美称的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占据有利的地形，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首要任务，而后拓展地盘，而且要取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建功立业的建议。这一建议，对于朱元璋的反元建国的成功起到先导作用。接着，在南攻滁州途中，定远地方有名的文人李善长来军门求见，朱元璋高兴地马上接见。朱元璋认为现在反元起义遍地都是，看来要有长期的战争。李善长胸有成竹的说：“您要事业成功，必须学习汉高祖刘邦。”他认为刘邦也出身平民，但为人气量大，眼光远，善用人，不乱杀人，深得军民爱戴，所以只用了五年便平定天下。朱元璋从此暗下决心要学习这位沛县老乡，便将李善长留作幕府掌书记。朱元璋心中不但有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而且有了效仿的榜样，为今后的斗争铺开了道路。
在李善长和冯氏兄弟的辅佐下，朱元璋顺利地攻下滁州城。这时，他的亲侄子朱文正和二姐夫李贞携带他的儿子李文忠闻讯前来投奔，并转告他的二哥已去世的消息。一家所剩的几口人总算团聚了。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朱元璋攻克和洲。郭子兴接到捷报，立即指派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成了一地的最高长官。朱元璋明白自己有了名义上的地位，但由于年龄轻，资历浅，所以又花费了不少心机，整顿军纪，处处严格以身作则，在和州逐渐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久，郭子兴病死，军队由其子郭天叙、妻弟张天祐、朱元璋三人同管。
和州都元帅府内的三名元帅，在名义上，郭天叙为主帅，张天祐、朱元璋是副职，应该由郭天叙当家作主。可是，郭天叙年纪轻，又没有军事经验，起不了实际作用，张天祐又无计谋，只是一介武夫，而朱元璋本身有勇有谋有决断，又有一批勇猛得力的幼时贴心伙伴，如徐达、汤和、邵荣等战将，加上收了一批年轻善战的义子，如外甥李文忠、侄子朱文正、同乡沐英外，还有朱文刚、何文辉、徐司马等二十几个干儿子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有自己招来的一支强大的亲军和李善长、冯国用等出谋划策之士，使自己如虎添翼。所以，和州红巾军的实际主帅是朱元璋。和州在他的经营下，日益兴盛起来。
至正十年四月，邓愈、常遇春先后带着自己的军队来投。二人勇猛无比，威震一方。他们的到来令朱元璋十分高兴，立即委任邓为管军总管，常遇春为前锋。不久，巢湖水军廖永安、俞通海又率船来投。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得以乘风渡江，攻克太平路，为防止军队抢物，他事先就命李善长起草了禁约，四处张贴，见一兵犯禁立即斩首，因此城内很快平静下来。朱元璋又对全军将士论功行赏，军队上下也是十分欢喜。随着军中威望的提高，朱元璋在太平路建立元帅府，自己当起了元帅。
后来，郭天叙与张天祐二帅战死，郭子兴的旧部完全由朱元璋统管了。至此，他成了名实相符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的一方面军的主将。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亲自领兵进攻集庆路，在城外，陈兆先战败而降，得兵36OOO人，再攻城，守将福寿战死，水军元帅康茂才和军民5O余万归降。朱元璋入城后立即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宣布：“我是带兵为你们解除元朝腐败统治，带走你们痛苦的，大家各安本业，不必害怕。有本事的人，欢迎他随我建功立业，元朝种种不利百姓的陋习，统统废除。我们决不允许欺压百姓。”老百姓的心安了，社会秩序建立了，人人欣喜，互相道贺。
朱元璋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并向小明王报告集庆路大捷。小明王得知后，升朱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镇守应天。朱元璋为了在应天站稳脚跟，首先在应天城内建立了自己的“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
红巾军主力在中原的浴血奋战，吸引了元朝的军力，使之无暇南顾。朱元璋趁机在应天立足并稳步向外进取，建设并巩固自己的根据地。
针对当时的军事势态，朱元璋担心的就是近靠自己的张士诚、徐寿辉两支反元力量向今苏南、浙西拓展。当务之急，是东取镇江、南占宁国，以防张、徐，确保应天的安全。等应天安顿稍有定当，便派出徐达和邓愈两支大军，分别向镇江和皖南进军。
