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过两难的选择，既然选择，就有取舍。作为商人，在对利的追逐中也有取舍，也会不断选择，什么是你判断价值的标准，什么才是你应该作的战略选择？在李嘉诚看来，取舍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必须正当赚钱，伤天害理则不可；最好与人为善，唯利是图则不可；谨慎投资，浪漫经营则不可，也就是要懂得权衡利弊，不能一心逐利。
在一个商业社会，钱当然是赚得越多越好，但是赚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合法合理的钱应该赚，甚至可以赚取每一分应得的利润，但是绝对不能违反原则、伤天害理。如果为了钱而不择手段，前景也将是黯淡不明的。李嘉诚就坦言：“我的金钱，我赚的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不是不明不白赚来的钱。”
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在一个商业社会，钱当然是赚得越多越好，但是赚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合法合理的钱应该赚，甚至可以赚到每一分应得的利润，但是绝对不能违反原则、伤天害理。如果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前景也将是黯淡不明的。李嘉诚就曾庄严地讲道：“我的金钱，我赚的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不是不明不白赚来的钱。”这就是李嘉诚生意经中首先做出的选择。
李嘉诚认为，金钱的多寡并非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能像李嘉诚这样完完全全清清白白赚钱的人，在商界中堪为楷模。李嘉诚创造了一个神话，他的不凡业绩，将载入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史册。
李嘉诚在与汕大师生谈及经营战略时说：“在一个商业社会，钱当然是赚得越多越好，自由的事业，非常地吸引人，前景好得不得了，法律也准许，这个事业可以做。但是就算这样的事业，如果带有疑问在我心里，我情愿牺牲。有个国家的总理给了我一个赌场的牌照，这是配合他整个旅游区的牌照。我公司的经理知道我不喜欢赌场的事，就提了一个建议，说这个是无本生意，又肯定有钱赚，可以先将这个牌照租给其他外国人经营，租金一亿五千万美金。我看过后马上写了‘放弃’二字，绝对不可以经营这个事。”
“还有军火，有人劝我：‘这不是枪，这是一个新的武器。’大概只有这么大吧（比划），但是放在这里的话，一平方公里所有的人都动不了了，这最新的我也不要。这个国家的总理到香港来，他说：整队兵跟着我向我要牌照，我给你，因为你有发展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要？我的经营理念是：可以赚的钱应该赚，不过要合理合法。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可以想办法赚到最后一分钱，但是不能伤天害理。
李嘉诚谈及的赌场牌照的事情是这样的，李嘉诚在巴拿马国投资，拥有集装箱码头、飞机场、旅馆、高尔夫球场以及大片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海外投资商，巴拿马政府为表示感谢，拿出很多商人求之不得，一定可以赚大钱的赌场牌照，作为酬谢的礼物。面对送上门的钱财，李嘉诚却婉言谢绝，他说：我对自己有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的。
巴拿马总理找到李嘉诚，说：“你这么大的投资，我一定要给你，你有三家旅馆，随便你放在哪一家都可以。”盛情难却之下，李嘉诚做出妥协，决定不接受赌场牌照，但是在旅馆外面另外建独立的房子，给第三者经营，并且由第三者直接跟政府洽谈条件。李嘉诚的公司只赚取租金，李嘉诚说：“旅馆的客人要去那儿我不管，但我的旅馆里，绝对不开设赌场。”
对不少人来说，这种送上门的钱当然要赚，而且要大赚。但李嘉诚却说：“这是我的原则，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这就是李嘉诚的原则。所以，在公司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李嘉诚让人记下这样一句话，公司经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民间有一句俗语：“喝凉酒，拿脏钱，早晚是病。”很多企业的管理者由于太想成功，往往去从事一些肮脏的行业，做一些黑暗的勾当。这些企业在某一阶段看起来发展速度很快，但很难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赚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钱通常需要靠特定的环境和渠道，依赖性很强，一旦某个环节失灵，就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人德罗里安曾经是闻名世界的“跑车大王”。但他需求无度、奢侈浪费，而且一心寻欢，在生意上只花很少的心思，对市场调查工作做得不够，以至屡屡决策失误，造成汽车大批积压，公司开始出现亏损。但他不去积极寻求应变之策，却动起了歪脑筋，他决定铤而走险，从牟利甚高的毒品买卖上寻找出路，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
德罗里安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一个叫CL的朋友，并表示希望从中获取5000万美元的纯利，但他没有料到，CL是联帮调查局扫毒部门的一个合作者。在CL的安排下，德罗里安与联邦调查局正在通缉的大毒贩赫特烈会面，两人订下了详细的运毒计划。一个月后，当德罗里安登上飞机飞往洛杉矶时，被三名张网以待的联邦调查员逮捕。
