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换坐着汽车去结婚的这天，纳日斯泉边不时响起汽车的鸣笛声，一片喜庆和吉祥洋溢在往日幽静的山谷里。
顺子穿一身新衣裳，和一帮孩子院里院外地追逐着，吵闹着。他们夸他的新衣裳，他就不住地上下看自己簇新的衣裳，然后嘻嘻嘻地笑。别的孩子喊着：新娘子，给糖吃！他也喊：新娘子，给糖吃！
有人说：顺子，你姐就是新娘子。她要嫁人了。
正嘻嘻笑着的顺子突然呆在了那里，仿佛后脑勺着了重锤，一动不动。“嫁人”，多么可怕的声音。跟着，手里的糖块稀里哗啦地掉在了地上。他直着眼神，皱着眉头，在努力想着什么。想拨开记忆的迷雾？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一伸手，拨开了众人。他看见了姐。
这是姐吗？他可从来没见过姐这个样子。一身红衣裳，又新鲜又亮堂，像仙女一样。姐这样，他真高兴，他正要笑呢。可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就木木地站在那儿，用很小的声音喊了一声：姐——
小换抬起头。顺子的眼神是那样的茫然无助。
姐，你要嫁人了？顺子紧张地望着她。
小换愣在那里。
姐，你嫁人就不和我在一起了，也不管咱家的羊了？声音很伤感。
小换的眼圈红了。姐，我不穿新衣裳。顺子说，然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衣裳。一边撕扯，一边说：姐，你别走，你病了，我再给你熬玉米糊糊。行吗？姐。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一只袖子在胳膊上套着。
眼泪在小换的眼窝里直打转，她笑着走到顺子身边，顺子一把抱住小换的胳膊，说：姐，你不嫁人，是吗？然后冲着身边的人瞪一眼：瞎嘞嘞！又使劲挥了一下拳头，再赶紧回过头看姐。
小换坐着的汽车驶出去不一会儿就停下了。一抬眼，前面挡着七八个人，五大三粗的，手里拿着棒子。
妈的，哥哥娶嫂子，弟弟还搅局呢！司机低低地骂了一句。
这时，顺子从后面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喊：姐——
小换当即从车上下来，张开双手，猛地把弟弟紧紧揽进怀里。
顺子溢着满眼的泪水，看着姐，傻呵呵地笑。
冬天来了。纳日斯泉边的山梨树和紫桦安静地披着一身清冽的阳光，远远的山坡上，一簇簇的冬青正攒足劲，只等隆冬一到，就遍野怒放呢。
每天早晨，这一切，都结着一层模模糊糊的白霜，只有太阳出来，白霜才散尽。霜尽之前，人们就往山里送牛了。他们每次拐过山湾，一抬头，总会看见纳日斯泉边那间小屋和晃动在小屋旁边的两个人影。
一缕温暖的炊烟，正袅袅地从烟囱里升起。
§§致命的丢失
推开门，我吓了一跳。前排坐的全是十多岁的孩子。有几个还叼着烟，动作老道而专业。听见门响，一个精瘦的抬头看我一眼，童稚的黑眼珠滴溜儿一闪，又赶紧转向屏幕。每个人都带着耳麦。看上去好像哪个组织训练的童子报务员。
网吧的空气暧昧、浑浊、充斥着刺鼻的烟味，有人在大声嚷嚷，也有人骂骂咧咧。每人的桌前都摆着饮料瓶，颜色在我看来光怪陆离。我找了一圈，没有毛毛。
毛毛是今天早晨走的。中午之前，我还蒙在鼓里。他咽炎又复发了。这几天，他每天上午输液，下午去找一个叫于飞的下届同学玩，说是打篮球。我提醒他嗓子的炎症不利于大声叫喊，他每次都毫不在意。今天早晨走时，他一边向我招手，一边说着妈妈再见。我目送他走过胡同。这三个月，他又蹿了一截。我想着他小时候的一幕幕，去街里为他买回了他喜欢的面饼，开始为他炖排骨汤，又做了他喜欢的酸菜鱼。十二点了，他还没回来。
我倚在他房间的门框上。这个房间的每样摆设都倾听着我的呼声，都接纳着我的焦急。窗户开着。纱帘来回摆动，书桌上散放着一些书。一本书翻开着，书页就随着窗口进来的风发出轻微的声音，似乎也在等毛毛。足球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沾满泥土。在书桌上的那本书底下，我看到了他留给我的纸条：妈妈，别找我。你找也找不到。我要出去透透气。
