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不能太过，太过则成过分的极端，是错误的坚持，是招致祸患的根源。做生意尤其不能贪心不足，一意追求利润。只有懂得适时放手，才不致刚极易折、物极必反。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高手，利弊权衡，当断即断，懂得适时放手，这也是他为何创业数十年无亏损的原因。
忍耐是一门必修课
忍耐是欲成大事者必修的一门课程。在局势明显不利，或形势不明时，宜保持谨慎，一方面积极准备必要条件，一方面静候时机。如果为眼前利益驱使，企图侥幸取胜，很可能招致败局。
李嘉诚深有体会地说：局势如何，应以大势而定，如自身实力强弱、市场景气或低潮等，而不能被一时困难所迷惑。在大势有利于我时，如果实力稍弱，也可一拼；在大势不利于我时，唯有忍耐才是上策。
嘉湖山庄原名天水围村，是李嘉诚的另一浩大的屋村计划。天水围村位于新界元朗以北，与深圳西区仅隔一条狭长的深圳海湾。很耐人寻味是，嘉湖山庄计划的推出，也同样历经了10年之久。早在1978年，长实与会德丰洋行共同出资购得天水围的土地。第二年下半年，中资华润集团等购得其大部分股权，共同组建了巍城公司，决定共同开发天水围。巍城公司51%的股权属中资华润集团所有，长实集团仅占股权的12.5%，为第三大股东。大股东华润集团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计划在15年内将天水围建成一座可容纳50万人口的新城市。
当时，李嘉诚正忙于收购和黄公司，并未直接参与天水围的策划。整个开发计划，都是由华润来主持的。但是华润是一家国家外贸部驻港的贸易集团公司，缺乏地产发展经验，并不熟悉香港地产业的游戏规则，结果，计划进行未久，便遭到了挫折。
1982年7月，港府宣布动用22.58亿港元，收回天水围488公顷土地，而将其中的40公顷作价8亿港元批给巍城公司，要求巍城公司在12年内，在这块40公顷的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港元以上的建筑，并负责清理318公顷土地，以交付港府作土地储备。如果巍城公司达不到要求的话，那么，这些土地及8亿港元就要充公。
另外，港府于1983年底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预计投入16.2亿港元，基本建设预计投入9.6亿港元。港府将这两项共25.8亿港元的工程批给巍城公司承包，并要求确保15%的利润。
事情已成定局，华润集团兴建50万人口新城市的庞大计划基本泡汤，对此，集团已有些心灰意冷，其他一些股东眼见前景不妙，均想退出。然而，李嘉诚依然看好天水围的前景，他丝毫不动声色，稳坐钓鱼台，采取了慢功吸股、后来居上的策略。
李嘉诚按部就班，丝毫不着急，逐年从其他股东手中，购入他们急待抛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诚最终控得除华润外的49%的股权，成为与华润并列的两家股东（有人估计李嘉诚与华润事先是否达成默契，这样丧失信心的华润并未抛股）之一。
1988年12月，长实与华润签订了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长实保证华润在天水围发展中，可获纯利7.52亿港无，并即付四分之三——5.64亿予华润；如果将来楼宇售价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盈利部分由长实与华润共享，华润得51%；今后天水围发展计划及后期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等以后在收入中扣回。此时，距政府规定的12年期限只剩下一半时间了。按该协议规定，完成这一浩大工程，风险完全由长实承担，而华润不用劳神费力，即可坐收渔利。很明显，风险大，收益也大。若能如期完成计划，则长实按协议售价，约可获利43亿港元。但据业内人士估计，将来实际获利数可能达到70亿港元；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工程，损失将会是十分惊人的。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不到7年时间完成，大概唯有长实具备这个经验及实力。对此，李嘉诚有充分的自信。
果然，工程投入兴建后，进展神速，天水围大型屋村很快便矗立在了人们面前。天水围大型屋村定名为嘉湖山庄，共建58幢住宅及商业楼宇，总楼面积1136万平方英尺，共有住宅单位16728个，可容纳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分七期于1995年中完成。天水围屋村又一次创下了一项屋村新纪录，直到目前，天水围屋村仍然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第一期发售的7幢，税后利润共计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港元，华润得4.63亿港元。另外7幢，华润可赢得协议范围中的7.52亿港元利润。以后六期华润所分得的利润，完全等于是“额外”所得，而长实的利润所得，更是难以估计。这样华润与长实都得到了回报。比较符合现在企业合作中的双赢模式。李嘉诚的独具慧眼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财富，也让华润尝到了甜头。
在这个项目中，李嘉诚自己大赚特赚，又让陷入绝境的华润集团坐享其成，等于是挽救了华润，这又进一步为长实集团与中资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正是因为李嘉诚能忍，能够耐得住时间的考验，制定详尽计划，胸有成竹，不多花冤枉费用，才能在机会合适时顺利接手，用小的损耗换来了大的收益，这不能不让人赞叹李嘉诚的忍耐功夫。
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
不要让贪念冲破理智的防线
高风险从来都是高利润的双子星，这对孪生兄弟关系铁的形影不离。高利润是位心术大师，他能读懂人的心理，透彻地了解人贪恋的欲望如无底深洞般填不满，所以他的条件总是让人心动得快，以至窒息。而高风险，则是一位智慧武功超群的杀手，很多贪婪的人在还没看清楚它真面目时，已经静静地躺在他的刀下了。想要战胜这两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让贪念冲破了理智的防线。