德罗里安被捕的消息震惊了西方商界，在德罗里安汽车公司内部更引起了巨大的震荡。不久后，这家公司即宣告破产。德罗里安的利令智昏，终于葬送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任何经营者都懂得，也都明白，经商的目的就是赚钱，但赚钱要赚在明处，赚得合理合法，也就是说君子之财，取之有道。须知，不正当的经营即使能发一时不义之财，但求富不仁，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每个人都必须谨记赚钱要合理合法的道理，这是在商海中屡试不败的首要条件。
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道义在先，利润在后
李嘉诚乐于助人，对于需要帮助而又值得同情的人和事他会大施援手，同时他又认为，就像做生意大家要讲规则一样，做事也好，帮助他人也好，也要讲原则，不该帮助的人和事绝不能帮。
人在年轻时追逐金钱，而到老了却又被金钱所左右，这样的情况已比比皆是。但李嘉诚却认为，与金钱相比，人格魅力是金钱所买不来的，这是一笔更大的财富。李嘉诚已年逾七十，对于这个年纪的人，赚钱已非最重要的事，名誉受损反而更不可忍受。
1998年，李嘉诚又遭到传媒炮轰向美湖居“挞订”业主追收差价一事，李嘉诚说不是为钱，只为尊重合约精神非追不可，对于一些不衡量自己供款能力的炒家，李嘉诚认为不值得同情。
李嘉诚说：“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李嘉诚特别说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去打高尔夫球，一名替他背球袋的妇女忽向李嘉诚求情，说自己无力供楼，希望他能网开一面。李嘉诚问她详情，原来那位女士已购入四个嘉湖山庄的单位。听罢这个女士的“苦况”，李嘉诚毫不留情地说：“以你的收入能力，参与四个住宅单位的炒卖是错的。由这一秒开始，你不要同我说话啦，我要打球！”
李嘉诚说到做到，对原则问题从不马虎。他对不合理之事“一毛不拔”，但“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却绝不会吝啬金钱”。他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给他一年200万元报酬，李嘉诚全部放入长实账号。因此，李嘉诚在董事报酬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
还有一次，李嘉诚对媒体记者谈及过的一件事情也证明他这种坚持原则的决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香港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地产及股市大跌，人心惶惶，国际对冲基金及大炒家多次利用股市溃击汇率及期指市场，以期获取暴利。当时曾有人多次向我们集团要求借取股票在市场抛售，借以增强沽售压力，加速股市崩溃，以遂攫利目的。当时如果我肯借出股票，随便可获得数以十亿元计的利润，但我认为此举会对香港构成很大损害，故一口拒绝，这些钱我是绝对不会赚的。”
对李嘉诚而言，投机渔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人之危、落井下石，虽然可得一时小利，但也因此受人唾骂，丢掉了未来的发展空间；而仁义行事、雪中送炭，收获的是他人的感激之情、“仁心仁德”的好声名，对事业的发展长久有益。
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符合义理的事情，即使投入很大、自己亏损，也必将去做，而对于那些不符道义的事情，即使受到他人埋怨也绝不插手。这就是李嘉诚重义轻利的生意取舍经。
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
对股东负责，就是在对自己负责
李嘉诚在1999年谈及未来挑选项目时讲道：“有时有可能有人会把一世的积蓄投资在你的公司，所以要有责任，必须小心。”
李嘉诚指出，股票是企业筹集资金重要途径，但股票筹集的资金是用来投资的，而不是用来投机的，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要对公众股东负责，为此，他多次运用股票筹集来的资金，购并大量的境外企业，并将他们改造成为能够赢利的企业集团。例如，他曾经集资百亿，意在建立“电讯王国”。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其控制下的4家公司（长实及其名下3家公司：和黄、嘉宏、港灯）集资103亿港元，其中29亿用于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股权。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集资行动，对市场影响极大，引起全港轰动。当谈到“103亿”时，翻译因数目过于庞大，以为听错而犹豫了一下，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用英语又讲了一遍，这反映了他当时得意的心情，和自己对这一计划的信心。其后，他利用这些资金购进了包括香港、欧洲、亚洲其他地区有关电信集团的股票，而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股票集资来获得的。
在进行股票交易的过程中，李嘉诚坚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股票是投资不是投机。在股票经营方面，李嘉诚认为信誉是企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是可以赚回来的；但如果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因此，他说：“我做生意一直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以诚待人和不投机取巧。”他一再强调，“要让投资者得到利润，必须建立公司的信誉，使日后配售更加容易。”“在向客户作出承诺之后，无论碰到何种困难，都要履行对客户的承诺，以取得客户的信任。”正是靠了这种精神，李嘉诚所属企业的股票一向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不少投资者也得到了丰厚的利益。