随着有利形势的发展，胸怀大志的朱元璋，更加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他自己在繁忙的军政活动中，总是偷闲抓紧读书学习，请李善长等人讲解历代政治的得失，成败的教训。随着自身知识的增长，他也更加敬重有知识的人，每占领一处地方，他都必访寻当地名士为自己作秘书、顾问、参谋一类工作。至正十五年七月，胡大海打下徽州，经邓愈推荐，朱元璋请来隐居的老儒朱升，恭敬地征求应付时局的办法。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略。朱元璋对此心领神会，称善不已，对于建立和巩固应天根据地，进而夺取全中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军队进入浙江后，先取建德路，改名平州府；再得婺州路，置浙东行省，并在省府门外树起两面大黄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公开打出了反元复宋的政治旗帜。由于朱元璋以“打仗占城要靠用兵正确，安定民心要靠切实用仁”通令全军，所以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样，婺州周围的郡县都闻风归附。
婺州是近2OO年来的理学中心，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朱元璋访得当地13名著名学者，为他讲解经书的历史。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宋濂，这样，朱元璋开始接触了儒学。
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提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八月，朱元璋的部队攻浙东诸暨、衢州、处州等元军重要据点，与应天为中心的地域联成一片，形成了四邻为：东面和北面是张士诚，西面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面是陈友定的格局。虽说他们均为反元盟军，但各有各的打算，形若敌国。其中以张士诚为最富有，陈友谅力量为最大，方国珍、陈友定则是胸无大志，不求进取。
为巩固应天，谋求进取，朱元璋访知浙东有刘基、叶琛、章溢等名士，便请他们出来。刘基便向朱元璋提出了如何改变四面受敌的局面和进而夺取天下的“十八策”，为朱元璋定下了先西征、再东讨，然后南下、北伐夺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当前，要麻痹住张士诚，全力攻击陈友谅，陈灭张必孤，一举可两得；然后再北向中原，王业必成。朱元璋称赞不已。随后，完全按照这一方略行事。
随着应天根据地的巩固，朱元璋和他建立的应天政权，也就逐渐加快了向封建化的转变。如果说，从李善长、陶安、李彐的参加为朱元璋及其政权变质的开始，那么，到了刘基、叶琛、宋濂、章溢等的加入，便进一步加深了质变的进程。这时尽管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早已称王称帝，但朱升“缓称王”的教诲之声仍在朱元璋的耳边回响，他按捺住自己，而未急于称王。
陈友谅在元末群雄中力量最强，疆土最广，野心也最大，他原是徐寿辉的部将，后来杀徐寿辉自立，改国号为汉。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太平路，朱元璋的守将花荣战死，继而又占采石，应天近在咫尺。
面对陈友谅的东下和应天城内的不安情绪，朱元璋与刘基在密室商议对策。刘基还是重申他先灭陈友谅的主张。朱元璋也认为投降或逃走是下策，唯一的出路是坚决抵抗。于是，二人设计了集中实力，后发制人，捕捉有利战机，攻击其薄弱环节，以打乱敌人的阵脚，挫其锐气而胜之的策略。朱元璋部将康茂才是陈友谅的老朋友，便请康茂才施假降计，引诱陈友谅上钩。
康茂才府上的老门房以前曾伺候过陈友谅。康茂才就叫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陈友谅。表示愿意里应外合，并建议陈友谅兵分三路直取应天，与自己在城西江东桥会合，以喊“老康”为暗号。陈友谅高兴万分，并问桥是石桥还是木桥？答是木桥。陈又请老门房转告康将军，他将亲自带领一路军队至江东桥与他会合。
老门房归来，朱元璋在搞清陈友谅的布置后，便在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顶设指挥部，确定以举黄旗为伏兵出击的信号，除安排守城力量外，分兵两路，以康茂才和徐达带领重兵在江东门外设伏，并连夜将木桥改建为石桥；调胡大海率奇兵进袭广信，捣陈友谅的背后。万事俱备，就等陈友谅自投罗网了。
求胜心切的陈友谅日夜兼程，自带主力赶赴江东桥。到桥头一看，不是木桥而是石桥，始觉受骗，大吃一惊，锐气挫落一大半；连忙高喊“老康”，无人回答。正在胆战心惊犹疑之时，忽见山上黄旗招展，顿时伏兵四起，陈友谅措手不及，主力很快被击溃，还被生俘两万多人。因为退潮，陈友谅水军舰只搁浅，全部作了俘虏。朱元璋乘胜西下，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陈友谅不服输，决心报应天城下之仇。当年九月，遣将又把安庆攻下，力图再次东下雪耻。朱元璋得讯后大怒，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西伐，亲自统率大军，一鼓作气攻下安庆、江州。陈友谅为人忌能护短，自从杀徐寿辉夺位后，原徐寿辉的将帅不服，因怕被杀害，纷纷投奔朱元璋；没有投奔的，也心怀异志，出战时不肯出力效死，所以不堪一击。江西全境和东南角，很快便被朱元璋占领。陈友谅自己逃往武昌。这样一来，几年来陈强朱弱的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朱元璋已具备了与陈友谅决一雌雄的实力。
至正二十三年六七月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大规模水战，双方参战人数总共达8O万之多，两军苦战36天，最后以朱元璋得胜，陈友谅败亡而告结束。
