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看《佐罗》、《侠盗罗宾汉》等行侠仗义、救困扶危之类的外国影视作品，可我更喜欢看的还是中国的武侠小说，因这它是我国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我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三侠剑》，那时也就十岁左右，迄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在此后的六、七年中，我又相继看了《大八义》、《雍正剑侠图》、《洪武剑侠图》、《施公案》、《彭公案》、《蜀山剑侠传》、《荒江女侠传》、《八宗剑侠传》等几十部、几百册这类小说。从此我与武侠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革”结束以后，从《羊城晚报》连载《七剑下天山》开始，又读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司马青云、曹若水、司马翎、卧龙生、肖殷等众多港台作家群的几百册现代武侠小说。
如果说多年读武侠作品，主要是被那怪异离奇、惊险诡秘的故事情节所吸引，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有了较多的涉猎，使我对我国的侠义、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通俗文学与雅文化的辩证关系、侠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应怎样正确看待武侠小说等诸多问题，有了些思索、认识和体会，并随时做了些记录，稍加补充整理后，得笔记数则：
武侠小说的发行总量有多大？
当我们议论武侠小说这一话题时，就不能不先从武侠小说的发行量说起。但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间，内地到底发行了多少册武侠小说，恐怕没有哪个部门或哪个人能说得清楚。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只能粗略地估算一下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武侠小说，是由大陆作家的作品、重印解放前的作品和港台作家的作品三部分组成。大陆武侠小说百余部，仅《白衣女侠》、《蜀山剑侠传》、《五凤朝阳刀》、《三侠剑》等四部书印数就达600多万册。据此，大陆新版和重印的武侠小说的总量，可能在5000万册以上。港台以武侠小说为业的作家200多人，仅我看到的武侠小说署名就有70多位，他们的武侠小说在大陆的发行量之大，十分惊人。金庸的作品只有十四部，仅《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雪山飞狐》等四部书的发行量，就高达650万册，全部作品的印数至少也在2000万册以上。这还只是对一个出版社发行量的估算，全国至少也有七、八个出版发行金庸作品的出版社。照此推算，在大陆发行金庸武侠小说的总量，可能在亿册以上了，若再加上盗版呢，简直难以估算了。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共34部，仅《白发魔女传》、《鸣镝风云录》、《冰河洗剑录》、《大唐游侠传》等四部书就发行了300万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是多家出版社出版和多次印刷，其发行总量不会比金庸少。古龙的作品近百部，仅《小李飞刀》、《铁血大旗》、《大地飞鹰》、《陆小凤》等四部书，就发行了170万册，再加上多种版本和多次印刷，其发行总量可能会超过金、梁二人。除此之外，还有萧逸、卧龙生、温瑞安、诸葛青云、柳残阳、鬼谷子、云中岳、司马翎、独孤红、墨余生等数十位作家的武侠小说，个人发行量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数千万。总印数定在亿册以上。近年来一些出版社正在陆续推出《金庸作品集》（14部）、《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萧逸作品精华专集》（近30部）等全集或选集，其发行总量也都很大。除此之外，尚有无法估算的一大批水平低劣及盗版的武侠小说。
将上述种种情况作为参考依据，十几年来我国武侠小说总印数，可能会超过五亿册。当然，这还不包括影视作品和连环画。武侠小说发行量如此之大，这就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各社会团体、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学校，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武侠小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正确看待武侠小说
我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在唐代它刚诞生时，被称为“传奇”，如《虬髯客》、《昆仑奴》、《红线传》等作品。与《游侠列传》、《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书相比，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从史实记录、搜神志异转向了有意的虚构铺陈，形成了一种“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的新的文学类型。唐传奇的各种写法以及各类侠客的艺术形象，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堪称我国武侠小说史上的第一次浪潮。
到了宋、明两代，平民的白话小说——平话，代唐传奇而兴起，成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一些短篇武侠小说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今古奇观》等，并产生了长篇白话章回武侠小说《水浒传》。
清代后期，《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七剑十三侠》、《彭公案》、《英雄大五义》等一大批被称为侠义小说的问世，形成了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浪潮。
1915年12月1日，上海《小说大观》第三集刊出林纾（字琴南）的短篇小说《傅眉史》，明确称为“武侠小说”，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专有名称。从此，武侠小说这一专称逐渐被使用至今。从20世纪初起到40年代末，武侠小说更形成狂潮，有240多位作者，写出860多种武侠小说，名噪全国的作品就有数十部之多。创作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多，在世界文学史上亦无前例。对这三次武侠小说浪潮，当年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中，均有精辟论述，并提出了武侠小说是“平民文学”的重要论断。