李嘉诚“处事作风经常考虑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及股东利益”。1975年长实为了筹集资金，发行新股2000万股，筹得现金6800万港元，全部由李嘉诚独自承购。但他却自愿放弃1975—1976两年度的所有现金股息，约1000万港币。1983年长实以发行新股作价付款方式购买青州英泥合作发展余下的土地。长实为此发行新股2400万股，每股作价9.25元。附带条件是：李嘉诚私人向青州英泥保证，在这些新股发行之日起14个月内，青州英泥在任何时候都可拿这些股份向他换回等于9.25元一股的现金。换言之，李嘉诚私人承诺作长实股价下跌的保障。这种牺牲自己利益的做法，在全世界上市公司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1979年他以利息低于当时最优惠利率1/3，私人借出2亿港元资助长实向汇丰银行收购和黄的股份。李嘉诚的信誉给投资者带来的是信任。
有一段时间，内地在香港上市的民企公司连续遭到基金急速“洗仓”，公司股价都在瞬间遭遇滑铁卢。因何如此？是谣言四起，他人恶意中伤？还是有人对国内民企有偏见，特意引起外部骚动？欧亚农业主席杨斌叹道，同样的谣传，如果是香港和黄，则分毫不损，而对国内的民企来说，就杀得片甲不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公众股东利益负责，让投资者信任，就是在对家族利益负责。
吃一点亏不必太计较
吃亏了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体谅他人的处境。建立一个长期的商业伙伴非常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遭到什么巨大损失，吃点亏就不必太计较。有些人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人的利益，当然就比不上个人利益重要了。商场中这种现象更为多见，不论任何买卖、任何交易，都是以自己得益为最重要。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有时我们执著于某些事物，一定要得到它，以为得到这些事物就是利益所在，就是福之所在，殊不知，祸福可能是互相转化的，福未必一定永远是福。有时，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吃了亏，表面上看来，这当然不是什么福分了，即使不是祸，起码利益上受到损失，不过，塞翁失马，要知非福。有时吃了亏，甚至吃大亏，反而可能避过了一些麻烦，甚至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
李嘉诚经营的地产物业，所用的材料都是上乘的。在成本上，肯定花费不少。有时，一些材料在外表上是难以看得到是什么质量的，所以，无良心的地产发展商用一些质量差的材料，买家也很难得知这些材料是属于何等货色。有人问李嘉诚，他用的材料都是上乘的，这样做岂不是将建筑成本提高了，使利润减少了？这样吃亏的事，作为一个生意人应该做吗？事实上，李嘉诚觉得吃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声誉、信用。自己一定要树立信用，才会让人信任。
在早期，李嘉诚经营塑料花厂之时，有一次一个客户订了一批货，但却没有足够资金付款，因此想要取消订单。这批货即使不给这个买家，一样可以找其他买家接手，不怕卖不出去。但李嘉诚最后以较低的价钱卖出了这批货。他觉得，吃亏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体谅他人的处境，因为建立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并不容易。既然自己又没有遭到什么巨大损失，何必斤斤计较呢？吃亏对李嘉诚来说，并不会介怀于心中。待人处世，不能以个人的得失为着眼点，而要处处为他人着想。有时看似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往往会变得非常有利，这应该作为我们普通人处世的座右铭。
有一次外国一个商家因为有经济问题，无法履行合约，但李嘉诚没有追究，双方仍在保持着商业的友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外国商家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履行承诺，而李嘉诚又没有追究，自己内心有愧，于是投桃报李，就介绍另外一位外国商家找他，向他下了很多订单，更在他所介绍的朋友面前推崇李嘉诚公司的良好信誉，而且生意手法光明磊落，是一个商场上值得合作的伙伴。之后，李嘉诚的公司便因此增加了很多订单，打开了更多的客路和市场。所以，肯吃亏，有时反而是会对自己有利的。
待人以宽的态度，其实也是肯吃亏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花太多钱在自己身上，相反，我们却要多花钱在朋友身上。我们可以对自己节俭，但不可以对朋友、对其他人吝啬。这种宽以待人的态度，必须建立在不怕吃亏，甚至肯吃亏的处世哲学基础上。
在商场上，很多人为了利益斗得你死我活，有时，只要双方其中之一肯退一步，将所占的利益，作轻微的调整，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偏偏有些人就是硬要执著于个人的利益，不去为对方着想，连少许利益也要自己完全独占。结果可能双方因此大动干戈，或者对簿公堂，又或者其中一方不肯退让，甚至双方都不肯退让，到最后两败俱伤，可见肯吃亏，有时可能反而是福之根源。
有时你看似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往往会变成非常有利的事。
小利不舍，大利不来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做精明，唯有李嘉诚一类的商界超人，才具备经商的大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是其中最聪明的人，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而大部分商人的目光只会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但求自己独吞利益。却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李嘉诚正好相反，他舍弃了小利，而赢得了大利。