轻敌的陈友谅，以几十条大船用铁链连在一起，迎战朱元璋小船组成的活动船队。而朱元璋恰好凭自己的船小，又能单船行动，操作灵活，进退自由的长处，不断用火攻的办法进攻，令陈友谅难于防备，拙于应付。
陈友谅见朱元璋的小船组成的船队在湖面上零零落落，散布一片，便指挥着舰队如老鹰捉小鸡般地向小船群猛扑过去。朱元璋则不慌不忙的挥动旗子，指挥小船立即四散。这样你来我散，你去我扰数十天，搅得陈友谅又气又急，焦躁万分而又无可奈何。后来，陈友谅改变战法，变一口吞为慢慢吃，改驱赶为炮轰，朱元璋也改激将法为实战法，即当自己占上风时，及时组织火攻。因此，湖面上两军相搏苦战，互有胜负，双方死伤都很大，但陈友谅孤军深入，接济断绝，最后几乎弹尽粮绝。
为此，陈友谅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右金吾将军主张烧船登陆，直奔湖南再作打算；左金吾将军则主张继续打下去，认为死里求生必胜，结果已丧失信心的陈友谅同意登陆逃走。左金吾怕被处死，散会后便带领自己的队伍投降了朱元璋，右金吾将军看到陆上已被封锁，前途无望，随后也赶来投降。七月二十一日，陈友谅带领余下的部队在凌晨出发，向湖口方向开去，发现一片白船在前拦截，急掉头后退，后面又是一片白船等着，在前后夹击，四面受敌中，全军溃败，陈友谅也被飞箭射死。败兵载陈的尸体和太子陈理乘黑夜靠岸登陆，连夜护送武昌，从而结束了这场大决战，朱元璋大胜。
二月，朱元璋率大军西征武昌，陈理投降，建立湖广行中书省。到年底，陈友谅的汉国疆土，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以北，辰州以东广大地区，尽为朱元璋占领。
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张士诚。
朱元璋战胜张士诚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张士诚江北淮河流域的地盘，这一步，自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月至二十六年四月，用了半年时间，便攻克了今苏北和皖北的通州、兴化、盐城、泰州、淮安、徐州、宿州、安丰等地。
第二步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张士诚在浙西的地盘，这一步，自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到十一月，用了三个月时间，便先后取得了占领杭州、湖州的胜利，从而实现了三面包围平江的态势。
第三步是夺取平江城，实现消灭张士诚的最终战略目标。
围困平江的战役，自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吴元年九月，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以胜利结束。张士诚面对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状况，组织数次突围又均遭失败，负气斗狠，决心与城同存亡。朱元璋在一次次劝降失败之后，最后下令全面攻城。城破后，张士诚亲自带领亲兵进行巷战，最后见败局已定，便一把火烧死全家大小，然后自己上吊自尽。门外部将见其府中火起，撞门而入，救下了张士诚。此时，朱元璋的军队也已赶到，便将张士诚活捉，由水路解往应天。在船上，张实行绝食，并且始终一言不发。到应天后，朱元璋问话也不答理，还痛骂李善长，被乱杖当堂打死，吴国彻底解体。
朱元璋雄心勃勃，在灭了张士诚后，马上部署南征、北伐的大计。当时他统治的地区，占有汉水下游和长江下游这块中国领土中最肥沃、物产最丰富、人口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当时的南中国，军事形势是：浙东为方国珍的势力，以四川为中心的地区为西系红巾军的夏国，明玉珍之子明升占领，其它均为残元势力：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福建是陈友定，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
以庆元（今浙江宁波）为根据地，称雄浙东达2O年之久的方国珍，朱元璋在取得平江一役灭吴国之后，便顺手牵羊，于吴元年九月派汤和、朱亮祖带领大军直取庆元并台州、温州，方国珍败入大海，又被廖永忠水师所败，只好向朱元璋投降，浙东为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分析了形势，决定再向福建和两广进军。他兵分三路向福建进发。三路大军很快就把延平包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城破，陈友定与同僚诀别，服毒自杀，未死被俘，被解往应天。朱元璋坐堂责问何去何从，陈友定厉声回答：“国破家亡，一死而已。有何可说！”朱元璋便下令立斩陈友定及其家口。接着，朱元璋又用了8个月的工夫，福建全省就全部占领为己有。
对待两广，朱元璋也用老法，分三路进兵。洪武元年六月，靖江被攻下。七月，广西平定。至此，两广全归入朱元璋的版图。
中国北部，仍为元朝统治区。但情况复杂，在中央，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并日趋激化；在地方，军阀割据，火拼不绝，争军权，夺地盘，内战不断。宫廷内阴谋政变频繁与军事将领公开内战形成配合，打得不可开交。朱元璋便乘机开展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增强实力。在解决南方之后，就部署全力北伐了。