武侠小说在唐代之所以被称为“传奇”，是因为“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鲁迅语）。可见，武侠小说刚一出世，就被正统文人所不齿。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新文学家轻视武侠小说的观点，就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受当时文化政策的影响，武侠小说被明令禁止出版。从此武侠小说在大陆销声匿迹了近三十年，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武侠小说进行系统研究了。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大量的武侠小说得以重印。而且，港台新武侠小说也开始在大陆合法出版，达到了迄今为止武侠小说发展的最高潮。这表明我们社会对对武侠小说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然而，武侠小说的地位，仍是十分暧昧，文学界学术界对武侠小说，哪怕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名家，也是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面孔。就是在地方的报纸杂志上，也很少发表关于武侠小说方面的评介文章，我省则更是如此。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曾以大量篇幅刊载讨论武侠小说的文章，香港中文大学，也曾举办大型讨论会，集中讨论研究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问题。这类重视武侠小说存在的学术活动，在大陆从未听说过。
如果说解决诸如武侠小说该不该写进小说史、文学史、该不该进入大学课堂的问题，是专家、学者的任务的话，那么，我们基层党的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各级群团组织和图书馆、地方报纸杂志等有关部门，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就再也不能忽视武侠小说的存在，就不应还对千百万人喜爱武侠小说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在自身应读一点武侠、懂一点武侠作品之外，要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做一点调查研究工作，给武侠小说的读者一些具体帮助和指导。
钢铁公司工会图书馆，就曾召开过武侠小说读者座谈会，这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在各类中级以上学校，只靠一道禁令是于事无补的，实际上是禁而不止，学生们有很多办法对付老师。堵塞不如疏导，真不如开展点课外活动。例如：每学期搞一、二次主题班会什么的。让学生谈谈为什么读武侠小说，有什么心得体会。老师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辅导。讲讲侠肝义胆、见义勇为，讲讲景物描写、人物刻画、伦理道德等内容。我想，这要比禁而不止有意义多了。
武侠小说崛起的自身原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自身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武侠小说的崛起，诸多社会因素固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只能成为其外部条件。武侠小说之所以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正是由于它阐释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武侠精神。高歌武侠精神已成为武侠小说永恒的主题，它不仅是武侠小说的灵魂气质，甚至已成为整个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它深深植根于现代人的心中，是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为武侠精神大唱赞歌，是顺应民情民意之举。
中国在有了官的同时，就有了清官和贪官，君子与宵小，有了弱者对强者欺凌的反抗。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矛盾统一体。武侠精神正是社会不平的产物，先有不平而后有侠，侠字的本义就是侠义、侠士。侠是正义的化身，是真善美的卫道者。武侠精神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崇尚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所谓武侠精神，就是国家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
武侠精神早在先秦就开始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整个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江湖侠士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典籍记载了大量具有武侠精神的历史事件和侠士人物：漆身吞炭，毁躯刺敌，义报故主的豫让；济困扶危，千里解宋围的墨翟；易水送别，悲歌一曲而入强秦的荆轲；椎杀晋鄙，计夺虎符的魏公子无忌；以筑击秦王的瞽者高渐离；呵斥声中，挺剑而起，令秦王惊恐万状，只得长跪而谢的唐雎；排忧解难，消弭兵祸的鲁仲连……这些侠义之士或沉毅勇决，慷慨赴义；或傲视王侯，不畏强暴；或功成身退，一无所取。他们的故事载入史册，后人缅怀他们说：“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正是被这种武侠精神所感动，加之两汉时期，游侠之风又有了新的发展，使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荆轲列传》、《鲁仲连列传》、《信陵君列传》等篇章中，怀着强烈的感情，记述了自战国以来江湖侠士、风尘异人的故事，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武侠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并称赞道：“要以功见信，侠客之义，何可少哉！”开创了古代武侠作品的先河，为武侠精神作了定位。
从唐宋传奇、话本，明代白话小说，到清公案、侠义小说，直至演变到现在的武侠小说，都无不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悠久的传统，它的根深深扎在流传千载的武侠精神之中。武侠小说所宣扬的武侠精神，正好契合人们崇尚侠义的心理，使普通读者也有机会遨游于扑朔迷离、刀光剑影的武侠天地之中。离奇曲折的情节。神秘莫测的武功，明知这些都是超现实的，却都为读者所接受，在精神世界中享受人生的惊心动魄和豪侠气概，享受梦寐以求的“道德法庭”成为大快人心的现实。
今天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朵大放异彩的奇葩，是因为它植根于是武侠精神的土壤之上，这也是武侠小说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当然，武侠精神的某些内容，也有着诸多的负效应，这是不言自明的。
武侠小说崛起的社会原因