1971年，恒生指数创下406.32新高位，1972年更升至843.40，一时港民纷纷热衷炒股，可谓“炒风刮得港人醉”，但此时我们不得不折服！李嘉诚在这一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
而不少房地产商，却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将物业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中，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
炒风愈刮愈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之中。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
桑达士的警告，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喧嚣之中。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飚升到1774.96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
然而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
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缓慢回升，1975年年底，回升到350点。
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均铩羽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动地。港府颁布新的证券条例，加强监管，提出四会合并。1980年，成立将取代四会的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联交所）；1986年4月，联交所正式营业。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不少商人，面对暴利机会就违背自己初衷，不顾自身情况而做出决定，事后悔之不迭。只有将贪念控制在理智的防线内；细心搜集情报，居安思危；做出最利于未来之决定的商者，才算是商业战场上的常胜将军。
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最重要的是要有远见，杀鸡取卵的方式是短视的行为。
过度发展，必受摧残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誉，赚得盘满钵满。然而，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只是社会快节奏的一种流行产物，只能风行一时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这一点他的判断肯定是准确的。
处于全港塑胶业领先地位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愁市场问题，但设想一下，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况且，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香港塑胶厂已是遍地开花，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
李嘉诚知道，塑胶花业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普遍追求时髦的心理，而且，后者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后来，塑胶裤带渐渐地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尽管塑胶花可以变幻无穷，但无论怎么变最终还是塑胶花，绝对无法完全替代充满自然气息的植物花。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又重新种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国际塑胶花市场，发达国家的需求量日益减少，已形成了严重积压的局面。市场已开始渐渐地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倾斜了，而这些国家，都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塑胶花。在香港，劳工工资逐年递增，劳动力不再低廉。由于塑胶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李嘉诚肯定了它的发展一定不会长远。
香港曾经出现过几次塑胶花屯积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过滥和欧美市场的需求萎缩。虽然积压并没有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了李嘉诚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李嘉诚未雨绸缪采取了应变行动。他的预先考虑，不是增加投资，强化竞争能力，而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让其自兴自衰。
李嘉诚除了在这次石油危机中，出面解救塑胶原料暴涨危机外，他已基本退出塑胶花事务。他逐渐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也是他经商以来，在心中逐渐酝酿成形的宏伟抱负。