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他发火了吗？仅仅这样？我两腿发软。毛毛从此不回来了吗？他去了哪儿？外面，蝉聒噪在那片铺天盖地的闷热里，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这个炎热的季节，气候不正常，到处是灾难。车祸，莫名的疾病，流里流气的孩子在街头群殴，满嘴脏话。难道毛毛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将那个纸包包好。纸包里是我刚给他买来的面饼——他顶喜欢吃的那种——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买了回来，但现在已经凉了。我再把炖好的排骨汤舀在大碗里。做这些时，我的手一直哆嗦。外面，死一般沉寂。家家大门紧闭，午餐的香味从每扇窗子飘出。我走到小区的拐角处，大声喊：“毛毛——”
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孩子们常在那里打篮球，可现在一片寂静。吉祥大饼铺的门半掩。无论我到哪儿，都没人回答我的呼唤。
“请进来，季风。”叫我的是明霞，她正在自己的小店里啃烧鸡。这个热情的姑娘腾出一只手来招呼我，“天这么热，转悠什么？来，啃个鸡腿。进来吧！”
“我，”我对她说，“我要去找毛毛。”
“毛毛怎么啦？”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站在那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低着头，眼泪稀里哗啦落在前胸上。
“嗨，让他玩去吧。别管他。”明霞说。
别管他？我不想理明霞了。这时，迎面走过来几个吸着烟满嘴脏话的男孩子。不会有毛毛吧？我走上前，阳光下，他们五颜六色的头发刺痛了我的眼睛。没有毛毛。我现在应该回家。他没准正在家。我不想用自己的钥匙开门，我要按门铃。毛毛会跑着过来给我开门，他还会乐呵呵地看着我，亲热地说：“妈妈，回来了？”如果我手里拎着东西，他会马上接过去。
门铃兀自响着，一遍又一遍。没人开门。我双腿颤抖，几乎站不住，倚着墙壁，无力地喘了几口，才勉强拿出钥匙打开门。坐在饭桌前，我四肢柔软，像被谁抽去了筋骨。桌上放着我为毛毛炖的排骨汤。我打开身边的一张报纸，报上有一篇关于孩子上网吧的文章。说是上网吧的多数是中小学生，而网管负责给中午或晚上不回家的孩子买饭。
一想到毛毛极有可能在网吧，我的泪水就再次流出来，洇湿了印在报纸上的孩子在网吧里的照片。我想起了八年前。
我原来在南方的一座城市。大学毕业后，和男朋友一起去那里开拓新生活。我们结婚的第六年，就在准备要孩子的时候，我曾经赤贫的大学同学——后来荣升为部门经理、掌管着上亿资产的我的法定丈夫，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咖啡馆喝咖啡。我常常弄不清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大的都市，偏偏我们狭路相逢。女孩热恋的甜蜜制止了我的脚步，也才让我明白我丈夫一直通宵加班的良苦用心。我们平静地分手了。不久，我去孤儿院领养了毛毛，然后来到了这个北方城市。
我从孤儿院把毛毛领回来时，他只有五岁。那时我想领养一个刚好上小班的孩子，在一群孩子中，我一眼就选中了毛毛。小家伙虎头虎脑，大脑门饱满，看上去很睿智。当我把手伸向毛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我的手，抓得紧紧的。那一刻，我想今生是不会有什么把我们分开了。我给他起了毛毛这个名字。送他上小班的第一天，我帮毛毛系好鞋带，他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刻也不老实，一会儿朝前、一会儿朝后地扭来扭去，直到他整个身子都滑到座子下面，只有头像个摔跤运动员似的，架在座子上。他闭着眼睛，神情困倦而安详，像天使一样可爱。随后，他又把舌头伸出来，冲我做个鬼脸。我腾出一只手摸他的头，他重新坐好，仰着胖乎乎的小脸，甜甜地叫妈妈，让我在他放学后准时接他。
“妈妈保证不能来晚啊！”他的口气有些命令。
“妈妈保证。”我心花怒放，侧过身亲了他一口。
此后，毛毛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年。他平安地长到十五岁，高高的个子，结结实实。他还小的时候，就拿着电笔按个插座试来试去，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只要是体力活，他都抢着干。上帝给了我这个儿子。他很喜欢我，把我看成自己的母亲，出门前总不忘告诉我。