一般说来，由于人们的生活经历、文化素质、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决定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拥有各自不同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社会文化现象，没有人会为此而大惊小怪。可是，武侠小说却是个例外。武侠小说的读者，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层次的复合群体。不仅职工、学生、农民、机关干部等不同阶层的人爱读武侠小说，就连知识界、社会名流也不乏乐此不疲者。钱钟书、杨振宁、胡荣华等人爱读武侠小说的消息早已见诸报端，著名杂文作家聂绀弩狂迷武侠，并曾有诗赠梁羽生：“酒不醉人人怎醉，书曾愚我我原愚。”在知识界曾流传“开篇不谈金、梁、古，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趣闻。武侠小说读者群如此庞大，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我们总是把文艺的阶级性、为政治服务、塑造高大全式英雄人物的教育功能，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将“三突出”创作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乃至反对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侠小说的崛起就在情理之中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受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的发展很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武侠小说虽然遭禁20多年，但在社会上的影响依然没有消失。解放前的一大批武侠小说如《三侠剑》、《童林传》、《大八义》、《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书，人们依然记得书中的典型人物和一些有趣的情节，这些还时常成为人们谈天说地的话题，甚至许多书还在半公开地传阅。这些小说的重印再版，尤其是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主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自然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思维已无定势可言。新旧观念不断的冲击和碰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许多令人烦恼和愤慨的不平之事。这些普通人既无炼石之术，又无补天之能，只能处于愤恨和抑郁之中。但他们终于在武侠小说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斗争中，惊喜地找到了一条痛快淋漓的宣泄渠道，使失衡的心理得到了平衡。
人们还从武侠小说中那些神功怪招、剧毒仙丹、秘籍宝藏以及异人灵禽等曲折离奇、快意恩仇的故事情节中，获得了好奇心的满足，精神上得到消遣和欢愉。真可谓一篇武侠在手，可收万虑皆消之效。
武侠小说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成为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很多文学作品讴歌的主题。
近些年内地作家创作出版或重印的许多武侠小说，可说是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一是书中的主人公，如张长祯、韩慕侠、董海川、霍元甲、大刀王五、燕子李三等人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行侠仗义的事迹，早在社会上传颂了。作者写的虽然是小说，却有着纪实、传记的性质；二是作者大都是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为背景，以民族矛盾为主线来展开故事情节、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心态和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鲜明生动。
讴歌爱国主义思想，塑造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在港台的优秀武侠小说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试以梁羽生的《鸣镝风云录》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两部长篇武侠小说为例，略加分析。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去。宋被迫迁都临安（今杭州）。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投降派，大肆贬斥抗战派的文臣武将，先是杀害了抗金元帅岳飞，解散了岳家军，后又以卑鄙手段杀害了力主抗金的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韩侂胄，并将人头送往金国，摇尾乞和，并不遗余力地镇压各地的抗金义军。公元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后，挥师南下，直逼南宋王朝。这两部武侠小说，就是以这段历史为主线，通过曲折离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来展现武林儿女、江湖侠士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风采的。
《在鸣镝风云录》中，作者具体描写了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以北方绿林盟主“蓬莱魔女”柳清瑶为首的抗金义军，联合琅琊山寨主屠凤，争取团结了海沙帮等五大帮派，化解了与东方岛主官昭文的恩怨，与卖身投靠金廷的西门牧野、朱九穆为头子的武林败类，及其主子完颜长之展开的一系列惊心动魄、舍生忘死的的斗争。在南方则以武林盟主铁笔书生文逸凡为中心，团结武林同道和南宋主战派官兵，积极组织发展义军，同卖国投降的各种势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南北武林人士遥相呼应，共商抗金大计，坚持不懈地开展抗金斗争。
如果说《鸣镝风云录》讴歌的是江湖儿女、武林群雄的爱国主义英雄群像的话，那么，《射雕英雄传》则突出了大侠郭靖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英雄业绩。郭靖本是在蒙古大汗铁木真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并获得金刀驸马的尊荣。他对大汗自然产生一种感恩、依恋之情。可是，当他知道大汗要举兵侵宋之后，毅然交还金刀，辞别大汗回到南宋，以保境安民，抗击蒙军为己任，率领军民，固守襄阳长达几十年之久。最后，他与黄蓉一同战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梁羽生的《鸣镝风云录》等多部作品中出现的重要人物——金国王爷、武林天骄檀羽冲，不仅坚决反对和决不参与金国侵宋的一切活动，而且还与中原武林同道，共同对付金国权臣完颜长之。《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乔峰），作为成长在中原的武林侠士，若坐视辽军南侵，是为不仁不义，而作为契丹人，逼迫大辽国君撤军，是为不忠。只好不惜一死，以谢辽、宋。檀羽冲、乔峰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伟大的人类之爱已经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丰富和深化了爱国主义的蕴涵，令人可钦可敬。