1996年2月6日，长实集团宣布集资53亿港元，外界一致觉得这是超人又有大行动的信号。李嘉诚的神话并未划上句号，他在内地的数百亿投资，大都是长期性投资项目。进入全面回报期之后，超人还渴望一飞冲天。李嘉诚的旗下公司以及他本人自香港回归后都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以前，李嘉诚在董事礼金上的做法，早已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李嘉诚虽然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礼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工薪水平来计算，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礼金，一间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20多年始终不变，就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连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的经商天才在这里尽显无遗。李嘉诚其实有着小利不取、大利自来的长远想法。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元礼金，却获得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就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督守，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股值大增。就这样，李嘉诚如果想决策一个大的项目投资，总会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礼金并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的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价值。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自1994年到1995年，仅一年时间，所得年息共计12.9亿港元，这尚未计入他的非经营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
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李嘉诚认为，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良好合作关系。如果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利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自己将生意做断做绝，以后再没有人找你做生意谈合作。小利不舍，大利不来。这是李嘉诚做事经商的一个定则。
正当利益，该争还是要争
曾几何时，以地产骄子为中坚的华资财团，打败了老牌英资。华资大显神威，华人扬眉吐气。然而，还是这些地产骄子，炒地炒楼，使香港的楼价以火箭速度上升，并且久久居高不下。据说，有一篇报道以“一将功成万骨灰”为喻，来讽刺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市民的血汗堆砌而成，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也就是说，一切商人皆是为利，自然也包括李嘉诚。爱美高于1992年8月时，通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四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认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三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之前该批为数2%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层楼以上的18层单位，买家一次认购3至4个单位才可交易（注：只有炒家才会一次买几个单位）。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万至100万，普通单位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家，已有几个人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属“特权阶级”，他们自然赚得最厉害……
“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但怎料李超人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张扬，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怡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此计算，卖楼反映不会差。难怪好多人一向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赚钱。
尽管这样，香港新闻界人士认为，“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多的财力、精力，改期不利，甚至可以说是以小利为诱饵钓大鱼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如期开盘。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浩荡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20多倍。