三个月前，我去澳洲考察，走时只好把毛毛放到托管班。我祈福社会善待我的毛毛，然而我的毛毛还是出了问题。我回来后，发现毛毛瘦了，而且连续几天很晚才回家。一开始他说班主任开会呀什么的。接下来的日子，他所有的理由都找遍了。有一天，我闻到他满身的烟味，大吃一惊，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乞求地望着他，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你去网吧啦？别撒谎，告诉妈妈！”毛毛使劲摇头，说：“没有。”“那你去哪儿了？怎么身上有烟味？”我说着，使劲抽了抽鼻子。“和几个同学在桥边说话了。同学抽烟。”我的心沉下去。我知道毛毛撒谎了。
第二天放学，我跟踪了他。他进了网吧。我说不出那一刻心中的悲哀和绝望。空心人一样，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他。他出来时看见了我，张着嘴，说不出话。我走过去，紧紧地拉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一路上，他一直低着头。毛毛的神情告诉我，他后悔了。接下来的几天，他放学按时回家。我想生活又步入正轨了。
一天深夜，我去洗手间，顺便去他房间，看他是不是又把被子蹬到了地上。借着走廊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他蒙着头。我笑了，伸手轻轻去掀他的被角。
被子里没人！
我走在夜间两点的大街上，黑暗压迫着我。我心跳得厉害，双腿发沉，抬不起脚来，所有的星星都注视着我，我毫不费力地就在那个网吧看到了我的毛毛。他坐在最里边的角落，全神贯注，浑然忘我，有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在他身边站了很久，他都没发现我。我也没惊动他，一个人回家了。走在路上，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似乎能飞起来。凌晨五点，我听见有钥匙小心翼翼地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
此后，我就开始了和毛毛的谈判，一次又一次，可每次都收获甚微。昨天因为一点小事儿，我说了他几句。今天他竟然走了。我擦干眼泪，我要找到毛毛，我不想让毛毛看到我眼睛里有泪水。
门铃声响了，一定是毛毛回来了！他走时忘了带钥匙。啊！上帝，感谢你！我冲向门口，打开门，我说：“毛毛，妈妈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门外站着的人腋下夹一个黑皮夹子，是来收楼房管理费的。我蹲在地上痛哭失声。
我一连三天给我的朋友美玲哭诉：“毛毛走了！”第三天上，美玲冲我大嚷：“你必须调整自己！老是这样，身体怎么受得了？”她说，“把毛毛忘了吧！如果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她说话的口气使我清楚地感觉到她在安慰我。“他不会回来了！”我大声喊着，悲痛欲绝。“你要冷静。又不是你的孩子，走就走吧。”美玲气愤地说。
不是我的孩子？那他是谁的孩子呢？这十年，从最初我教他系鞋带，帮他洗头，为他洗澡，每晚睡前给他讲故事，难道这一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吗？他发烧的深夜，我在他床前放一盆热水，倒进一点酒，一边擦着他的腋窝一边心疼地噼里啪啦掉眼泪，这又怎么说？还有，我后来的那次恋爱，就在我差不多要答应那个男人的求婚时，他竟然说把毛毛送寄宿学校吧。我们立刻吵起架来，我们起劲地吵了一整天，到后来我想该自我克制一下，免得难以收场，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原来正巴望一种毁灭性的结局。他的脸我最熟悉不过，在我第一次见他时就似曾相识，可那会儿，我发现他的脸已经扭曲得不像个人样，如此陌生。我想我压根就没认识过他。肯定我自己的脸也好不到哪儿去。尽管我们后来也曾装成像最初约会那样，显得欲火难熬，急不可待，不过我们的肌肤却知道得更清楚，它告诉我们，那样交流的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没过几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我必须找到我的毛毛。我不能停下来。