与塑胶花相比，地产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于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抱负，舆论界才给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李嘉诚是第一个进入塑胶花领域的商人，赚了一大笔之后，他又审时度势，激流勇退。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他都占尽了先机。做生意就是这样：该投入时就要果断投入，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从某一方面来说，只有勇于放弃的商人才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商人，这一点李嘉诚做得很好。“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犹犹豫豫，不甘不愿。事实上，没有永远赢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从事前一种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开展下一个业务。业务不断转移更换，但赢利的中心却不能改变。
勇于撤退的例子很多。比如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风赶潮的香港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抢先在香港成立假发制造公司，结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料定假发热只会维持一时，不会长久。于是，在市场攀到高峰时，及时退出，并携资移居澳大利亚，开创另一番新事业。不久，事实证明了刘文汉判断的准确性。美国的“假发热”在一段时间内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家纷纷倒闭。此时，香港假发业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日本商战圣手松下幸之助说过：“高明的枪手，他的收枪动作往往比出枪还快。”所以李嘉诚发现塑胶行业日薄西山就果断收手退出，避免了大的损失。不过无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到如何庞大，获得的盛誉有多少，他都永远忘不了从事塑胶花生产的那段岁月，因为塑胶业给他带来了很多东西，李嘉诚在后来的创业中一直牢记这些经验和教训，使他的事业走向了更大的辉煌。
任何一种行业，如有一窝蜂的趋势，过度发展，就会造成摧残。
未曾得，先算失
常人做生意，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马上就可以盈利，结果还没弄清楚市场就盲目投资，结果才遭遇一点点困难就临阵脱逃，赔得惨不忍睹；而李嘉诚则恰好相反，他投资讲求退出战略，未想得，先算失，做最坏的打算，仔细衡量之后才动手去做，就算遭遇不利，也知难而进，主动克服，披荆斩棘，辟出一条路来。
所谓投资退出战略就是，投资时就要考虑退出，投资退出并不限于项目亏损时的迫不得已，更应是主动的发展战略，在恰当的时候以退为进！李嘉诚无疑是这种策略的坚定拥护者，在一次采访中，他就坦言：“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交易前做的99%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在事前就预防危机的发生；另外，不做投机性操作，也是他的原则之一，而且他还公开呼吁民众不要借钱来炒股。
李嘉诚表示，“投资人）都是要小心，如果投机性（股价）是在高位，怎样也都会有危险成分，香港、大陆股票现在升到那么高，确实有可能发生问题。”
除了严格的风险控管之外，身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从来没有欠过债，因为采取分散投资策略，加上做生意时，都会考虑到能否在一个星期内拿到现金，因此现金流通顺畅，根本不需要借钱来周转。正是凭借这种未曾得、先算失的投资原则，才能创造了李嘉诚经商六十余年无亏损的佳绩。
2002年1月28日，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宣布，将会同新加坡政府控制的科技企业，以现金7.5亿美元购入股权，鲸吞美国海底电缆巨擘环球电讯。此举可取得贯通全球200个城市的光纤网络，进一步扩大“和黄”的全球电信王国。李氏称霸全球电讯业务之心已昭然若揭。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2年5月12日，长江实业宣布，已于5月10日向香港联交所正式申请分拆旗下生化科技业务——长江生命科技集团，于创业板独立上市，74岁的李嘉诚开始在生化领域拓展业务。这个消息刚发布，便在香港股市掀起了生化股的狂潮。
在全球经济形势明显大滑坡的大背景下，李嘉诚的生意却越做越大了。从香港到泰国，从亚洲到欧美，从能源到地产，从电信到港口，掀起一大串投资行动，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纵观李嘉诚的投资历史，逆大市而行，人退我进，人弃我取，是李嘉诚投资的诀窍之一。低谷过后是高峰，在低潮期以低价入市，而后在高峰期再以高价脱手，这是李嘉诚积累财富屡战屡胜的招数。在香港，市场人士往往把李嘉诚入市作为大市反弹的信号和标志，他就是用这种逆市投资理念，屡创投资经典个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之际，香港资本市场受英资出走影响，为悲观情绪所笼罩。当时，英资“置地”集团急于出售“港灯”，李嘉诚在1985年1月果断出手，收购“港灯”34%的股权。6个月后，趁“港灯”股价回升，他出售10%股份，成功套现，净赚21.8亿港元！
1993年，李嘉诚购入英国移动电话公司Rabbit，并易名为Orange“橙”，开始艰难的经营，当时许多业内人士都不看好该项目。6年之后，李嘉诚把“橙”转手卖给一家欧洲电信公司，净赚1180亿港元，成为世界上赚钱最多的一笔单一交易。