1368年，朱元璋委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领主力25万大军北上，渡淮河北取中原。
出发前，朱元璋发布告谕，向全军重申军纪，阐明北伐的意义，号召将士们在行军打仗中要爱护百姓，不许烧杀淫掠，早日消除战乱，平定中原。同时发布文告，指出元气数将终，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号召民众切勿逃避，共同推翻元朝统治；打出复兴道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旗帜，进一步表明朱元璋的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转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这一文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北伐军所到之处，大部分州县开城投降，不战而克。首先取得山东的胜利，接着由山东取河南，开封不战而降，进而全省平定。冯胜部奇袭潼关得胜，堵住了关中元军增援大都的门路，完成了东、南、西包围大都的战略布署。
元顺帝知道援军来路已被割断，孤城难守，害怕被俘后落得北宋徽、钦二帝的命运，便乘明军尚未形成包围的良机，于当月二十八日半夜，领着后妃和太子逃出大都，直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而去。八月初二日，徐达统军进入大都，元朝统治达97年的历史结束了。朱元璋下令将大都改为北平府。
徐达根据朱元璋先剪枝叶，再刨树根，后平全国的战略决策，马不停蹄地移兵进取山西、陕西。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用了一年时间，便取得了西北的胜利。
元朝虽被推倒，但元顺帝在上都仍保持完整的政府机构和元军的主力。因此，从徐达举行西征后，元军又乘北平空虚，曾先后两度偷袭。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直捣上都，元顺帝北入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从此元顺帝打消了重回大都的念头，在洪武三年（公元137O年）死去。
1368年，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
历经十六年戎马生涯之后，41岁的朱元璋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摆在他面前的大明天下，是经过长时间战争破坏，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为了巩固统治，长治久安，朱元璋竭尽了全力，施展着自己的才能。
首先，他以强有力的手段加强法制，重建起封建的社会秩序。
早在建国前一年，朱元璋就令李善长制定明朝法律《大明律》，要求条文比《唐律》简要，处罚则严于《宋律》。至公元1367年正式颁布。全书46O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在处罚的严酷上大大超过《唐律》。
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对于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决不手软。曾三次编出《大诰》，汇集了一万多件案例，作为惩治贪官污吏的范例。朱元璋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法不行，无以惩治”的道理，在守法上，他还可以称得上身体力行。建国后，朱元璋仅有的亲侄儿朱文正因散布不满情绪，在外违法乱纪，仅管是自己的义子，也不留情，下令废了他的官职。引导他投奔红巾军的同村好友汤和，有一位姑父，自以为有开国功臣汤和为靠山，隐瞒土地，不向政府纳税，朱元璋查获后坚决处死。他这种对于违法乱纪行为的处治，一扫元末官官相护，腐败的政风，对推动明初法制的贯彻，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改革政治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
他撤消了中书省机构，废止丞相一职，结束了我国延续2OOO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执政。他提高六部的地位，直接对皇帝负责，各自独立处理本职政务。另设五品内阁大学士为皇帝处理公文。在六部之外，另设都察院，进而健全了君主专制的监察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公元1382年，朱元璋专门建立特务机构锦衣卫，作为自己的军事侍从，下设镇抚司、监狱和法庭，受皇帝指令从事侦察、缉捕、审讯等活动。
第三，采取坚决而严酷的措施，压制富豪，惩办贪污。
经常标榜自己出身贫民的朱元璋，亲身体会到人民抗争是由于官府和地主豪强残酷压迫和剥削所促成。因此，他在坚决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多次召集富豪训话，警告他们不要为富不仁，不准胡作非为，同时又要他们支持新朝，充当各地的良长，为新朝服务。苏州巨富沈万三，朱元璋就令他出资修建南京城的南半部。公元1393年，因蓝玉案的牵连，沈万三又遭没收家产，充军云南的处治。