夜晚来临了，我顺着路边闪烁的彩灯向前走，一边伤心地哭。这个城市正举办一个盛会，马路两边的树上都装饰着彩灯。这样做是为了使这个城市有一种狂欢节的气氛，其实呢，在我眼里，一切看起来更像狂欢节最后一天那样凄凉。我在成千上万陌生的面孔中寻找毛毛的那张脸。但哪儿都不见他的影。那个夜晚，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秀水公园、立交桥上、游泳馆、网球俱乐部、广场……什么地方都找遍了，没有。我完全像个小说中的人物，一面流泪，一面在乱哄哄的网吧里挨家转悠，疲惫不堪。突然，在十字街头，我一眼看到了毛毛：宽松的白色套头衫，米色短裤，红色框架的眼镜。
“毛毛！”我竭尽全力喊他。毛毛站在对面的街口，悠闲自在地吃着雪糕。这个调皮的孩子！
“你怎么在这？”我远远地冲着他喊起来，“我炖了酸菜鱼……”
毛毛停止了吃雪糕，向这边张望。他看见了我。我注视着他，他的脸上没有激动和爱的流露，他的眼里充满了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还有一丝丝的冷漠。他突然扔掉雪糕，掉头跑开。
我头晕目眩。满街都是穿梭的车辆，它们隔开了我和毛毛，将我的视线挡得严丝合缝。这么多车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谁发明的汽车？
我心头一片绝望，坐在街头放声大哭。
§§全子的绿橡皮和全子
1967年的春天，对于老哈河岸边的老哈河村来说，无疑更像个春天。布谷声中，粉红的杏花遍野怒放。解冻的河水欢快地奔流，不舍昼夜。大田里人欢马叫，每一寸土地都百草齐萌。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在老哈河村小学教室里，全子的一块橡皮断在了他的前座每子手里。
那是一枚绿橡皮，形状如小拇指，散发着香味。是全子妈妈回北京探亲时买回来的。全子是和他的三个姐姐随着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老哈河村的，因此，全子总有老哈河村的孩子没见过的东西。全子给全班同学看他绿橡皮的那天，别人什么感觉每子不知道。轮到每子看时，她冲口而出：“别骗人了，那不是橡皮。”
在每子眼里，全子就是这样，有新鲜的东西就臭显摆，有时还糊弄她们。橡皮都是方方正正的，土白色的，哪有小拇指形的橡皮？哪有散发着甜味的橡皮？尤其哪有绿色的橡皮？橡皮如果是绿色，那不把本子纸都弄脏才怪呢。真讨厌！每子连看都没看，就拉着梅子去跳格子了。
当每子她们又回到教室时，狗剩子他们那些臭烘烘的傻小子们正围着全子做实验。全子让狗剩子当众写几个字，然后再用他称作橡皮的那个东西擦。字迹果然全没。
“怎么样？”全子得意洋洋。
傻小子们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说不出话。全子一抬头，看见了每子，恨恨地说：“你还说这不是橡皮吗？你过来呀，看看它是什么。过来！不敢？闻闻，它还香呢！”全子一伸手，将那个绿橡皮朝着每子猛地一挥。
每子几乎来不及反应，一丝隐隐的香甜就冲她袭来。她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全子瞪她一眼，轻蔑地说：“没见过大世面！”然后，小心地把那个东西放回铅笔盒，又小心地将铅笔盒盖上。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那豆绿色小拇指一样的东西向每个孩子证明着它是橡皮，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全子也慷慨地允许班级每个同学用一次。那枚豆绿色伸展着细长腰肢的东西便在孩子们的手中传开了。
别人用它擦字的时候，全子总站在一边监视。轮到每子，全子转身和狗剩字抢粉笔头去了。
