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长安城的选址
说到西汉长安城的选址，实质上与当时盛行的风水有关系。可以说，西汉长安城的风水是好的。秦汉时期将风水称为“堪舆”。
公元前202年二月，击败项羽的汉王刘邦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举行了登基大典，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皇帝宝座。为了给汉王朝选择一个合适的都城，刘邦曾与其群臣进行过反复讨论。由于刘邦的部将多为关东人，因此很多人都不愿远离开根据地，而刘邦本人也有效法东周王朝的打算，所以起初颇欲长期建都于洛阳。同年五月，齐地平民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关中有功，被赐姓刘）“戍陇西，过洛阳”，当他得知刘邦“欲长都洛阳”之后，《史记》卷8《高祖本纪》。认为不妥，遂藉其同乡虞将军引荐，“脱车免辂，衣其羊裘”，拜见高祖刘邦，极力劝说刘邦迁都关中。
刘邦之所以打算定都洛阳，主要是看中洛阳的地理形势和位置，所谓都城居天下之中，仿周室四方贡职道路相等。刘敬认为，汉得天下与周室异，周室“积德累善十有余世……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周室是以德服人得天下，而刘邦起自丰沛，与项羽争夺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刘敬接着指出：“秦地（指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的分析虽略略数言，但十分精当。张良也认为“夫关中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马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史记》卷55《留侯世家》。刘邦是一位颇具远见卓识的军事家，经过权衡利弊，采纳了刘、张二人的建议，即日起驾西都关中，为西汉王朝二百余年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邦之所以将长安城作为都城，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自然因素来看，一个都城的建立自然条件往往首先受到重视，因为它与都城的后续发展关系至为密切。都城的自然因素表现在地形、河流、土壤、气候、植被、物产等方面。
从地形上来说，关中是一个适宜建都的地方。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关中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何在中国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较量中西方常常处于有利地位的原因。正如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相当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山既可以作为防守的凭借，同时山又是营造优美环境的天然条件。长安有“四塞之固”之称，所谓的四塞虽然不是完全因山而形成的。但除过东侧的黄河以外，其余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南侧是秦岭，西侧是陇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侧虽没有像秦岭和陇山这样的大山，但岐山、九山、嵯峨山等，自西至东，能相互呼应，成为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
水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很多都城都有河流，一方面可以开凿护城河，作为防御的一道屏障；另外为城市中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提供用水。“荡荡乎八川分流”正是长安城周边水环境的充分体现。长安濒于渭水，渭水在长安之东又汇合了泾水。长安南倚秦岭，由秦岭流下的灞、、、涝诸水和沣水、水分别由长安城旁流过。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运。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肥沃的土壤更适于农耕。秦汉定都关中，这是出于娄敬的策略。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可是他却着重指出，关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还称道它是天府。关中早在《尚书·禹贡篇》中称为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这就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并为关中成为都城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气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人类文明，又可以阻碍人类文明。关中地区秦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为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当时的关中地区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有“陆海”和“天府”之美称。
其次，从社会基础来看。自战国以来，关中即为秦国都城所在地，秦统一后，仍定都关中，关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被确定下来。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刘邦率军攻入关中，为争取民心，他提出了“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继续任用秦的官吏，并指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刘邦的做法与秦的暴政虐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赢得了地主阶级和一般百姓的广泛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而且“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卷8《高祖本纪》。而后项羽进入关中，却“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史记》卷8《高祖本纪》。致使“秦民大失望”，项羽的做法无疑帮助刘邦在关中树立威望，赢得了民心。刘邦在被项羽封为汉王离开关中时，竟有数万民众自愿追随，可见其得民心。后来，刘邦能很快击败项羽所封的三秦王，占领关中，也是与刘邦在关中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很大关系。楚汉战争期间，关中成为刘邦的大后方，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力、财力、物力，对刘邦取得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中是刘邦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因此定都关中是有利的。