朱元璋十分痛恨贪官污吏。有一次他外出视察，查出一个县官的贪赃劣迹，处死后，剥下人皮，体内塞进稻草，把它挂在公堂之上，给下一任县令作镜子，令其触目惊心，不敢再胡作非为。他还专门下令，老百姓可直接投诉各地贪官，凡贪污在6O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不论是谁，一律处死剥皮。这一酷刑，的确收到了一时的实效，但仍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对此朱元璋也大惑不解。其实，贪赃枉法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结果，是严酷刑罚所不能尽除的。
第四，继续征战，削平割据的残余实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新朝虽已建立，但事实上远未实现全国的统一。在北方，元朝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在南方，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仍然存在，云南为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大理土著段氏控制并忠于元朝。朱元璋没有满足于登上皇帝宝座，仍继续指挥全军，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公元1372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率军包抄，实行武力迫降，夏亡，四川归于大明。公元1381年，明朝军队进攻云南势如破竹，梁王自杀，云南平定。朱元璋设布政使司进行统治。
北元势力强大，朱元璋先后派兵与元军征战二十年，收复辽东、漠南、甘肃及哈密地区，减轻了元军对中原的威胁。
人们常说，朱元璋治国的作风是宽、猛结合。这里所指的，是说朱元璋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以“猛”治国，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四个方面，而在经济上，他采取的是“宽”的策略。这些，是与他的出身和经历分不开的。
贫寒的出身和战乱的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新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以经济繁荣、民众富足为前提，他深知长期战乱之后，不能涸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决定实行安养生息的方针。
在朱元璋大力推行“安养生息”的国策之下，经过近3O年的努力，出现了人心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铲除异己维护帝系图万世
大凡帝王多疑心。他们总要为防止有人夺位谋权而倍加警惕，甚至扩大打击面也在所不惜。作为一代明君的朱元璋，也未能逃出这一历史的必然。
朱元璋在16年中由红巾军一名小卒而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善于团结周围人群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随着队伍的强大、事业的发展，队伍内的权力之争也就日渐展开。本来很能团结人，并以机智、稳重著称的朱元璋，也日渐变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进而对部属产生疑忌，造成下属不满，祸根蔓延。
朱元璋登上了皇位，对一切问题的思考、认识和判断，都离不开自身皇权的巩固。邵荣、谢再兴的教训，更使得朱元璋不敢委任非嫡系成员为地方镇守官，而决定采取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封第2至第1O子为亲王。命二子秦王朱樉就镇西安，三子晋王朱枫就镇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就镇北平。26子中除九子、二十六子夭折外，其余均分封至全国各军事战略要地，力图用血亲控制全国。其中以秦、晋、燕三王力量最强。朱元璋满以为把军权托付给儿子，就可以放心了，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由于儿子们权力过大，造成了自相残杀。他死后不久，自己亲定的继承者建立政权就为燕王倾覆。
朱元璋在反元战争中，先后形成了支持自己事业的两支得力的势力。分别是以李善长为中心人物的淮人官僚集团，以刘基为领袖的浙东集团。朱元璋处于二者之上，以导演兼仲裁的角色，坐收集权之利。
在朱元璋出巡期间，洪武元年八月，他委托李善长和刘基协助太子朱标处理朝政。刘基认为，只有严肃纪纲，才能保证国家安宁。因此一旦发现违法乱纪的，一律报告太子处之以法。这期间发现了李善长的亲信僚属李彬的犯法事件，刘基不听李善长的求情，在报告太子后将李彬处死。本来就是淮西集团眼中钉的浙东势力，从此更成了铲除的对象。
朱元璋从开封回到南京后，李善长等人广进谗言，诋毁刘基。刘基也就顺水推舟，以老、疾为由告老引退。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后，仍寻找由头攻击刘基。最后以刘基为在“地有王气”的谈洋地方建墓与平民争地的事，说动朱元璋下令剥夺了刘基的岁禄。刘基赶回南京向朱元璋谢罪，眼见胡惟庸横行，很快便忧愤成疾。胡惟庸伪装关怀，差人送药，刘基服后病情加重，回老家后一月便死去。