每子捏着的那枚细长柔软的绿橡皮它已经被抓脏了。每子把它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它捏在手里那细腻圆润的感觉，弄得这个孩子不知怎么才好，尤其那浓稠的香味让每子眼泪汪汪。每子写了几个字，擦得很轻也很慢。擦着擦着，就有一滴泪落在纸上。每子并不知道自己哭了，她被自己的眼泪惊得抬起头。
全子就在这时站在了她身边，一把夺走橡皮，大声说：“你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你这个人——”。
全子的话没说完，呆在了那里。呆在那里的，还有每子。
全子夺走的只是半截橡皮，那剩下的半截，可怜巴巴地留在了每子的手里。一枚可爱的豆绿色的细腰灵巧的香橡皮就这样平白遭受飞来横祸。
每子吓坏了，愕然张着嘴，挓挲着两只手，木头一样呆在那里。首先清醒过来的是全子，他将手里的半截橡皮向每子扔过来，然后就恼了，大声嚷道：“你赔！你赔！赔我的橡皮！快点儿！快点儿！”
上课的铃声及时响了。
全子气愤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一坐下，就用他的桌子使劲撞了一下每子的后背。每子在疼痛中站起来——那时上课，铃响后，学生都要站着为敬爱的老师唱一首歌。歌由文艺委员起头——每子是文艺委员。那天，每子给大家起的是《边区的太阳》。歌词是这样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每子一张口便直接起了第二句：“盘龙卧虎高山顶一、二——”有人跟着稀稀拉拉唱了几个字，觉得不对劲，都笑着不唱了。每子愣了半晌，才恍然大悟，起错了，红着脸重起：“高楼万丈平地起一、二——”歌声一下子就起来了。齐刷刷的童音认真演绎着边区的太阳。每子哆哆嗦嗦地站着，装做若无其事地跟着唱，可是她一个音儿也发不出来。从一开始，全子就用一种东西在戳她的后背，也许是铅笔，也许是格尺，总之非常坚硬。歌终于接近尾声了，每子悄悄地用脚将她的凳子往前勾了勾。全子紧跟着就压低声音送过来一句话，他说：“你跑不了。”
那节课，每隔一会儿，全子就用那种东西戳一下每子的后背。每子趁老师往黑板写字的空儿，回过头，生气地小声说：“我要告老师了。”全子连反应都没反应，就故意有点大声说：“告吧。我还想告呢。”
警觉的老师回过头来问谁在说话。全子故意左右看着，装出不是他的样子。那时，每子才知道自己是不敢告诉老师的。她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如果老师知道她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老师就不喜欢她了。每子想。
那节课，每子被老师点了三次名，问她怎么不注意听课。最后一次，老师叫她去黑板上演算加法。平时成绩顶呱呱的每子那天费了很大的劲才列出竖式子，然而还是算错了结果。每子回座位时，心虚地瞟了一眼全子，全子正幸灾乐祸地盯着她，而且用了只有每子一个人听见的声音说：“赔我橡皮！快点儿！快点儿！”每子提心吊胆地过完了那节课。她以为这节课是全子最解气的报复，然而她错了。
一下课，老师刚走，全子就站到了每子的身边，用手摇晃着每子的桌子说：赔啊！快点儿！你听见了吗！赔我橡皮！快点儿！
每子和另外两个同学共坐一条板凳，共用一张桌子。全子一摇桌子，桌上的书和文具都掉到了地下。每子一边哭着捡，一边说：“不是我弄坏的。”
全子气愤地大声说：“你不用，它能坏吗？”
每子说：“是你让我用的。”
全子更生气，他的声音也更大：“你还真有理了，我让你死你也死吗？”
每子争不过他，讪讪地闭了嘴。后来，全子不再摇晃桌子，可能是摇晃桌子遭到了每子另两位同桌的反对，他们说过要告诉老师的。全子后来就改变了方式。
每逢下课，每子到哪儿玩，全子追到哪儿，他是铁心跟定了每子。每子后来哪儿也不去，只坐在座位里写字，可这样依然逃不脱全子。每子的笔刚落到纸上，全子就触一下她的胳膊肘。每子的写字本因此被戳破了很多地方。如果每子停下来不写，全子也放开手，耐心等每子再写。如果每子一直不写，全子就一脚一脚地踢每子的凳子，一边催促：“快点儿！快点儿！”不知道他是让每子快点儿写字，还是快点儿赔橡皮。每子半死不活地耗着。全子再说：“你听见了吗？你聋啦？”每子僵硬地坐在那里，又绝望又崩溃，只有盼望着放学。
