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
我曾经应邀到一所中学讲座，来的基本是文学少年，他们是来听作家鼓励的。可是，我却告诉他们，写作对人生是有害的。提问环节，有学生问：那么如何能既写作又不遭到伤害？我答：到《读者》为止。大家大笑。我知道，文学写作者基本对《读者》的趣味不认可。但是不可否认，《读者》确实能让你“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在纳粹时代活得滋润的海德格尔，“诗意”当然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文学的“诗意”。文学写作者应该明白：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3年前，在学院的要求下，我开了一门文学创作课程。开设这课程，我极为犹豫。在我看来，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学生学习写文学作品，不如学习写论文；学习写论文，又不如学习写公文。所以第一节课，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一，我不能教，鲁迅说过，教人写作的是骗子，我不想当骗子；二，我不敢教，因为写作会害了你们。确实，要毁掉一个人，就让他爱文学。我见过无数被文学害了误了的人。
文学（乃至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都求“真”，但文学的求真却是对“真”的无休止的纠缠。自然科学追求“真”是理性的，但文学是非理性的。自然科学总是雄心勃勃说：“我能够！”文学总是忧心忡忡怀疑：“我能吗？”自然科学牵着人类向前奔跑，文学则拖着人类步伐，不停地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为什么？”所以文学是可怕的，它与其说是追求客观的“真”，毋宁是沉湎于自我的纠结中，那才能成就“美”的感觉。这种情况下，“美”成了《金阁寺》里那个阻碍沟口生存的金阁寺，成了“恶”。当然，自然科学也不那么令人惬意，“真”是不能一追到底的。鲁迅在《立论》里说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家里生了孩子，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得到了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被大家合力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也是不需要“真”的，处在“真”的世界是可怕的，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必须有宗教，由它来淡化“真”，给人慰藉，那是“善”。有人说，文学也具有慰藉功能，但通过文学来达到慰藉，基本是饮鸩止渴。
既知文学有害，那么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因为被套住了。当然，更因为写作让人受苦，因而也让生命获得丰富。虽然“头脑简单是多么的幸福”，但是没有谁愿意当个傻子。写作让我体验到了生命的丰富性。我欣喜地看到，这次获奖的不少作品，也有着丰富的生命体验。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仿佛身体从来就都不是自己的/以致有人害怕拥有/仿佛时间从来只能属于他人/顺从内心之时反而如履薄冰”（卢悦宁《私奔》）；我听到了向疯癫发问：“你疯了吗？/我没疯。/你疯了吗？/我疯了。/说疯了的人是真没疯。”（祝瑞娟《神经病》）；我跟着一个木讷的人去探病，用眼睛跟病人交流，体会到了这种无声的表达跟能言无语“简直像是天堂之于地狱”（唐诗人《探病》）；我看到了这样的微笑：“……微笑着打扫着敬老院/微笑着面对人来人往/微笑直到死去。/总是要死的，但是谁也不能强迫我失去我的微笑/就像泛黄的我和我丈夫的遗像被儿媳妇端正地摆在正厅中央/她后悔得哭的时候，我在她身体上方，微笑着看着她/即使她看不见我/我用微笑告慰灵魂，笑又不分生死。”（余振光《冢》）；我还看到了向隐秘区域探索的努力（颜炳胜《记忆的永恒》……看到这些，我的心情可以用舒婷的诗句来表达：“一半为你担忧，一半为你骄傲。”
但是我还是担忧，是对写作本身的担忧。虽然我看到了向孤独敬礼（高沁《孤独的大多数》），但我看到了更多作品，思维还是比较贫乏，对世界的理解还太扁平。当然，毕竟作者还是学生，还年轻，但是有些思维定势似乎恰是年轻时、甚至年幼时被塑造了的，比如道德化、致用化地理解文学。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被这种评判取向所引导，所谓文学，只不过是世俗培养计划之下的奴仆课程。我记得我中学时，就有老师告诫我，如果你不能端正好思想，到了大学，对图书馆里的那些书，就不能分辨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你的人生就会走邪路。这种教育理念，现在仍然没改变。看看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食物：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基本上是二三流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一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我们的学生从小就是被这样的养料培育出来的。所以当他们接触到真正好作品，只会惊惶失措，无所适从。比如经常有学生问我，某个作品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指导意义？又比如有的学生跟我谈起作品中的人物，在意的是他们做得对不对？符合不符合道德？甚至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少人认为文学就是歌颂“真善美”、批判“假丑恶”，丝毫不知“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它们的关系是十分吊诡的……即便是入选此书的作品，也不少陷入了这种误区。
