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名士在竹林名士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习惯上认为虚谈任达为其根本特征。其实他们并不全是如此。从当时的实际看，中朝名士还是明显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其中第一类就是身高位重却虚谈为务，风神飘逸，那是主流派。第二类是热心事功，竞于名利的，属于非主流派。第三类是任达放诞派，势力也很大。
作为主流派的清谈派们，身居高位却虚谈不务世事，也是被后代论为“误国”的一派，大抵是贵族出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文化熏陶。裴楷、乐广、庾子嵩、王承、阮瞻、卫玠等，王衍是其代表。他们既是司马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身居要职，但是他们并不是这个政权的忠实卫士，而是司马不得不拉拢却不可能成为支柱的一批贵族。所以，他们在这个政局里虽然必然性地得到要职，但又是必然性地不为这个政权卖命。他们的人格表现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淡漠世事。远离司马的事务是这些人的重要特征。司马氏的政权本身先天不足，完全在不合法的方式下开始，又在开幕之初就尽显虚伪面目，因此同为世家的贵族们不会倾心于新朝。但是他们又不敢反对。前有党人之血，正始之腥，竹林之鉴，他们对世事，尤其是政治普遍采取了回避态度。皇甫谧终生不仕屡征不起；王氏家族大多虚应世务，热衷清谈；乐广等人可以整日清谈不厌，饮食俱废，就是不务实事，等等。西晋的政治形势与前代教训，已使大批名士胆寒，不愿也不敢过多涉足政务，唯以清虚为尚。
朝隐为尚。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自愿与被迫为官者大有其人。与其他各代相异者，这些官员普遍不理公务，成天谈论嬉戏，或相邀结伙博弈，等等。对这种新式为官之道，他们美之名曰“朝隐”。这类朝隐之士，上至三公，下至小吏，虽亦有人弹劾指责，无奈潮流好此风尚所在，反之即是俗人。古人云：“无官一身轻。”可是他们有官也是一身轻，而且不务政务，根本无关紧要，可以说身在朝堂，心在江湖；身披紫袍，心无所系。
热衷清谈。中朝名士最具有趣味的事是清谈。此间的清谈已不是邀集的聚会，而是随时随地可进行的活动。名士相见，清谈是最佳的待客之道，交往方式。士林间的声誉并非是官位高低，出身贵贱，而是清谈才能的高低。清谈，可较玄理的高下，即时的反应敏钝口才的妙劣，不能多在政事功业骋才，清谈中可各尽其能，而且一场清谈中妙理隽语给人的审美感受，可满足文化精英的心理享受。这种骋才使能，主要是满足当时的心理享受，并无名垂青史的欲望，所以清谈高手们，大多有盛名于世，却无功业垂史；高谈阔论于时，却无著作留世。
讲究修身养性。这些人的学识修养、性格修养和容貌修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一些人吃药养生，面如傅粉，肤若玉脂。他们的谈论充分显示出对传统典故、语言功夫的极高的水平。其典故的熟识与运用之才，语言的巧妙流畅、回应迅捷之能，后代人都难望其项背，所谓“信口雌黄”“口若悬河”等都是当时人的现场表现。至于高雅大度，不拘小节，风神潇洒，更是他们的飘逸脱俗之所在。
模糊是非界限。清谈名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对许多是非问题，采取混同之策。他们对玄学的理论问题与社会现实的一些问题都“一视同仁”，泯灭其间的区别。这种做法当然可以视为老庄，尤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方法。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对出入官场的士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清谈名家，到后来基本上是以骋才为目的，义理是否精当，有无创新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言语新颖，模棱两可就是最佳，特别是“将无同”是人们常用的对付别人提出要求分辨异同问题的妙答。