放学钟声一响，全子和狗剩子他们就飞一样地跑出教室。在每子的故乡，放学以后吸引着男孩子们去玩的地方多着呢！那时每子才知道什么是自由。她终于摆脱了来自全子的折磨，和梅子蹦蹦跳跳地走在乡间小路上。路边知了声声，蝴蝶翩翩，野花在风中幸福地仰着笑脸。她们使劲呼吸着新鲜空气，拣一捆干树枝回家。每子妈在做晚饭时就省劲多了。兰色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饭香渐渐弥散。
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天，放学后的每子和梅子刚走到小树林边，全子就从树林里“蹭”地蹿了出来，往路中间一站，手里摆弄着弹弓，看着每子说：“你到底赔不赔我橡皮？”每子的心怦怦跳，她嗫嚅着说赔。全子就哼一声，说：“吹吧你就。怎么赔？去哪儿买？只有北京才有呢，你去得了吗！”
全子的话彻底击跨了每子，她面团一样贴住一棵树，双腿哆嗦不停。完了。她想。她一辈子都赔不起全子的橡皮了。那是只有北京才有的东西！北京离她多远啊，她一辈子都走不到。
全子对每子无休止的拦截就从那天开始了。头几次拦截，他不让每子走，自己也不走，都站在那里。每子死了一样不吭声，全子则不厌其烦地重复：“快点儿！快点儿！”过一会儿，全子就被蝈蝈吸引了，向草丛里跑去。他蹲在草丛里，玩着蝈蝈，或者别的什么，不时抬头瞭望一眼每子。“你跑不了的。别想着跑。”不知他在说蝈蝈还是说每子。等天光渐渐暗下来，他要回家了，才放每子回家。每子妈上山干活，更多的时候比每子回家还晚，她并不知道每子常常晚回家。有那么几次，每子回去时她妈正在做饭，看见她，从光线暗淡的灶台边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梅子，放学回来还知道给家里挖菜，你呢？越长越不争气。”她一定也记起了每子以往拣回的干树枝子，一捆又一捆，垛在屋檐下。每子心里很难受，可她又什么都不能说，也不敢说。如果她妈知道她动了人家的东西，并弄坏了，而且这东西只有北京才有，会怎样呢？她妈说了她几次，见她丝毫没有改过的迹象，而且越来越晚地回家，有一天，终于抄起笤帚。每子知道这次真要挨打了，一把抓住笤帚说：“妈，我不想念书了。”她妈一呆，笤帚就噼里啪啦地落在每子的屁股上。她每日里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可每子竟然长了不念书的念想，不揍她还等啥？每子妈拿着笤帚，一下一下往死里打。每打一下，每子的屁股都钻心疼，但和全子半年来的精神折磨，和他的上课戳后背，下课踢桌子撞胳膊肘，放学拦截又算得了什么呢！尤其全子没来家里要橡皮，已经是万幸了。
就让我妈打我吧，使劲打吧。每子想。所以多疼她都不哭，只咬住牙根挺住。她妈以为是每子铁了心不念书的原因，打得反倒更狠，每子的屁股当时就变成了酱紫色。她妈打完，问她明天去不去上学。每子摇摇头，说不去。她妈一愣，扔下笤帚，双手捂着脸，绝望地哭起来。那天晚上，她没让每子吃饭，第二天依然没让她吃。每子妈也不出工。正是“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好年代，耽误一天工可不是小事。当生产队妇女队长的每子妈什么也不管了，劳模先进都不要了，只一门心思守着每子。第三天中午，每子狼吞虎咽——她无法拒绝油汪汪的白面饼和金灿灿的炒鸡蛋。她到底乖乖地跟着她妈去了学校。这件事让老师非常吃惊。每子无论哪方面都是老师炫耀的资本。老师问她什么原因，每子低着头，没说。
每子重新回到学校后，情况有所改变。可能全子对索要橡皮的事自己也烦了，总隔很长时间才提一次，而且也是心不在焉。比如那天，他就一边对每子说快点儿，一边看狗剩子出洋相。狗剩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锡箔纸，他将那种金光闪闪的纸粘在两颗门牙上，模仿昨天电影里的坏人，逗得孩子们东倒西歪。站在每子身边的全子也乐了，然后就跑过去和狗剩子抢锡箔纸。
渐渐地，全子的索要变成了一种提醒。“你还欠我一块橡皮呢。”而且总在每子高兴时冷不丁冒出这句话。每子就每日里低眉顺眼，装出难受和害怕的样子。她胆战心惊地过着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直到三年级，有了作文课，每子才彻底从绿橡皮的阴影中走出来。
每子一开始就会写作文，全子恰恰相反。他经常因为不交作文而挨训。有一天，老师还踢了他一脚。因这一不如意，他索要橡皮的兴致和斗志锐减。他几乎不拦截每子了。也许他从此不要了。每子这样想还不到两天，全子又在放学路上拦住了她。