还有“文学反映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科书仍然灌输学生，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虽然授课教师企图脱出这个窠臼，但是教科书摆在那里，“紧箍咒”仍在。在这样的思维下，是无法阅读《地下图书馆之最后一个见证人》（王晨旭）的，更不可能去写这样的作品了。
常有学生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用。文学是不讲世俗价值的，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更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官员、商人、专家。文学是比弱的，它亮出的是软肋，那也是我们最隐秘的部位。如果一定要问文学有什么用，那么，文学是告诉我们，世俗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因此，文学的逻辑也不是世俗的逻辑。曾经在一所大学演讲，有学生站起来问我：按你的理论，你是个作家，等下散场，大家都从门口走出去（会场在三楼），你是否要从窗户跳下去？我答：如果跳下去能成就文学，我可以跳下去。当然，我并不是说作家是疯子。所谓文学逻辑，是更本质的逻辑，它被世俗所遮蔽，作家通过他的敏锐甚至神经质，洞察到了它。洞察力，是一个优秀写作者的根本能力，当今中国文学所以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写作者洞察力缺乏。此次作品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内容：“她越来越相信自卑者的美德/越幸福越感到孤独存在”（卢悦宁《这不过是春天》），我看到了对王子灰姑娘爱情童话的冷峻审视（刘育君《我所知道的“童话”》），但大多作品，仍然不尽如人意。也许仍应归咎于年轻？我们的作者毕竟缺乏更多的人生经验。但我不免担心，在平庸化的文学大环境下，一代代写作者，即使年岁增长，恐怕也不过是数字的增加。
我还有一个担忧。我小时候学画，我的父亲最担心的，不是学得不好，而是学“老”了。学得不好，可以继续学，“老”了则完了。丘吉尔说：一个人20岁还没成为自由派，那就是无心，30岁还不是保守派，那就是无脑。这里的“无脑”，是指理智，但这是世俗的告诫，与文学无关。对文学写作者来说，活到100岁，仍然必须具有20岁的心。永远不“老”，也就是永远不油滑。在这次阅读中，我觉察到有的作品，也有油滑的倾向。如果说陷入误区还因为被引导、被催眠，还可以“救救孩子”，那么油滑则可能无可救药。看现在的学生的文章，技巧上大多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应该承认，现在学生的总体写作能力，是比我当学生时增强了。也许有人不同意，过来人总是觉得孩子不行。想想自己当年吧，我读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即便是中文专业的，也不是都能拿起笔来写得有模有样的。即便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名家作品，在技术上其实也很勉强。所以当时有挟洋人的话说：中国作家在写作技术上还没有入门。这对中国作家刺激很大，于是紧张，于是检讨，于是赶紧揣摩技术。到如今，即便是初学写作者，也都能玩几手花招，就连《白鹿原》的作者，也会学着马尔克斯口气，一开头就是“许多年后……”来个“现在”、“未来”、“过去”的时空穿越。我曾经在文学杂志社当过编辑，那些不能用的稿子，都不难找到可圈可点之处。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人聪明了，中国文学也聪明了，中国人的孩子们当然也聪明了，他们写出的文章漂亮了，笔头快了。但是，也要防止肢体灵活了，就疏于过脑了。技巧固然需要，但不可迷恋技巧。迷恋了，就可能陷于奇技淫巧，成了油滑。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就是这次获奖的作品，有的也难脱油滑。很会描情状物，很会营造气氛，很会设置情节，很会编故事，有的作品虽然企图触及禁区，但是因为情节编得太电视剧化，反而失去了力度。当油滑成了自觉，那么写作就可能变成工艺活，所谓“写作难度”就不可能了，只有技术上的难度。相比之下，我更欣赏《三喜临门》（潘晓玲）、《菊花殇》（黄永茂）那样的文字，简单而明了，质朴而有味。
但是我仍然还是骄傲的，毕竟有这么多的人拿起笔来，企图走近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有人拿起笔来追逐文学，就已经值得欣慰了。如果还有人成为文学的“殉道者”，那更值得敬佩。他们的存在，让我相信，人虽然有着求生的本能，也仍然有浪漫的天性。其实，把线性的生命历程变得波澜壮阔，把一辈子变成两辈子，哪怕刀痕处处，哪怕毁灭，也应该是值得骄傲的。这种骄傲让写作者如同扑火的飞蛾。当然，飞蛾扑火是因其复眼构造所误，写作者则应该清醒地明白自己必然要遭受的命运。你想清楚了吗？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愿意，那么，我很高兴引你为同类。
最后，我想借用《没有向日葵的夏天》（吴玮珵）里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语：“如果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么一句：‘虽然你一边码字，一边流鼻涕，我依然觉得你很是文艺。’这便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言语。”其实，恰是因此，才很文艺，是真文艺。真爱文学者，都会同意这是最动听的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