新武侠小说中的人性
我们通常将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称之为“旧武侠小说”。这是因为：一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距离我们比较久远，严格说来属于近代文学史范畴；二是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总体文学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以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为指导，只注重故事情节，而不注重刻画人物，塑造艺术形象。“新武侠小说”，是指从五十年代至今，崛起于港台和内地的武侠小说，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作。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远远超过了旧武侠小说，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新武侠小说在精心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的同时，尤为注重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虚幻的超现实的武侠世界中去表现人性，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观感和总结历史兴衰经验。他们在刻画人物上脱出大奸大恶、正与邪的简单公式，塑造了一批亦正亦邪、亦侠亦盗的武林高手，并通过社会经历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冲突与转变。揭示人物心灵运行的轨迹。古龙说：“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能缺少的。”从而使这些优秀武侠小说，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留给读者许多耐人寻味的哲理。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为读者塑造了几个丧失了人性的大恶人。魔教新教主东方不败与老教主任我行为争夺教主之位而展开的残酷厮杀；青城派松风观观主余沧海，为夺取《辟邪剑谱》练成绝世武功而称霸武林，竟以残酷手段杀光林震南一家和全部镖师；五岳剑派联盟盟主、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妄图吞并其他四派，进而一统江湖，采取了一系列挑拨离间、残杀同门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尤其是对岳不群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华山派掌门岳不群，人称“君子剑”，在江湖中侠名远播，其实却是个伪君子、野心家、权力欲狂。他擅长伪装，连妻子、女儿、徒弟们都不知道他的真面目。他为了得到林家的《辟邪剑谱》，一统江湖，竟不惜栽赃陷害自己的徒弟令狐冲，将亲生女儿岳灵姗也作为实现他野心的工具和牺牲品。一切天良泯灭、人性丧失的卑鄙手段，都使用出来了。
江湖中的恶人也有善心，也有可爱之处。《神雕侠侣》中的女魔头李莫愁，以毒掌毒针为祸江湖，滥杀无辜，甚至鸡犬不留，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情场失意而变态。她时常唱那首“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其情其景十分哀婉感人。她抢到郭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用来要挟小龙女等人。可后来反倒对郭襄产生了母女之情，千方百计为其找奶吃。《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为人凶恶阴险，为正道人士所不齿。然而他却信守诺言保持一派宗师的风范，在铁枪庙中，放过了江南七怪之首的柯镇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射雕英雄传》中被尊为“南帝”的段王爷，因不忍一时之愤，不肯用一阳指救活他的爱妃英姑与周伯通的私生子，而入空门，自责终生；而老顽童周伯通也因此一念之差，终生无颜面见英姑，偶一相遇，便也立即逃之夭夭，可见他愧悔之情，是何等之深。
在众多江湖女性形象之中，黄蓉的形象最为突出，读者也最喜爱。然而由于黄蓉鄙视杨康，而迁怒其遗腹子杨过，与其夫郭靖百般关心、呵护杨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射雕英雄传》中的九指神丐洪七公说：“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可从未杀过一个好人。”而古龙笔下“流氓中的佳公子，强盗中的元帅”楚留香，虽身经百战，却从未杀过一人。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同是誉满江湖的大侠，对是否应该杀人，却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
也许这些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性恶论、性善论；什么是人性的异化和人性的复归。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及行为准则行事。在江湖世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大哭大歌中，有的灵魂得以净化升华，有的则变得更加卑鄙龌龊。这些艺术形象，远比哲学家的抽象归纳更为生动。写出了与现实人生息息相通的人性的深度，在刀光剑影的格杀中，给读者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哲理。
武侠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时，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将书中故事人物的善恶行为等诸多内容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类比和思索。这一现象正说明了武侠小说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感情为目的的语言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而一切文学作品总是渗透着作者的政治见解和感受，武侠小说也不例外。尽管武侠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以真善美与假恶丑斗争为内容，充满着刀光剑影、生死立判的江湖世界。但这只是武侠小说艺术的外在的个性。现实社会生活本来就充满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只是采取斗争的方式各异罢了。
解放前的许多武侠小说，如《侠义英雄传》、《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书，近些年内地作家创作的《白衣女侠》、《醉鬼张三》、《上海滩恩仇记》、《八卦掌传奇》等武侠小说，作家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以激励民族精神为目的，歌颂了武师、侠士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起初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的社会生活。