1983年，李嘉诚通过“和黄”斥资收购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当时该公司日亏500万港元。10年后的今天，该公司成为“长和系”中的一个“金手指”，日赚1500万港元，并成功在加拿大上市。不久前，曾传出有欧美公司欲收购该公司的股份。市场人士估计，如果“和黄”成功出售所持股份，至少能获利60亿港元，再次写下投资成功的经典个案。
但是，人们很少能注意到的是，这一系列辉煌和全球华人首富的光环背后，有赖于李嘉诚慎之又慎的投资退出战略。缩回的拳头才能更有力地出击，为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一个企业应对投资项目定期进行分析、排序，慎重布置投资退出。一般企业在投资时仅考虑日后如何经营，却很少考虑怎样在适当的条件下将投资兑现，更少想过如何收拾亏损残局。这便是他们和李嘉诚的差距。
一个从战术上考虑问题的人是强者，而一个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人则是智者。
风险太大，利润再高也放手
第三代移动电话（3G）牌照的出现，除了标志着电信业新一轮弱肉强食的竞争外，亦扭转了市场对电信业前景的看法。英国及德国以高价拍卖3G牌照，引来市场哗然。而在亚洲，由于各种原因，新加坡3G牌照的拍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香港特区政府3G牌照的竞拍，就更吸引了业界人士的关注。
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简称。3G是包括标准的制定、系统网络、终端应用开发等在内的一个整体概念。在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中，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各种通信系统之间彼此互不兼容。但在3G时代，融合将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全球业界对3G的期待是有目共睹的。但是，3G的前期投入也是巨大的，而由于人们对3G的强烈预期，使得有关3G的牌照也非常抢手。
2001年以来，欧洲的3G牌照拍卖是热点，也同样是和黄的重头戏。英国和德国已经在高价出让牌照，法国、波兰以及瑞典等国都在近期要拍卖其3G牌照。和黄集团欧洲化3G策略的重点是集中发展英国和意大利的3G市场。
李嘉诚对3G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他称：“和黄在意大利与瑞典已申请到3G执照，至于德国，我们会另寻方法切入，因为拥有频谱不是唯一的竞争方法。做生意就是这样，这个方法行不通，也不会排除其他机会。但有了目标，也要经过仔细精打细算，如果超出预算，就不能进行。我个人对全球电信业务很有兴趣，而且时刻都在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李嘉诚坚信，无线数据传输将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之一，而这也是李氏集团对3G垂青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虽然李嘉诚对3G和未来电信的前景非常看好，但也不是一味地蛮干，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竞争。李嘉诚表示，绝不能为了获得一个3G营业执照而无限制地竞标。比如在德国的执照由于成本过于高昂，超过了和黄集团的预算，李嘉诚就选择了退出。李嘉诚一向知道何时应该退出，这可以说是他的生意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他常常告诫人们说，在管理任何一项业务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因此，在对电信投资方面，李嘉诚的主张从来都是稳中求进，和黄集团事先都会制定出预算，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投资。
李嘉诚在欧洲诸国竞争到了多张3G牌照，但是，不久，当3G如火如荼之时，和黄却将手中的大量3G优良资产出售，令外界大惑不解。
2000年8月，在伦敦的一家酒店客房里，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身前摊着一札文稿，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上面的数字：450亿美元。这笔令人目眩的巨额资金是包括和记黄埔在内的6家国际财团用来竞投德国第三代移动电话（3G）6份营业执照的。不一会儿，霍建宁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李嘉诚。当时，香港正是山雨欲来，台风在摩天大厦间穿行呼啸之时，身处大厦顶层的李嘉诚可以看到自己正处在电闪雷鸣的乌云中。他给霍建宁发的指示是：退出竞投！接到指示，霍建宁退出德国的拍卖，并且将和记黄埔在德国电信执照中所持有的股份卖给了两个合作伙伴：荷兰KPN NV公司以及日本NTT DoCoMo公司。
分析员大声疾呼，和记黄埔最后一刻退出，意味着它将失去建立遍及欧洲大陆的第三代移动电话（3G）网络的机遇。有人因此奋起批评和记黄埔的投资政策，批评者指出，和记黄埔会因为这次失误而丧失机会，无缘成为3G电信世界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众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如此激烈是很自然的。因为仅在一年半以前，和记黄埔在3G业务方面还是雄心勃勃。其麾下有许多市值很高的第二代移动电话（2G）运营商，如美国的声流公司（Voicestream），英国的Orange公司，这些公司都有可能成为3G业务的执牛耳者，而且李嘉诚与霍建宁也已拟订各种计划，准备在法国、比利时、瑞典和瑞士的3G营业执照的拍卖中一拼高下。然而，和记黄埔从德国突然退出，可能预示着这些计划将撤销，或者至少会将缩小规模，因此，这个决定在当时激起了种种疑问。《纽约时报》载文发问：“超人失去威力了吗？”