全子背着鼓鼓的黄书包，手里破例没拿弹弓。那天，每子一点儿也不怕他，就算他拿了弹弓也不怕。每子的勇敢来自下午的作文讲评课。老师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分析每子的作文，让全班同学都向每子学习。她说每子的作文语言优美，首尾呼应，还会埋伏笔。那些孩子听得懵懂而羡慕。他们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埋伏笔，就连每子本人也不知道，但这不影响每子的骄傲，一点儿也不。因为作文课，每子那天的目光里，盛满对绿橡皮事件的轻视。更重要的是，每子在那天才仿佛突然明白：责任不在她。至少不完全在她。她必须将这一重大认识告诉全子，然后再轻蔑地从全子身边走过去，连看都不看他。让他傻眼去吧。每子想。她知道今天的表现必须由全子成全，就像她以往的胆怯和懦弱来自全子一样。每子等着全子开口。只要他一开口，每子的勇敢就会喷涌而出。
然而每子失望了。
全子开口后说的不是快点儿，而是另外一句话。那句话出乎每子的意料，比“快点儿”更让每子发懵。她愣在那儿，半天才问：“啥？你说啥？”
全子重复一遍。每子才彻底相信。全子说如果每子从此替他写作文，他就不让每子赔那块橡皮了。每子一直愣着。全子又说话了，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他让每子赔橡皮都是假装的。“我逗你玩呢。”每子越发懵懂。全子再说：“要不，我怎么没告诉老师，也没告诉你妈？你想，我告诉了吗？”
这倒是真的。每子不用想。全子继续说：“我也从来没打过你。触你的胳膊肘，那不算，那是我不想让你好好写字。”在老哈河村，男生打女生可是稀松平常的事，全子的确没打过她。更让每子想不到的还在后面。全子又说，那样的橡皮他妈共买回了四块，他的三个姐姐和他每人一块。别人的都好好的，而他的却坏了，他妈还揍他了呢。可他就是没说是每子弄坏的。全子说到这儿，邀功一样，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每子。
每子郑重地点了点头。她忘了两年来所有的提心吊胆，忘了天黑后她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的恐惧，忘了晚回家挨的笤帚疙瘩，也忘了被铅笔尖戳破的写字本。那天每子回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是替全子写作文。全子说话算数，对绿橡皮的事，果然只字不提。那枚豆绿色的细腰香橡皮，从此尘封在五谷丰登人欢马叫的金色秋天。
每子替全子写了两年作文，直到小学毕业。这期间全子送给过每子许多花铅笔。有一次，全子说他妈要回北京探亲了。“我让她多买一块绿橡皮。”十二岁的全子说完脸就红了。
从此，他们就盼着全子妈妈快点回北京探亲，但全子妈妈一直没回去。全子安慰每子说就要回去了。他们再等，一直等到小学毕业后。这是他们俩人之间的秘密，谁也不往外说。别看半路拦截女生没人骂流氓，可是和一个女生守着同样的期待那就是流氓了，每子可不想让别人骂全子是流氓。
全子妈妈从北京回来，老哈河村即将割麦子。在那片荡着金色波浪的地头，全子把一枚崭新的豆绿色的香橡皮送给了每子，同时也告诉了每子一件事。
“我妈说我们要回去了。过两天就走。”全子顺手折断一截狗尾巴草。
“回去？回哪儿？”每子抬起头看着他，有些不明白。
“北京啊。”全子使劲把手里的狗尾巴草向远方扔出去，可狗尾巴草只轻飘飘地落在了离他三两步的地方。
“那，还回来吗？”每子眼盯盯儿地看着他。
“我妈说不回来了。”全子低下了头。每子愣了愣，也低下了头。两个孩子都眼泪汪汪的，谁也没有再说话。夕阳将他们小小的身影拖得很长。
全子家回北京的日期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家的屋里屋外都堆满了乡亲们送的东西，鸭蛋啦，鹅蛋啦，还有大豆，荞麦面等等。听说都是北京缺的。启程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们。人们围着村口的那颗老榆树和他们一起等车。大人们都在说北京，很兴奋，好像他们去过。小孩子就在大人的裤裆底下钻来钻去，捉迷藏。班车终于来了，但没停，因为里面的人挤得满满的。老哈河村的人再七手八脚地往回搬东西。正在这乱哄哄的当儿，每子觉得有人在拉她的后衣襟，她一回头，狗剩子正向她闪眼睛：“先别回。等一会儿。”被通知别先回的还有全子和梅子。狗剩子对他们说水泉子沟的山里红熟了。他像老哈河村的生产队长那样给几个孩子下着命令：“后晌儿，咱们都去摘山里红，让全子拿上。”他还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北京准没那玩意儿。