汉高祖刘邦像在秦末汉初的政治形势中，一直存在着分裂割据因素。在反秦斗争中，许多原六国旧贵族乘机而起，他们希望重新恢复六国旧政权。项羽进入关中后，分封诸王，分裂割据势力又重新出现。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不得已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为诸侯王。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只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这些异姓诸侯王“缴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赞》。拥兵据地，对刘邦称帝内心多有不服，刘邦的皇帝宝座并不稳固，割据反叛的倾向并未因汉的建立而消失，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叛乱。刘敬、张良等人在劝刘邦迁都时，都着重提到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刘邦考虑最多的。
综观各地，莫胜于占据经营多年、经济较为发达、四塞为固的关中。如能平定叛乱，则据有天下，如不能平定，还可守住关中。正所谓“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进与退、成与败都考虑到了，可见迁都关中实在是当时政治形势下的明智选择。
都城所在地的地方势力和民族关系都是不能不考虑的。地方势力有强有弱。弱者自不至于引起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的注意。其强者却不能不使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多所顾虑。这些强有力的势力常会影响选择都城时的最后决策，或者得到他们的支持，也许因之而另有所选择。
再次，从经济发展方面看。都城是人口聚集的地方，这就要解决社会生活所必需物资的需求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而不是假于外来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其间的难易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也不是毫无影响的。正因为这样，经济因素在形成都城的过程中就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中地理条件优越，开发较早，早期人类在这里生产、繁衍，创造了先进的原始农耕文化。夏、商、周时期，关中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秦人占据关中后，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当时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关中地区，不仅是历史上最早成为“天府”的地方，也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对战国、秦以来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富庶作过这样的描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并至而会。”关中物产、资源丰富，其周边地区亦各有所产，南边是富饶的巴蜀，多产丹沙、铜铁、竹木；西南近邛笮，产笮马、牦牛；西北、北有戎翟之畜，胡、代之马，各地物产辐关中。因此刘邦、项羽攻入咸阳后，都曾有人劝他们占据关中称王。“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史记》卷7《项羽本纪》。他们都强调关中经济的发达，可见这是当时人的共识。关中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解决中央政权各项开支，这是西汉定都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地理环境对都城的选址影响很大。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战国纵横家多有论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史记》卷86《刺客列传》。关中北有岐山、嵯峨山、尧山、梁山，崇山峻岭，足以设险防守；南有秦岭，道路险阻，非栈道不能通；西有陇山，隘阻东西；东有黄河为阻。在关中四周，有许多关塞，东有函谷关、蒲津关、龙门关；南有武关、关；西有陇山关、大震关；北有萧关。只要守住这些关塞，则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占据地理优势。关中的这一地理优势，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史实看，秦国据山河之固，不断出函谷关蚕食山东六国，而六国曾多次合纵联兵攻秦，但只能攻到函谷关外，都没能破关攻入关中。
第五，从交通方面来看，历代都城选址，除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外交通的便利与否也是应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其对外交通应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关中地区交通十分发达，秦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修筑了从都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尤其以驰道和直道最为重要。此外，秦还有从咸阳至巴蜀的栈道，由巴蜀至云南、贵州的五尺道等。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重要地区和重要城市都联系起来。便利的交通对于发展经济，抵御外侵和平定内乱，加强中央集权等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西汉长安城的营建
汉长安城周长二万五千七百多米，相当于今天的五十余里长，面积达三十六平方公里，是可以与西方罗马城相媲美的大都城，而且规模是罗马城的四倍。这还不算城外的建章宫等离宫别馆，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对长安城的调查发掘，较早涉足者为日本人足立喜六，他于1906-1910年应清政府招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其间他曾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迹，撰写了《长安边迹研究》一书，其中包括对汉长安城的勘察。自1950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全城若干地域进行钻探。1961-1962年间对城内进行较大规模的勘察，基本查明了城内的街道宫殿区的分布，并探明了城西建章宫的范围，1975年发掘了武库遗址，80年代以后，主要工作集中于未央宫。1996年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发掘报告》。90年代后半期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重点发掘桂宫遗址，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出版了《汉长安城桂宫》发掘报告。这几年又对长乐宫作了不少发掘与考古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
周秦汉唐都城演变示意图西汉长安城的营建始于公元前202年，当时以秦朝末年幸免被焚烧的兴乐宫为基础，兴建了长乐宫作为皇宫。两年后长乐宫建成，刘邦从关中东部的栎阳迁都长安。与此同时，又以秦的章台为基础，兴建了未央宫，主要建筑有东阙、北阙和前殿，迄今前殿遗址还在，雄伟高大。此外，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修筑了武库，在长安城东南修建了中央粮库——太仓。这些工程由时任丞相的萧何领导，由阳成延具体负责设计、安排施工。