按照李嘉诚的“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这一指导思想，李嘉诚已经从火爆的股市上看到了其中泡沫的成分有多大，李嘉诚决定先退一步，再伺机做更多的业务拓展，也许是应验了李嘉诚的投资理念，自从那一刻起，业界对在3G营业执照上花费的巨额资金疑虑重重。电信股的价格波动反映出人们的这一焦虑。
李嘉诚说过，不要和任何一项业务“谈恋爱”，根据他的判断，他断定电信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因而果断地出售了手中大量的电信资产。且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记录：1999年6月，和记黄埔将其在美国无线业务运营商声流公司23%的股权售给德国电信，获得净利润90亿美元。1999年底，和记黄埔售出在英国无线业务运营公司Orange中49%的股权，获得净利润220亿美元。
从李嘉诚投资的战略来看，他首先看好第三代通讯3G业务的前景，因此，和记黄埔在此之前获得在英国经营3G业务的执照，其后又获得意大利的执照（价格下跌之后），1999年12月又获得瑞典的执照。但是，李嘉诚所看重的仅仅是3G业务在股票上的前景，因此后来将其在英国经营3G业务执照的大部分权利售给荷兰KPN NV公司和日本NTT DoCoMo公司，然后又逐渐放弃了德国、波兰和瑞士市场，而且强烈表示不会进入法国市场。所以，霍建宁道：“我们从未说过要创建一个泛欧的3G网络。就我们来看，这块市场风险太大。”但对这种风险太大的业务通过股票交易的方式却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这就是李嘉诚投资3G的原因所在。
在3G泡沫时代，李嘉诚看到了巨额利润下的风险，明白自己应该果断放弃，因此他选择套现退出。果然避免了大的损失。这种不为高利润而冒太大风险的审慎抉择，实在应该让急功近利的人得到一些启迪。
宁可少赚，不可亏损
不冒险、求稳健，还反映在对待一些一时看不到前景的项目上，李嘉诚的方法是当断则断，宁可少赚不可亏损。
1986年，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谁知，种子撒出去，却不见摘回丰硕的果实——投资回报不理想。
1992年8月，和黄公布1992年上半年业绩，李嘉诚毅然宣布为加拿大赫斯基石油的巨额投资作出14.2亿元撇账（指凡公司未能收回资货物形成坏账，或其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楼宇等大幅贬值，又或投资失利，因而使公司出现巨大亏损，有关公司在业绩公布时，都会把该款项撇除。撇账后资产或盈利将会下跌），令和黄盈利倒退。李嘉诚认为这项投资亏损，是马世民管理出了乱子。他曾说，如果和黄没让合作伙伴左右决策，收购另一家石油公司，和黄收购赫斯基，绝不会亏损。
李嘉诚怪罪马世民，是因为马世民策划的海外投资项目，接连失利。1989年马氏再买下生产天然气为主的Canberra，却没有取得这家公司的、决策权，由人家管理，没有当上这家公司的主席。痛定思痛，李嘉诚决定不听马世民的解释，将赫斯基石油14.2亿的账撇得干干净净。
李嘉诚对失败事业的态度是当断则断，生意多的是，他情愿去开拓新的领域，开始一单新的生意，而没有耐心去挽救一桩亏损的生意。李嘉诚认为，亏损的事业在竞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此，能断就断，能卖就卖。与其花费大精力去扭亏，不如选取一项前景看好的事业重新开始，扭亏花费的精力往往不能与收益成正比。
在CT2项目上，我们又一次看到李嘉诚的稳健作风，以及对前景不明朗的项目的处理风格。CT2（第二代无线电话）是马世民的另一项重要投资。1992年，和黄在英国推出CT2，市场反应冷落，客户不到一万，不及预期的1/5.最令李嘉诚担忧的是和黄要投资60亿港元，建立电讯网络，另外加上一二十亿的辅助投资，总投资额近百亿。对这种未被市场认可的高科技项目，李嘉诚不似投资地产那么有把握，故决定果断放手。从1992年中起，和黄关闭在台湾、孟加拉的CT2业务，退出澳洲等3个流动电话网络的竞投。
李嘉诚认为收缩不够，主张卖盘，全线撤退。马世民不肯认输，跟老板李嘉诚顶撞起来。他认为CT2前途远大，现在匆忙下结论，为时过早。也许马世民对未来的判断是对的，但作风一贯稳健的李嘉诚不会投下这近百亿元，去冒险等市场作出最后结论。若是客观地评论，马世民与李嘉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马世民的观念和做法富于开拓性，但是其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有悖于李嘉诚的投资理念——晦暗云雾中的事物，如果看不清，又何必去冒险呢！
李嘉诚是实在的，地产是能短期见效，且十拿九隐的投资，故希望吹糠见米的李嘉诚的主力均集结于此。拿近百亿元去下赌注，实在是李嘉诚所不为，这时的李嘉诚，宁可少赚，但不能亏蚀。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创造财富的方法是无穷的，只有集中优势在熟悉的项目上，对不良业务及时叫停，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逞一时之气，显一时之威，到头来只能是自己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现在有些企业家就是缺乏这种进退自如的状态，往往为了某些既得利益心怀忧虑，拼命争取。与其那时来收拾残局，甚至造成亏本，倒不如从一开始就理智克制一些。
与其到头来收拾残局，甚至做成蚀本生意，倒不如当时理智克制一些。
亏损业务，当断则断
李嘉诚曾将做生意比喻成打球，说：“做生意有高有低，就像第一杆打得不好，那么打第二杆时，更要考虑如何应对。”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生意经。面对亏损业务，李嘉诚当断则断，有潜力的业务继续加大投入，而没有前景的业务则早早关闭，保留实力，为下一财富点的开拓留下基础。
2007年6月，因涂料含铅超标，美国召回大量原产广东的中国玩具，广东玩具行业遭受巨大打击，10月，中国玩具巨头合俊集团倒闭，同时大量玩具工厂倒闭，玩具行业大萧条，订单急剧减少，2008年美国次级债风波引发全球经济危机，银行银根紧缩，玩具业更是雪上加霜。