水泉子沟距老哈河村十五里路，是个诱惑孩子的地方。那里的山里红又甜个儿又大，如果熟了，都是透明的，馋死人。
孩子们顺着北沟走近道。北沟的尽头，就是大泉子沟。沟很深，树木丛生，怪石嶙峋。走在沟底，仰着脸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线天。清凌凌的泉水，在脚下发出“汩汩”的声音。他们寻着露出泉水的石块踩着往前走，一边争论北京有没有这么好的地方。
“有。”梅子说。
“没有。”狗剩子说。
“等全子回去后就知道了。”每子说。
“我不想回去。真不想回去了。你们帮我想法儿吧。”全子一屁股坐到地上说，“想不出法儿，我就不去水泉子沟了。”三个孩子想啊想，怎么也想不出个好法子。溪水从水泉子沟里流出来，带着山里红的诱惑。他们最后商量，等摘完山里红回到村儿，就去找“小先生”，让他帮着想办法。他可是能人，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要不肯，我就往他家苹果树上撇石头。”狗剩子说。
再往前走，看到满沟红彤彤的一片，就知道水泉子沟到了。怪石嶙峋的两面陡坡上，长满山里红树。树叶已经落尽，密密匝匝缀满树枝的红色果实，静静地挂在秋天的黄昏里，山谷里像着了火。全子和狗剩子爬上树，把折断的树枝扔下来。每子和梅子坐在树下，麻利地将枝上的山里红摘下来，放进柳条筐。暮霭从沟的尽头升起来，开始四下弥漫。男孩子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挑选着他们眼里果实最密集的树杈。等地上堆起了足够多的树杈，他们再从树上下来，帮着每子和梅子摘。四个柳条筐很快就满了。又谈起全子不走的事，仿佛已成事实，都很兴奋。站起来准备回家时，每子指着一棵树说：“你们看！”
“哇——”！孩子们都惊讶地叫起来。虽然从小见惯了山里红，但那么大的山里红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个晶莹剔透，鼓鼓的，像无数个小红灯笼。
“我去试试。”全子说。他猫着腰，拨开长在茂密的山里红树中间低矮的灌木和草丛，攀着石头小心地爬过去。那棵树长在一个很陡的坡上，树身弯曲着，所有的枝杈都努力向沟底探着头，周围是突兀的石头。全子仰着头在树下转了两圈，他在找上树的捷径。
“全子！”每子突然喊了一声，“别上！我们回家吧！”
“没事儿。我试试。”全子开始上树。他的小手终于接近了果实。他伸手摘一个山里红放在嘴里，然后就扭着头冲下面得意地大喊：“真甜啊！我敢保证，你们谁都没吃过这么甜的山里红。”
“右边的那枝。折下来。”狗剩子也向那棵树爬过去。
“全子，下来！我们回家吧！”每子仰着脸，重复着刚才的话。
“我说没事就没事。”全子高高地仰着头，伸了两次手，才够到右前方的那个枝杈，他使劲拉了两下，凭着手劲判断着树枝能否担动他。
“你等着，我去帮你。”狗剩子在往上爬。
每子和梅子倚着石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树上的全子。全子终于攀上了那个果实茂密的树杈。最红艳的果实总是长在梢部，这使得全子在那个树杈上试探着前移。他先小心地把一只脚迈过去，踩稳，跟着，再慢慢地移动整个身体，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他伸手去够果实最茂密的那个杈，没够着。他的一只脚再往前迈一小步。树下的孩子看到树枝颤了颤，树上的全子又试探着用力踩了踩，觉得足够承担他的体重了，然后，他将整个身体都移了过去。
厄运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树下的孩子听到一声树枝折断的脆响，他们还来不及喊，全子就小鸟一样从树上飘落下来。满山谷的蛐蛐都停止了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