第二类人是勤于事功的。其中一部分是司马氏政权的核心，他们本是司马政权建立的元勋及其后代如傅玄等人；另一部分是统治中心外部的人物，或者出身贫寒而才能出众，不满世族独霸政权的，也有自恃才气欲彪炳千古者，如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人。这类人从表面看是服膺儒术，积极入世，与社会普遍浮夸放诞相反，其实他们的人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扭曲了。其主要特点是：
由理想的建功立业变成实际的追名逐利。如张华，在西晋他是学识与为人都受大家尊敬的人。他在反对杨皇后及其后党中似乎代表着正义，也因此受到士林尊重。但是在得到贾后的信任与获取高位后，他基本就倾心于贾后，在人们谋求铲除贾后的过程中，为了一己之私而犹豫不决，最终导致错失良机。后来贾后的乱政及其后的“八王之乱”，他虽非主谋却也难辞其咎。再如潘岳、左思、陆机诸人，本非司马阵营的内部人物，但是因在事功方面急于求成，以致丧失名节，以后的悲剧多少有咎由自取的味道。
因性格刚烈而多与人冲突。无论傅玄还是陆机等人，似乎保留着儒家的正直之气，实际已蜕变为负气争斗。傅玄批评正始玄学之失与士风浮华都是可取的，但是他个人情绪色彩过分，发言处事多有可滋议之处。与皇甫陶相争，虽为朝政而起，但“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其中不免有傅玄责怪皇甫陶忘恩负义，借题发挥的成分。”陆机入洛后因中原士人鄙视江东士人而多次与他们争辩，几乎触机即发，也属此类。这种表现不仅与名士的“雅量”大相径庭，就是以一般的为人准则相衡也毫无风度可言。
重名甚于一切，以致斤斤计较。他们遇“名”特别敏感，导致行为变形。例如《晋书·傅玄传》载录“骂坐”一事：“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因礼制的变化而在大庭广众骂人，虽或许为维护旧制而存儒家之意识，但是骂人之举完全丧失儒家的温文尔雅，且后来骂众百官更是纯粹意气用事，而自表不实，哪有儒者风范？究其因大概是将他的位置挪于诸卿下。
过于自尊与建功心切，以至于不顾利害。这些人对自己不仅充满自信，自尊心也特别强。欲建不世之功且有“舍我其谁”的意念，他们自视很高，因此触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论就相当看重，往往随即就有激烈反应。陆机只要听到别人的不重视自己乃至涉及家族、江东人的议论，就反应特别激烈。傅玄的“骂座”与“激争”大多因此。左思的《咏史诗》所叙之事属实，所发议论也合理，但是情绪偏激也是事实。特别是陆机等人，为了建功立业，竟然不停地投身权贵，名利熏心，不仅毫无名节可言，连自己的性命安危都不顾，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果。
这类人虽然积极事功，好像符合儒家的规范，其实那只是表面。究其内质，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他们的事业，依照当时的情势论没有正义，也不是为天下苍生，主要是为自身利益，为自己家族利益。不管他们成功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在当时不被士林看重是必然的，后代人往往只是从积极入世就不加分辨地肯定，那是有失偏颇的。尤其令人伤感的是，他们竞竞一生，却并无功业流芳百世，只有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尚能以自己并不甘心的文学家留名后世。
第三类是任性而为，狂放不羁，毁礼弃俗之人。如果说清谈是一种儒雅的无为，那么种种狂放不羁的行为更具有庄子式的逍遥。中朝名士从阮籍、刘伶等人那里继承了狂饮之习，完全不顾世间常情常理，唯酒是命。窃饮不为偷，裸饮不算羞，日夜不醒不是怪。此间，各人之间关系也变得彻底平等，父子、夫妻、官吏之间已无“礼”的约束，互唤名字，相谑成趣。这些人数量众多，顾荣、张翰、毕卓、胡毋辅之、王澄、张湛、谢鲲、山简、阮孚等等。他们大多出身名门，也有不少身居要职，但都遗落世事，整日放诞任达，行为乖张，其主要特点有：