据传媒报道：“麦高乐对此大为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布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七成。”
李嘉诚一贯谨慎从事，最忌树大招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地产同仁，都为李嘉诚捏一把汗，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却不料麦高乐一竹筒打翻一船人——地产商均挨50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如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都要栽进去。
李嘉诚毫不示弱，11月21日在其“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燊、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太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通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的“对台戏”异常恼火。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恒生银行主席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七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过招，但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
按照李嘉诚的一贯性格，是不会自己往枪口上撞的，但是，他撞上了。李嘉诚敢于与港府“对着干”，显示了华资尤其是地产华商日益强大的实力。此外，李嘉诚也不是故意作对，日期凑巧相同，而改期不利。因为有不怕的心理，李嘉诚便我行我素。
对付港府的打击措施，众地产群豪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在共同利益下，结成统一阵线。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与政府作对，终究是要吃亏的。在麦高乐请出汇丰大班强硬相对时，众群豪亦适时识趣地作战略撤退，因为众群豪与港府针锋相对，已经达到了显示实力以警告港府的目的。
地产商炒地炒楼，令市民怨声载道。港府措施严厉，然而却打击不力，原因在于地产商握住了港府的痛处。香港人多地少，港府奉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地价居高不下。并且长期以来，地产收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如此。以1993年为例，政府卖官地和更改用途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加上地产方面的各类税收，差不多占政府总收入的70%。
在地产收益上，港府与地产商同样不厌其多。那么，各界为何只谴责地产商，而纵容政府呢？这是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多用于浩大的公费开支，英国政府未向香港征缴财政收入，香港政府靠卖地的收入维持其低税制。政府也建公房，一类是学校等公益建筑，另一类是公建住宅楼宇等非盈利建筑，售予或租予超低收入者。好人给政府做了，恶名却让地产商承担。
不少地产商，指责政府对土地囤积居奇，好卖高价。楼价高企，首先是政府地价高企。打击炒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适当调低地价，以数量来保证政府收入。
李嘉诚以和缓的口气表示对打击炒风的看法：立法管制固然起一定作用，但管制太多不利楼市的发展。这恰恰是港府最害怕的。李嘉诚不愧具有超人智慧。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李嘉诚手法不多，但一下击中要害。
其实，地产商与港府在收益上已是连理共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怪乎李嘉诚毫无惧色，敢与港府唱对台戏。关键在于他敏锐地发现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抓住要点，就掌握主动，掌握了命运。
在香港本财政年度第二次政府土地拍卖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现象，逾10家地产发展商联手竞争投土地，土地虽然卖出，但收入却远逊于当局原先预期，使库房收入大为减少。
那次拍卖在5月底举行，共有两块土地待沽，第一块地皮由12家公司（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隆、太古地产、信和、新加坡发展地产、嘉里、南丰、中国海外及百利保）组成联盟，以20.4亿港元投得；另一块土地由上述12家发展商，再加上广生行及应士国际，以51亿港元投得。那次成交额约低于现时市价格15%至30%。
分析家相信地产商的联合行动，是基于香港政府当局在过去半年来，不断收紧对买卖楼宇的限制，使房地产价格较去年底跌了约15%。由于当局表示还有进一步行动，所以地产商才联手投标土地，向当局提出警告，不要进一步紧逼。
过去，各家仅仅是小联合，互相间在拍卖场上较个你死我活，可以让政府大把捞钱。如今大地产商联合变相垄断官地，无疑是李嘉诚的威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面对港府的威胁，李嘉诚率领的地产群豪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争取主动。面对正当利益，应该争取时一定要勇敢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