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雅静
春节给了我一个不算短的假期，给了我一个回家的理由。
我并不喜欢传统中国年的节日气氛。春节意味着一切都会被装点成红色，意味着铺天盖地的华而不实的祝福语与吉祥话。迎来送往、觥筹交错，到处都充斥着世俗味和脂粉气。我厌倦了繁华的灯火、嘈杂的市声以及因为拥堵而日益变得狭窄的街道。
但我依然企盼春节的到来。春节给了我一个不算短的假期，给了我一个回家的理由。因为春节，所以我……回家。
这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假期。在这半年里，并不特别想家。也并不非常怀念家乡。家乡太普通了，普通得没有任何可供夸耀的资本。家也太平常了，平常如每一个幸福或不幸福的家庭。如果没有那一堆或残破或清晰的记忆的话，家，便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坐标。然而，有些东西是无法从记忆中被割离出去的，因而我……回家。
其实。我因春节过于热闹而排斥它多少显得有些矫情。实际上，我的春节（至少除夕与初一这两天），通常是在清冷与寂静中度过的。母亲在一家乡下的水电站上班，最近这几年，她都被安排在年三十夜里值班。而我们一家的春节。也就在母亲单位的宿舍中度过。母亲的单位。是那种在南方丘陵地区随处可见的小水电站。厂里的员工只有几人，效益也不好，属于那种靠天吃饭的小企业。母亲经常要值夜班，而且即便是在除夕夜里值班也是没有加班费的。这样的工作与生活，母亲不免要常常抱怨。但怨归怨，母亲似乎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从我记事起，她就在这里工作，而且还会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这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与其说那是一份工作，不如说那是一种习惯，一种在岁月的冲刷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习惯。她的命运，也许早就绑在那三台简陋的发电机上了。而我的童年，就是从电站外的野地上开始的。那排作为宿舍楼的浅灰色平房，便是我童年时真正的家。在为了方便我和姐姐上学而搬到城里之前，我们一家四口，一直住在那里。即使在搬离之后，我们也时常回到那里。那里，是我的另一个家，永永远远地。
今年，母亲依然是除夕夜里的班，从下午4点到零点，她必须在厂房里度过。也就是说我们家的年夜饭，必须赶在下午四点前吃完。这对于我来说，是不打紧的。年夜饭，无非是一顿饭，形式而已，早吃与晚吃，吃与不吃，都不甚要紧。但对于母亲，年夜饭，却似乎另有一种深意。从一大早，她就开始为那顿必须在下午就吃完的年夜饭而忙碌了，她是那样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就好像一个最虔诚的教徒在完成某一种宗教仪式。和往年一样，她是主厨，因为母亲的厨艺一流，因为我们姐妹的手艺难登大雅之堂，还因为……母亲把这一切看作是她的责任，看作是她必须完成的事情。于是，她在厨房忙碌着，一如过去的每一个春节。
我和姐姐负责包饺子。姐姐像妈妈，是有口皆碑的心灵手巧、聪明能干。但她的手在面对擀面杖时，竟是那样的笨拙。于是，我们两个笨手笨脚的丫头不得不放弃擀面杖，改用手指直接对面团进行加工；这项工作居然异常地顺利。母亲和好的面团软硬适中、韧性十足，包出来的饺子一点也没有破皮的危险。尽管最后我们包出来的饺子有包子那么大，可成果依然是令人满意的。母亲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便是最好的答案。
年夜饭做好了，但似乎谁都没有心思吃。我和姐姐在母亲做饭时屡次探视厨房，东尝一点，西品一点，早已吃了个半饱，只吃了几口，便再也吃不下了。而母亲，是必须赶去上班的，也只能吃几口。父亲的胃口也远没有往日那么好，好好的年夜饭，只动了几筷子，便匆匆结束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宴席，竟是这样草草收场。
吃过年夜饭，夜似乎很快便降临了。河对岸的村庄间传来几声爆竹的声响。乡间静静的、寂寂的，好像天地都被笼罩在一片清冷中了。烟花在水的那一端升起，一朵，又一朵，一声，又一声……
怀着缓缓流淌的爱我观看夜晚流散的色彩。不远处的灯光下，母亲正在上班，正在那三台机器的轰鸣声中静静地坐着。她是否也看到了窗外那虽然微弱但还依然卖力开放的烟花？父亲此时大概已经坐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等着看赵本山的小品了。我记得每一次赵本山还没出来，他就睡着了。只得看第二天早上的重播。姐姐则跑到我们惟一的一家邻居家（这家人也和我们家一样，因为除夕夜值班而留在这里。）串门了。一切都按着生活的本来面目运行着，有条不紊。似乎在去年、前年，或者是更遥远也更轻柔的往昔，我的春节便是这个样子的。我喜欢这样的节日，尽管它是那么的平淡，平淡得如庭院中的月光，淡淡地弹奏着如水一般的音乐。它将记忆改造成了一首诗，一首家的、节日的篇章。
你好，我的春节，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