毁坏礼俗。这些人都把遵守礼节当做最俗之事，行为与礼相悖成为最大特征。王澄出任荆州刺史，官员倾城而出为之送行，但是他却在半路上爬上一棵树，掏鸟蛋玩，还解除了自己的服饰。张湛在自己家的门前屋后种满了青松翠柏，被人称为屋下陈尸。毕卓身为吏部郎，可谓政府高级干部，却越墙而入，半夜偷饮新酒，喝得烂醉被下人当贼抓住。他们还常常赤裸着嬉戏或者狂饮。胡毋辅之的儿子胡毋谦之，经常呼唤他父亲的名字，辅之非但不生气，反而相当高兴。袁山松出游，喜欢让左右唱挽歌，路人称其为道上行殡。但就是这些“鄙视”礼教的狂人，恰恰又是“至孝”“纯孝”的人！
身在庙堂，心处江湖。这类人大多是官员，但是心远公务。谢鲲与晋明帝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明帝问：“君自谓何如庾亮？”谢鲲不无自豪地回答：“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晋书·谢鲲传》）他们的自报家门确实说出了自己的本质特征，即身虽在庙堂，但是心全在丘壑。这里有老庄的自然人格在。因此，顾恺之画谢鲲，就是把他放在岩石中间，以体现其名士风度。这类名士基本上不去衙门上班，整日不是喝酒就是做其他娱乐活动。如山涛的儿子山简，每天的“上班”就是骑着驴子出去闲逛。
纵饮无度。这类名士与前两类不同，他们几乎人人都是狂饮之人。被称为“八达”的毕卓等人，经常毫无节制地狂饮，没有时间限制，也无场合局限，更不讲饮伴，白天黑夜，酒肆马厩，都是饮酒的好去处，好时光。或许你在行路时候会在路边看到甚至踩到一个“熟睡”的人，不用怕，那肯定是毕吏部或者他的同僚喝醉了酒而已。或许你上衙门去办事，但是看到的是门框上蜘蛛网已经布满，尘土已经很厚，那也不必奇怪，熟悉的人会告诉你，山刺史从不来上班的，你要找，那就去山间水边，他喝酒游玩之处。
行为古怪。与其他时期和前两类名士相异，他们都有特别的嗜好。或者嗜财如命，终生聚敛不已；或者喜欢制鞋，其他任何事都不萦怀；或者喜欢美女，不顾礼俗而直接赤裸追求；或者钟情妻子，爱之无度，超越世俗之礼；或者喜爱赌博，无论输赢；自然还有喜欢唱挽歌、种松柏、烂饮酒等等。
机心玄远。其实，在奇装异服，放浪形骸，举止怪异的背后，那些名士并非全然智能低下，趣味肮脏，而是具有深邃的机谋与清醒的头脑的。谢鲲到王敦手下不久就发现了王敦的不轨野心，且明白非自己所能匡纠，因此优游任达，不屑政事，不时遭其不舒，这样他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后来王敦谋反兵败，他就没有受牵连。司马越等除掉了成都王司马颖，请王澄任其司空长史，后迁建威将军、雍州刺史，他都不就职，显然比汲汲于名利的陆机等人清醒明智多了。
这些人也是颇被后人诟病的，以为过于放诞，甚至是纯粹为放达而放达，并没有客观的必要。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西晋虽然为一个王朝，但是社会局势并不太平，朝廷本是不正当的，皇室内部以及他们周围都是群魔乱舞，介入其中，不是为虎作伥，就是投身失所，作无谓的牺牲，陆机等人的结局应该是明证。所以，对他们的放达，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是不妥当的。那些放达之士，后人多难以理解，因为纵饮之害人所皆知，纵欲无度其趣低俗，嗜痂成癖亦非文人之雅举，赤裸嬉戏当非高士之乐为。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呢？身处险境，以放达求自保当为主要原因。
中朝名士的人格及其表现，显示出士人的新的艰苦探索。虽然他们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继承了一些特征，也调整了一些处世方式等，但是因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的人格结构、表现方式等都还没有调整到理想的和谐状态，还是以扭曲的状态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们的很不协调的内外关系，身心矛盾，个体与社会，个性与群体性等方面关系都存在着不和谐的问题，他们自身自然也承受着巨大而激烈的煎熬。这种状况要到东晋，那时的士人在“王与马共天下”的生存环境中才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