2007年9月30日，离东莞玩具生产商合俊集团倒闭前近两周，和记港陆出售东莞冠越81%股权，东莞玩具生产商合俊的倒闭，原因众说纷纭，但其所在的玩具代加工行业正处于不景气，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合俊倒闭前，李嘉诚所控制的和记港陆即在2007年底开始陆续转让其所持有的玩具实业资产。港交所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12月和记港陆以1500万港元的代价转让其所持有的中山国际玩具81%的股权，2008年9月和记港陆再次以3645万港元代价转让其所持有的东莞冠越81%的股权。两笔交易，和记港陆估计总共亏损近600万港元。
据和记港陆此前公布的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年报显示，和记港陆的业务主要由玩具部、地产部和科技采购部组成。其2006年、2007年盈利分别为5161万元、3.22亿元。
而从近3年年报来看，玩具部仍然是和记港陆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自2006年开始玩具部就处于亏损状态。
2006年和记港陆全年营业额为17.345亿港元，而2005年该项数据为18.497亿港元，同比下降达6%，当年盈利也由上年的4900万港元，直接跌落至亏损的状况，2006年和记港陆亏损3120万港元。2007年，和记港陆营业额和盈利继续下滑，其中营业额同比减少13%，亏损更是扩大至5840万港元，同比增加近87%。
和记港陆公告中表示，玩具制造业务面对挑战，出售公司余下玩具制造业务符合公司及股东之整体最佳利益。
和记港陆的玩具业务主要以贴牌为主，所出售的东莞冠越和中山国际玩具均为玩具加工制造业，其本身并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主要来源于加工费收入。
但是，近年来，这些以贴牌为主的玩具制造企业，不断受劳动成本和原材料上升的重压。
不仅仅是直接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人民币升值以及厂商检测的费用都在逐步上升。据香港贸易发展局一项调查显示，在内地生产的港商，其以人民币结算的生产成本部分平均为30%，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0%，即表示在其他成本上涨因素外，生产成本亦上升2%～4.5%。
此外，受2007年玩具召回事件影响，厂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投在检测、物流采购及质量管理上。不断增加的成本，使得以代加工为主的“东莞冠越们”的利润越来越稀薄，实际上，早前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头7个月，中国已经有3600多家玩具厂倒闭，只剩下约3500家玩具厂仍然在生产。
也许，李嘉诚“贱卖”东莞冠越和中山国际玩具，实为和记港陆明智的过冬之举，据两则公告，两笔买卖可为和记港陆带来至少5600万港元的现金流。
面对亏损的业务，市场不景气，前景不乐观，一定要当断则断，切忌和业务谈“恋爱”，虽然放弃一手创建的业务，难免心感凄凉，但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适当的时候必须放手，如此才能回流资金，才有再战江湖的能力。
能进能退方显高明
在李嘉诚看来，能进能退方能体现出投资家攻守策略的高明之处。局势有利则乘胜追击，情势逆转则全身而退。智者于时局涨落之中能辨其利颓，眼光开阔、从容应对方能彰显大商家的睿智高明，李嘉诚收购美丽华酒店时自愿放手就可堪借鉴。
美丽华酒店是杨氏家族的祖业，但创始人却是一批外籍神父。20世纪50年代初，九龙尖沙咀有一家教会小旅店，专门收容被驱逐的内地教堂的神职人员。1957年，中山籍商人杨志云，因一次偶然机会购得这家小旅店。后来几经扩充，到70年代，美丽华已经是拥有千余客房的一流酒店了。
1985年，杨志云逝世，其子继承父业，美丽华仍风生水起。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香港旅游业空前萧条，到1991年美丽华入住率还未突破50%。杨氏兄弟遭众股东指责，集团元老何添出任美丽华集团主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香港旅游业转旺。1993年，美丽华已恢复元气，渐入佳状。然而，各大股东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融，而且杨氏兄弟之间不团结，大哥杨秉正坚决不放弃祖业，而其弟杨秉梁则主张去美国发展，此时正是外强“入侵”的天赐良机。
从1990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扯超人衫尾，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以长实的财力与中泰的背景，欲得美丽华，简直如瓮中捉鳖。一位财经评论家说：“满香港，再也找不到第二对这么强大的黄金拍档。”
当时，美丽华集团的主要物业有三个方面：一是美丽华酒店，位于九龙尖沙咀商业旅游区，估值24亿港元；二是深圳蛇口南海酒店，估值12亿港元；三是柏丽广场。第一期估值10亿港元，第二期估值47.5亿港元，这三项加起来，总估值93.5亿港元。1993年6月5日，长实与中泰各占一半股权的新财团，向美丽华提出收购建议，每股作价15.5元（认股权证8元），涉及资金87.88亿港元。
美丽华集团于9日申请停牌，停牌前市价为14.8元。李嘉诚15.5元的收购价，溢价不到一成，一般要溢价二成方可生效（即为众股东接受）。市场普遍认为，李氏荣氏的出价太低。李嘉诚是股市收购的老手高手，他应当深谙此理。也许他是过于自信，认为不会再有强手跳出来与其角逐“猎物”。
据李嘉诚自己说，他们此番收购，是美丽华的一名大股东主动提出洽商，该股东有意出售其所持股权，并且持股数不少。这会是谁呢？难道会是杨氏家族掌门人杨秉梁？
1993年6月14日，美丽华董事总经理杨秉正发表公开信，声称全部董事均未与长实、中信达成共识，美丽华物业发展潜质极佳，资产净值为20元每股。信中提到，6月8日晚才接到李嘉诚、荣智健财务顾问的电话意向，而次日早上9时，收购建议书就送到美丽华董事局，“这么庞大的收购行动，未给予当事人适当时间去了解，而突然采取行动，那当然算不得友好和善意。”杨秉正显然对买主每股15.5元的价格不满。