在港、台新武侠小说、梁羽生的《鸣镝风云录》中描写的是，在金国已占领北方大片领土的形势下，以北方绿林盟主蓬莱魔女柳清瑶为首的抗金义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入侵者及其汉奸走狗，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南方则以武林盟主铁笔书生文逸凡为中心，争取和团结南宋主战派官兵，积极组织发展抗金武装，同卖国投降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多么像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啊！尤其是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悲愤地说道：“你还未知道呢！朝廷只是畏惧外敌，只图苟安，对民间的武力、抗敌的义军，朝廷要把他们当作盗贼来剿呢！”难怪台湾国民党当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严格禁止这类作品在台湾出版发行。
在港、台多部武侠小说中，有描写日本武士高手，更名改姓，潜入中国，与邪教魔头沆瀣一气，在中原武林为非作歹，掀起阵阵血雨腥风，妄图独霸武林；更有的描写日本武士，经过多年策划，惨淡经营，在篡夺了皇宫大内锦衣卫领导权之后，阴谋与日本埋伏在海上的武装力量，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中国政权。这些情节、事件、人物固然都是作家虚构的。问题是作家为什么要精心构思，偏偏编造这些故事，而不是别的什么故事呢？显然这与我们几十年来一贯谴责日本政治右倾化，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文学是写人的。武侠小说的作者，尤其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名家，善于在正义与邪恶的厮杀中，将友谊、爱情，为善为恶等人性中情感揉和在一起，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仿佛给读者设立了诸多类型人物的标本，使我们很自然地将现实社会的正义与邪恶、廉洁与腐败等复杂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人物行为，与之进行类比和思索，给读者以启迪和哲思。武侠小说自然也就起到了警世、喻世、醒世的作用。
武侠小说的发展与提高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武侠小说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宏观世界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发扬武侠精神、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武侠小说必将按照自身发展规律，与民族文化建设同步发展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各个阶层的广大读者，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武侠小说本身，都需要武侠小说的发展提高。
长期以来，武侠小说就有着千千万万个痴迷的读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无法与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写的武侠小说所拥有的读者群相比。然而，随着欣赏水平的提高，读者们对当前武侠小说创作中的公式化、庸俗化、题材和技法的陈旧等通病，已颇感厌烦。他们迫切希望能将时代精神、现实题材和推陈出新的艺术手法，注入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去，使其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新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的社会生活也需要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50年前，龚自珍就曾发出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的感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确，在街头路旁，不乏上百人袖手旁观流氓、扒手作恶，却无一个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人人，正不压邪的怪现象发生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危害到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周围的生活呢？因此，武侠小说中提倡的爱国主义，歌颂的民族精神，以及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崇尚了几个世纪的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恰恰也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和呼唤的时代精神。
作为武侠小说本身，也确实到了应该进一步发展与提高的时候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被称为“怪才”的古龙，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剖析：“武侠小说有时的确写得太荒唐无稽、鲜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能缺少的……这十几年出版的武侠小说已算出有几千几百种，有的故事简直已成为老套，成为公式化，老资格的读者只要看开头，就可以猜到结局。所以武侠小说的作者，若想提高武侠小说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
的确，武侠小说的发展与提高，也离不开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要确立武侠小说在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地位，并且要加强对武侠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讨论，开展重点作品评介。另一方面，还要按照1987年3月8日国务院签发的《印刷业管理条例》加强对武侠小说印刷出版的管理，避免让那些用粗俗的语言，庸俗的情节拼凑起来的所谓武侠小说以及大量似是而非的伪作、印刷拙劣的盗版流向社会。正是这些东西，败坏了武侠小说的名声，也损害了真正的武侠小说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利益，从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
《抚顺工人报》1997年4月～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