汉朝初年由于受到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拮据，不得不实行“黄老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和徭役。因此在长安城的修建上，只是先修建了急需的长乐宫和未央宫，而没有先修建城墙。惠帝刘盈即位后，才开始修建长安城城墙。从惠帝元年开始修筑城墙，到汉惠帝五年才完成，共修建了五年时间。期间大规模的修筑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惠帝三年（前192）春，汉朝中央政府下令，一次征召了146万人来京师修长安城，共进行了一个月。由于工程浩大，用工多，所以征用劳动力的范围扩及长安周围六百里之内。男劳动力不够用时，就征用妇女，用去工日438万个。京畿附近劳动力不够用，就由全国各地诸侯王、列侯提供徒隶来补充。第二次是在同年六月，西汉政府就通过各诸侯王和列侯，征召了两万名徒隶修筑长安城，时间也是一个月。第三次是在惠帝五年（前190）春，再次征召长安附近六百里之内男女劳动力145万人修筑长安城墙，也是一个月，用去工日435万个。
汉武帝时期改变了过去的“无为而治”政策，在内外政策上开始实行有为政治，在汉长安城的建设中也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是长安城的大规模营建时期，其营建思想与布局模式发生了巨变。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长安城的规模突破了外郭城墙的限制，在长安城墙之西营建了建章宫。建章宫的落成，改变了整个长安城的布局，使得原来的安门大街中轴线的作用失去意义，导致城市重心往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渗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中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昆明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具体体现。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更加完备，从战国时期以政治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市场功能增强、交通发达、文化开放，从而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著名国际大都会。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在城西南郊开凿了昆明池，充实了上林苑中的各种宫观建筑，大规模地扩建了皇室避暑胜地——甘泉宫。汉长安城的建设这时达到了顶峰。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汉武帝像西汉末年，王莽为推翻西汉王朝制造理论根据，扩大舆论宣传，采取了大量复古主义做法。在长安城的建设上更是如此。主要体现在，于汉长安城南郊大规模修建礼制建筑，主要涉及到明堂、辟雍、九庙、官稷和郊祀建筑。《汉书·王莽传》载：“是岁（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公元20年，“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工制之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下书曰：‘……宗庙未修，且袷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官稷，如上所言，筑于元始三年。《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臣瓒注，说经王莽上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由此可见，王莽在“托古改制”的旗帜下，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三、长安城的形状与布局
汉长安城的布局与形制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思想设计的。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儒家建城观念在长安城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当然与儒家思想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系。
1.长安城的形状
西汉长安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城墙平直，西、南、北三面城墙多曲折，尤其是南、北城墙更为突出。看上去，南、北城墙的平面，与天上的南斗星和北斗星很相似，因此后代有人称长安城为“斗城”。
《三辅黄图》指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认为这是当时修筑长安城的规划者，以天空中的“北斗”和“南斗”为蓝图设计的。因为他们要神化皇权、神化皇帝，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衣食住行都要披上神的外衣，因此皇帝的都城更在神化之列。但是后来遭到元代李好文的质疑，他认为并非如此。他从地理环境来解释长安城不规则的原因，指出，长乐、未央修建在前，“皆据冈阜之势，周二十余里，宫殿数十余区”，而城墙修建在后，“必须包二宫在内，今南城及西两方凸出，正当二宫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北墙的曲折则是受到渭河制约的结果，“渭水向西南而来，其流北拒高原，千古无改。若取城正方，不惟大宽，又当渭之中流”。北墙“委曲迂回之状，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以是言之，岂后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欤”。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图志杂说·北斗城》。目前，对于长安城形状的争论仍然比较激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长安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规则形状，实质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影响。当时既考虑了地形因素，又将“法天”观念融入城市建设理念之中，以体现皇帝意志来自上天这样的理念。应该说汉长安城的建设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体现。
汉长安城示意图“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题，在诸子百家中多有体现。秦汉时期人们在都城修建时都非常注意“天人合一”，以达到与自然界的和谐。更重要的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筑城理念，就把“君权神授”的思想贯彻在都城营建中。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讲，当时的人应该对天文星相有比较多的了解，战国时期的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两人就写有这方面的著作《星占》和《天文》，他们是观测星宿运行的占星家。战国时已有二十八宿之名。秦汉时期的天文学更有了发展，人们对天的认识更提高了。秦始皇陵地宫中就是按照“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要求实施的。《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实质上，都城象天的设计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商人称都城为“天邑”，周人称为“天保”，都体现了当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秦都咸阳就是“法天”思想指导下的结果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都城格局。