市场传闻，主动与李嘉诚接洽的股东，很可能是美丽华董事局主席何添。据估计，何添所持的股权不及杨家的零头，李氏、荣氏欲获成功，杨秉正才是关键。
6月22日，杨秉正又刊启事，称公开信可能有不适之辞，致使公众对李嘉诚、荣智健两位先生产生误解，谨向两位先生深表歉意。
杨氏家族只持有三成多股权，李、荣集团全面收购，仍取胜有望。不料，“半路上杀进个程咬金”——李兆基的介入，使局势完全逆转了。
谁能想像李兆基会公开与李嘉诚“为敌”呢？二李交情之深，世人皆知。他们是地产老拍档，曾去温哥华共同投得并发展世博会旧址，总投资百亿。他们是高尔夫俱乐部的“波（球）友”，每周相聚一次，形影不离。更令人称道的是，不久前，他们共同推出一个“嘉兆台”高级地盘，把两个人的名字合成物业名，成为两人友谊的永恒象征。
原来，未陷债务泥淖的杨秉正，完全可抓住所持股权不放，但他真的担心“怀璧惹祸”，就寻找第三者为其“藏璧”。这个人必须是其父的至交，并且财力在香港十强之列，这只有李兆基了。
李兆基碍于李嘉诚的情面，开始十分为难，但现在至交杨志云遗孤有难，不帮又说不过去。杨志云在商界名声卓著，深得同仁尊敬。眼看杨家祖业行将被外强“吞噬”，身为杨志云生前的世间挚友，必会遭外人指责。
不过，真正促使李兆基下决心的，还是杨秉正的“送璧入怀”。美丽华前景广阔，谁不垂涎欲滴？商场无父子，友谊在利益面前也可先放在一边。于是，李兆基决定给密友李嘉诚致命一击，与杨秉正私下签订协议。杨秉正以极优惠的条件，让李兆基保证只做股东，从杨氏家族购得略超过三成的美丽华股权。李兆基保证只做股东，管理权仍为杨氏家族所控，从而解了杨秉正的心头之患。杨秉正最担心美丽华一旦被另一家财团控得，杨家就被清扫出局。
李、荣集团接到消息后，一时方寸大乱，决定先把15.5元的收购价提高到17元，与李兆基的同等收购价对抗。
到7月12日，以杨秉正为首的8名董事，仍拒绝百富勤（长实与中泰委托的财务顾问）的收购建议，他们手中还控有7.61%美丽华股权。而以何添为首的5名董事持有5.37%的股权，他们主张接受收购。
7月16日，百富勤仅购得13.7%股权及9.2%认股权证，股权未购满50%以上，面对如此情形，百富勤果断放手，坦承收购失败。做生意，难免遇到阻力，李嘉诚权衡利弊后，觉得不值就能做到不带遗憾地放弃。这无疑是一种经商的良好心态，其他生意，他也都持这种态度。
胜败乃兵家常事，商场上你争我夺，硝烟弥漫，有闪失、有挫折都属正常状况。李嘉诚虽在收购美丽华酒店一役中失利，但他能够审时度势，不强逞“一时英雄之气”，事不可为就果断放手，足以彰显其大心胸、大气魄。所以，想在商场上做常胜将军，关键在于要清醒地知己知彼，能战则战，不敌则退保实力。这样才会游刃有余，稳健取胜。
放弃同样是一种胜利
李嘉诚一向主张善意收购，面对复杂的商场，并不是每一次交易都能赚钱，也不是每一次目标都能实现。当他无法在善意的氛围中收购一家公司，他宁可放弃股权，套取现金。对于他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胜利。
1987年，怡和置地公司惨淡经营，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外界对于财大气粗的华商集团有意向收购置地公司的传言四起。在这些被传有意收购置地公司当中，像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包玉刚的环球集团、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李兆基的恒基兆业等，也的确都是实力不容小觑的角色。
置地公司这个曾称霸一时的集团，现在变为别家财团的刀下鱼肉。有很多富豪闻风而动，与凯瑟克家族频繁接触，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其中被人们传得最多最广的还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据说，李嘉诚也为此拜访了西门·凯瑟克，他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的置地股权。虽然这已经比置地公司当时每股10港元左右的市价高出了很多，但是西门·凯瑟克还是不满意，并留下一句让大家感到模棱两可的话：“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虽然李嘉诚当时对置地公司股权的收购表示出了意愿，也有迹象表明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行动，但是他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股市投资运作中，可以说有了良好的时机就等于有了一切。那时香港股市形势一片大好，很快便攀到历史最高峰。李嘉诚知道这对于低价购买置地公司的股权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一直按兵不动，静静地等待最佳时机到来。
1987年10月19日，扶摇直上的香港恒生指数因为受到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开始暴跌420多点，并在重新开市后继续狂泻1120多点。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概就是指的当时股市愁云密布、投资者痛苦不堪的惨状吧！这次股市的大幅下滑令香港商界人人惶恐不安，大家都在想办法尽最大努力恢复元气，当然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参与其他的收购活动了。当时，置地公司的股票又下跌大约40%，凯瑟克家族的人也为此感到惶惶不安。
幸而这次股灾来得突然、去得也快，1988年3月底恒生指数就开始慢慢回升。同时，银行调整了贷款利率，房地产的经营状况逐渐好转，股市也渐渐恢复了繁荣和兴旺。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收购置地公司的传言又再次被扬起。据一些媒体报道，李嘉诚在1988年二三月间，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级参谋包伟世。当时股灾已经结束了近半年，置地公司的股价从最低点回升后，仍然在每股8港元左右的水准徘徊，而且比股灾前的水准低很多。这个时候不管谁对置地公司进行低价收购，都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
