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学”。要理解与把握文学作品，关键在于“知其人”，而要真正比较深入准确地把握人的本质，人格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对魏晋文学的认知与评价，自唐朝以后以否定为多，认为是“八代之衰”。这样的认识，现代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翻案文章，成果相当显著。其实，前人对魏晋文学的否定，其因颇为复杂，而对魏晋人的行为表现及其内在的人格意蕴持否定态度也是重要因素。所以，要比较彻底地廓清古代人对魏晋文学的认知偏差，就必须对魏晋人的人格重新作一番历史的审视，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认知的障碍，进而比较客观地科学地认识魏晋文学。
一
“士”的原始意义，已经很难考察，许多学者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但是至今也难有可以服众的结论。
《辞源》列出七条义项，其中四条有关名称的：①从事耕种等劳动的男子；②古时四民之一，位于庶民之上；③官名，有诸侯之官（上士、中士、下士），刑官（即士师），官吏的通称；④兵士。这些义项中，②和③与我们的论题有关。
《汉语大词典》在这基础上有些增补，如：①未婚男子；②成年男子的通称；③男子的美称；④智者、贤者，后泛指读书人、知识阶层等。这些阐释，最后一项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更为密切。
我们要讨论的“士”，就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从历史背景看，士的变化很大。士在西周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品级，是靠田地税收生活的，非直接通过生产劳动而谋生者，从事下层官吏与侍卫、出征等事务。自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降，士的结构与功能不断发生着变化。根据古代中国实际，我们权且将“士”定义为兼负“社会良心”与“知识载体”的双重职责的古代知识分子。
“名士”也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概念。最早是指“名望高而不仕的人”。《礼记·月令》：“[季春三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这样的定义合乎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
以现存文献看，“名士”这一名称的出现应该在战国晚期。先秦著作中，除了前面引述的《礼记》外，《吕氏春秋》是出现“名士”较多的一部著作。卷三曰：“是月也，生气方盛……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窷，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高诱注曰：“有名德之士，大贤之人，聘而礼之，将与兴化致理者也。”这里的“名士”显然是指品德高尚，贤能著名，没有出仕受禄之士。卷四：“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子张，鲁之鄙家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此处所举，实际是因学而显名者，或以学问，或以守道持节，或以忠勇等等，皆有名于世，而得到社会权贵的礼遇。卷九：“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此番言语中的“名士”当指“知者”也，即通达人事物理之故者，因此可以与贤达相并。《吕氏春秋》为杂家之作，因此“名士”意蕴较为宽泛，显然与《礼记》中所言有所不同，只要名望很高就行，不限于不仕者，已经与后世的含义比较接近了。这样，《礼记》中的“名士”相当于先秦时期出现的“处士”、隐士。《史记》中，“名士”凡六出，皆指先有高名于世，为权贵所尊重礼请之人，至于以后是否出仕则不计了。如狐偃、子成父、孙武、张耳、陈余、壶遂、臧固、郅他等等，都是著名于世，有的后来染指天下之事，且显功名于历史。至于《汉书》、《后汉书》所言之名士，基本上以显名于世为准的。因为自秦一统天下后，社会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难以“不仕”作为名士的必要条件了。因此，名士主要指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影响极大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个与“名士”含义接近的名称“高士”，其最早出现于《史记·鲁仲连传》：“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此“高士”当专指有高名而不仕的人，也就是说从功能上取代了先秦的“名士”，而为后代“名士”中的一部分人。时至三国、西晋，高士之称似乎更为人们喜用，嵇康作《高士传赞》，皇甫谧作《高士传》，以下类似的史传作品不绝。皇甫谧的《高士传·序》称：“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缺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又近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在此，皇甫谧亮出了自己“高士”的标准：“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这个标准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持节不屈；二是有始有终。这应该是他对名士多不能终始的现象而发的，也是对远古精神的回归，自然是他始终不仕西晋的最好诠释。人生活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无法避免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名士也是如此，欲彻底杜绝干扰，那只有遁迹一途。所以将“名士”改为“高士”不仅与义相谐，而且避免了不同的历史实际给“名士”的内涵带来不断的更改之虞。
但是，由于“名”是根据一定社会中人的判定而有，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观念、衡量标准都有各自的时代内涵，先秦的名士与两汉的名士就有很大不同；魏晋名士自然与两汉的名士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所说的魏晋名士，是指生活于三国两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不断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相当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并不感到陌生。他们实际是生活于魏晋期间的一批精神贵族，文化精英，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也与以前的传统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他们在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二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魏晋名士的分类，传统上有东晋袁宏的《名士传》所说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三类（《世说新语·文学》）。我们增加袁宏生活的江左名士，再往上推至建安名士，一共有五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