汉承秦制在学界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秦对汉王朝的影响，汉长安城形状就直接受到秦都咸阳布局的影响，正如张衡《西京赋》所云：“揽秦制，跨周法”。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汉之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宫的旧址建造起来的宫室。《三辅黄图》云：“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
汉长安城除东墙为南北笔直外，其他三边城墙多为曲折，特别是北墙、南墙最为突出，东墙之所以没有曲折，因为它是沿长乐宫的东墙规划，与宫殿平行南北伸延，地理上没有障碍物。而之所以出现城墙曲折这种情况，实质上既是古代筑城工匠“因天才，就地利”建城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为了反映“法天”的思想，使地上的皇帝与天意联系起来。
汉长安城是以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宫殿作为基础，南倚龙首原，北临渭河，西临河。因此其形状就不得不受到秦宫殿、龙首原和渭河等的制约，从而形成不规则的形状。这正好体现了设计者阳成延熟悉长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规划出宏伟的长安城，使它成为“因天才，就地利”营造都城的典范。由于受到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置在城的北部。因为南部的龙首原地势较高，又以龙首相称，正好迎合了封建皇帝以真龙天子自诩和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心理状态。而且，龙首原地势较高，在其上修建宫殿，既便于控制制高点，观察城内的一举一动，有利于皇宫的安全，同时又便利通风防潮，而且可以继承与发挥秦代高台建筑的风格，使皇宫更加雄伟壮观。
笔者认为，汉长安城的形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形象体现，既考虑到秦都咸阳留下来的宫殿、自然地形等因素，又以“法天”为依据。这里的“法天”，就是要求人们效法自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即在照顾地形环境的情况下，做成模仿天象的形状，就是后人所说的“斗城”。
2.城墙与城门
西汉长安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现仍留下不少外郭城墙的遗迹。根据实测，长安城城墙周长25700米，约合汉代62里多一点，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长安城周长63里的数字基本相近。其中东城墙长6000米，南城墙长7600米，西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7200米。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10期。城墙纵剖面为梯形，上窄下宽，底部宽16米。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5期。城墙原来高度在10米以上。城墙全部为版筑夯土墙，墙体坚硬如石。城墙角有角楼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6年10期。城墙外侧有宽8米、深3米的壕沟围绕。都城的城壕又称“御沟”。由于长安城城壕边广植参天杨，因而又称“杨沟”，这就是当时的护城河。
西汉长安城城墙遗址西汉长安城城墙每面各开三座城门，全城共有十二座城门，这和《周礼·考工记》中对城门的要求是一致的。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依次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依次是复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依次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依次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王莽时期托古改制，曾经对各个城门的名字进行更改，改十二城门分别为：宣平门为春王城门正月亭，清明门为宣德门布恩亭，霸城门为仁寿门无疆亭，覆盎门为永清门长茂亭，安门为光礼门显乐亭，西安门为信平门诚正亭，章城门为万秋门亿年亭，直城门为直道门端路亭，雍门为章义门著义亭，横门为朔都门左豳亭，厨城门为建子门广世亭，洛城门为进和门临水亭。充分体现出王莽的复古思想。
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探情况来看，十二个城门的大小并不完全一样，由于用途和重要性的不同，有大城门与小城门两种。尽管如此，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这种形式影响深远，后代城门基本上沿用这种形式。其中与未央宫、长乐宫宫门相对的四座城门（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和章城门）要比其他八座城门建筑宏伟、壮观。汉长安城的东面三座城门比其他三面九座城门的建筑规模大。在三座城门的城址外侧，有向外突出的夯土台基。其中宣平门外的基址西距门址20米，台基现存高82米，东西长138米，南北宽117米，这种形制类似后世的瓮城。从城门大小与形制的不同可以看出与实际使用情况有密切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汉长安城城门的发掘，发现西汉时代城门与后世城门有所不同。西汉时代的城门没有圆弧形券顶，两壁是垂直的阙口，在壁的内侧，沿边置木柱，柱下置石础，柱上架设城门楼。城门门道长约16米左右，与城墙厚度相同。城门门道前平铺一列方石，作为门槛，两端的两块石头是门臼石，城门安放在上面。西汉长安城城门属于“骑楼式”建筑，不同于后代的拱券式城门。
汉长安城宣平门发掘遗址考古工作者在霸城门内发现了当时的车辙痕迹，宽为15米，从而可知每个门道可容四辆车，三个门道可容十二辆车。这就证明了班固《西都赋》中所描述的“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和张衡《西京赋》：“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城门门道之间用4-14米宽不等的夯土墙隔开，其中霸城门和西安门的隔墙14米，直城门和宣平门的隔墙宽为4米。城门均未用砖，门道两旁设置柱础石，可知在其上建筑有木结构的城门楼。
已经发掘的霸城门、直城门、西安门和宣平门等都毁于新莽末年农民起义的战火中。这些城门被毁后大多数废弃不用，只有个别城门如宣平门被毁后，从东汉魏晋到隋一直沿用，不止一次地修复重建，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继续使用，与长安城的历史共始终。由宣平门的发掘，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整个汉长安城的兴废历史。
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设城门校尉统领城门兵。城门校尉大多由皇室亲信或皇亲国戚充任，以加强城门的保卫工作。城门的开关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城门侯专司其职。城门作为要塞，交通管理十分严格，左出右入，不得违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都城中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绝对安全。
3.道路与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