明初统治阶级最高层的内部斗争，集中表现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朱元璋采取软处理的办法，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让他回老家作罢。结束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则是朱元璋对胡惟庸事件的处理。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侄儿李佑的岳父，由于李善长的提携，由帅府奏差起家，一步步升到中书省丞相，随着地位的提高，他便本性暴露，直到窃权乱政，为所欲为，甚至企图内外勾结，颠覆朱元璋的政权。洪武十三年，阴谋被揭发，朱元璋当机立断，不仅处死了几个主谋，而且宣布撤消中书省和丞相，下令永远不准复设，将行政权力全收归皇帝。胡惟庸被杀后，他的乱党、乱政、叛国的罪行不断被揭发，有关系的官员也一一被揭出，朱元璋趁机大开杀戒，送了一批开国元勋上断头台。
如果说胡惟庸事件，是君权战胜相权的斗争，那么蓝玉案件，则是君权与将权的斗争。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作战勇敢，屡建奇功，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但他慢慢骄横起来，甚至连朱元璋的命令也有所不听。屡受朱元璋斥责后心生异志，串连景川侯曹震等人，企图在朱元璋去先农坛举行“籍田”仪式时举事。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侦破并告发，朱元璋立即拘捕蓝玉下狱，进行跟踪清查，先后斩决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等，并著《逆臣亲》诏告天下，株连灭族达15OOO余人。连同胡惟庸一案中所诛杀灭族的3OOOO余人在内，二案共杀戮45OOO多人。再加上二案之外先后被杀的功臣，十三年用鞭子打死的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以犯禁罪处死的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以暖昧罪处死的江夏侯周德兴，甚至连屡建战功的亲侄儿朱文正也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死，至洪武末年，基本上搞光了开国元勋。至此，朱元璋也就放心了，自以为大权不会旁落，他的决策可以贯彻始终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初十日，“素少疾病”的朱元璋，“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在会议上突然发病，含笑死去。终年7O岁。6日后葬入孝陵。
纵观朱元璋7O年（公元1328年—1398年）历史活动的内容及其实质，对朱元璋其人其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首先，朱元璋在我国长达2OOO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唯一的一位出身于真正平民百姓的皇帝。只有他是历经贫困，吃尽人间的苦，甚至出家为僧求得活命的皇帝。
第二，朱元璋之所以会由红巾军的一员反封建斗争的小卒，最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统治全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一事实说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只会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第三，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并非天生的，而是在长期浴血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人物。如果没有在反元战争与群雄角逐中斗智斗勇的磨练，朱元璋就不会有纵横捭阖的技艺、洞察全局的眼光、决战决胜的本领、治理国政的才能。
朱元璋也有他的黑暗面。他和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为了确保朱家的天下世代不变，对敢于反抗的人民便进行无情的镇压，对于知识分子则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如推行文字狱等、实行集权政治、特别是猜疑和杀戮大批开国功臣并株连无辜、独裁思想恶性发展等方面也超过了前代君王。
朱元璋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从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到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著名皇帝，真可以说是“忧危积心”，辛劳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