本来对于李嘉诚来说，这已经是放手一搏的大好时机，但是事情却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怡和公司的一干人，面对华商的挑战，不愿意束手就擒，凯瑟克和包伟世急忙进行磋商，开始着手计划反收购行动。
4月28日，怡和策略与其所控股的文华东方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以每股4.15港币的价格，发行10%的新股给怡和策略，使怡和策略持有文华东方的股权比重由35%增加到41%。
这对于做好充分准备以期收购置地公司的各路英雄好汉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李嘉诚从变化的局势中立刻看出：这虽然和置地公司没有什么关系，但这绝对是怡和公司对置地公司反收购的信号。怡和公司随后还可能采取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收购置地公司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为了有效地防止置地公司走上文华东方的路子，5月初，李嘉诚和郑裕彤、李兆基以及荣智健等一起决定，趁怡和公司另一波反收购行动前向怡和公司摊牌。面对西门·凯瑟克和包伟世，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说明了长江实业收购置地公司的诚意，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每股12港币的价格，收购怡和公司所持有的置地公司25%的股权。
早已有所准备的凯瑟克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否定的观点：“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公司只是市价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有半点损失，如何能从每股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对于凯瑟克的精明老到，李嘉诚显得很平静，他反问凯瑟克说：“每股17港元的价格，并不是当初双方商谈的最终价格，大家都对此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是商场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目前置地公司的市价才每股8港元多一点，以每股12港元这样高出近4元的价格收购，怎么能算是收购价下跌？”可惜，随后郑裕彤咄咄逼人，对包伟世挑战说：“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财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对此，包伟世强硬地表示愿意奉陪到底。
至此，局势对于李嘉诚来说已经明朗至极，收购置地公司的大好时机已经不复存在，而适时放手才是当务之要。分析此中原因，主要是怡和面对华资财团的收购并没有坐以待毙，如果他们真的像处理文华东方一样对待置地公司，华商反而会处于一种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此时，若要成功收购置地，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李嘉诚并不是一个逞一时之能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是他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选择放弃的时机也同样重要，过早也许会失去挽回局面的机会，过晚则会在僵持不下的时间里消耗大量元气。
在收购置地公司这件事情上，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和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随后怡和策略宣布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以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份由25%左右增加到33%；同时，协定中还有一项附加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内除了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就这样，一场数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置地公司收购战终于宣告结束。很多看好华商集团的媒体对这个结果都非常失望，称此为“一场不成功的收购”、“华商滑铁卢”。但实际上，虽然李嘉诚等人没有获得最后成功的收购，但是在出卖股权后，他们仍然能获得大约1亿港币的税后利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避免了恶意收购将会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更惨重的损失。
李嘉诚并非是神，收购失利的结局对他来说再正常不过。但这其中，李嘉诚能够在适当时候放弃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商场如战场，谁胜谁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认为自己势在必得，而是应该权衡利弊，一旦代价太过巨大，不妨放弃以免损失惨重，这同样是一种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