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偏安江左，因此东晋名士历史上常称“江左名士”。
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是却也绵延百年（317-420），成为魏晋南北朝历时最久的朝代，也是文人最适意艺术创造最辉煌的时代。宗白华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经典性论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这里所说，其实主要应该指的是东晋。“这全时代的最高峰”——晋人的美，究竟有多么美？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会出现如此美的人？这是饶有趣味的，也是颇难道明的。
东晋可以说是名士的时代。建安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自然也在他们那个时代风光无限，但是结局完美者绝少，而结局不错的又往往有些人格方面的很大缺憾。东晋则明显不同。除了晋末基本上军阀左右朝政外，名士们是国家的柱石，朝廷的重臣，也是士林民间追捧的对象。整个社会崇尚名士之风，欣赏名士风度，到处洋溢着名士的玄远飘逸，潇洒自由。这个时代也是名士最多的时代。人数之多，历代罕有其比。而且名士的“普及”也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上至皇帝（如简文帝），下至一般文士（如罗含）；无论文臣（如王导、谢安）还是武将（如谢玄）；不管是僧侣（如支遁、慧远）还是道徒（如王羲之等），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各样的人里都有名士。由于人数极多，而人格模式反而比较一致，因此分类显得更加困难甚至多余。
前面已经述及，东晋应该是内忧外患连续不断的时代，但是也是名士最为活跃、最为适意、最富创造、最具艺术气息的时代，当然也是魏晋名士人格相对最趋完美的时代。其实这样“奇特”而并不奇怪的现象，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
东晋虽然没有“盛世”，也没有持久的太平，但是这个社会具有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一个鲜为人们注意的时代特征，那就是许多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同一个时空内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使得“比萨斜塔”斜而不倒，危而未亡，给名士们的活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些平衡的力，主要有这样几对：
士族与皇室的平衡。在中国古代，皇室与士族或者其他政治力量如果能基本保持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那么就能达到一种权力均势或者基本平衡，政局就稳定；相反，打破了均势，某一种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另一种力量微不足道，那么社会就很难有稳定态势，或者处于不健康的僵化状态。三国中期，曹氏皇室与司马氏基本属于均势，因此政局稳定。后来由于曹爽的无知与无能，打破了这个平衡，因此出现了不稳定以至于倾覆的局面。东晋政权的建立，就是皇室司马睿在士族首领王导、王敦的鼎立相助下成功的，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是很形象也很深刻地道出了东晋政权的实质。这种均势，对双方来说都不很舒服，无法为所欲为，自然各自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达到了平衡。后来司马睿想要大权独揽，采取了内疏远王导，外防备王敦的策略，结果导致了平衡被打破，王敦起兵攻下建康。后来，皇室与士族虽然矛盾依旧，但是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均势，直到晋末。
中原士族与地方豪族的平衡。东晋政权的政治力量，主要来自中原的皇室与士族。但是政权建立以后，作为主政的王导，主动接近江左地方豪族，邀请其中的精英参与政权的运行中来，使这个政权的基础更加牢固。王导率领南来士族，积极适应江南的生活习俗，拜访地方大族，学习地方语言，也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感情沟通之后，在顾氏、陆氏、朱氏、张氏、贺氏与周氏等大族中择优任用各级官吏，使得东晋政权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当然，士族与地方豪族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矛盾乃至小的冲突，但是他们在矛盾中也各有些退让，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双方基本上能和平共事。
文武的平衡。对一个政权来说，文与武的平衡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宋朝优礼文士，但是过于倾轧武将，不仅文人带兵，而且武将在战场上常常没有真正的指挥权，导致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事中屡屡受败，最终王朝被异族取代。东晋其实内部矛盾倾轧不断，外部还有异族的威胁，但是摇摇晃晃地生存了一百余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与武将的矛盾与力量也达到了总体平衡的状态。东晋初年，王敦本有觊觎皇权之心，而司马睿又采取了愚蠢的不信任策略，给予王敦举兵的口实，建康一度被攻下。当时的王导虽然与王敦同出琅琊，但是并不赞成王敦的行为，在内牵制了王敦，最后设奇谋挫败了王敦的篡权计划。如果两王一文一武，一致夺权，东晋的司马氏改为王氏也有可能。后来的大将军桓温也欲篡夺政权，正是谢安等名士文臣多次挫败了他的阴谋，使桓温在悲愤中遗憾地死去了。文武之道，一致扶持皇室固然好事，一旦出现文武合力篡权，王朝的危险就更大了。东晋期间，武将辈出，而睿智的文臣也不逊色，这样也在文武的矛盾中构成了对朝廷有利的平衡状态，维持了东晋王朝的生命。东晋的灭亡，应该说与文武均势的打破也有一定关系，东晋末年军人不仅掌握着军队，也左右着朝政，朝内再也没有王导、谢安这样能与武将抗衡的文臣了，一边倒的政局自然没有了平衡，倾覆是必然的了。
几姓士族的平衡。东晋政权，朝中的几个大姓士族之间，也长期基本保持着平衡态势。起先王氏主导，而谢氏、庾氏、桓氏等世家大族都参与朝政，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没有出现王氏独揽朝政的局面。后来谢氏取代王氏，成为朝中主导，而其他各族也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到了晋末，先是桓玄独揽军政大权，差点灭了东晋；紧接着是刘裕，也是军政独揽，最终灭了司马氏。东晋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几个大姓之间虽有主次，但是能共同执政的话，就能保持一种互相牵制约束，又互相协调的平衡，使政权的现状得以维持。
东晋政局的这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力量盘根错节的状况，前人一般都持以否定态度。其实，从士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说，这倒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美好空间。因为各派势力都难以独裁朝政，表面上似乎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摇晃姿态，实际上倒是在不太稳定中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没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自然没有了对士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唐至尊，士人的个性得以有张扬的空间与条件；没有某一大姓独揽朝政，就不会出现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中的政治局面，皇室也就不会成为别人的工具；文武均衡，各行其是又互相制约，谁也别想篡夺皇权，改朝换代。似乎各种力量，各色人等，都在这个既不稳定，又很平衡的社会中，取得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的安身之所，特别是一些对政治兴趣不浓的士人，更可以在大家小心谨慎地出入于官场仕途之余，自己逍遥山林或者徜徉于玄谈场上，或赋诗言志，或泼墨倾情，或啸傲江湖，或采药桃源，可以说乐其所在，乐其所为，其行也无拘，其思也无束，其想也无限，其神也无囿！世间最为潇洒，唯江左名士乎！
东晋名士的生活空间，还有特定的地理文化氛围的因素。江左，山水清润秀洁，与雄壮浑厚的北方大异其趣。小桥流水，移步换景。春雨绵绵，秋霖丝丝，夏日炎炎，冬阳融融。空气湿湿的，雨丝连绵的。南方的饮食与北方也有很大差异，《世说新语》就有北来世族王导等与东晋地方大族互相宴请而客人肚子出洋相的事。吴地的清秀山水、温润气候、柔软歌声、蕴藉情愫，物质的，精神的刺激与滋养，使许多南来的北方士人也就有了与其祖父辈，更与三国及西晋人不同的气质与审美趣味。如浙地山间溪流，轻灵飘逸，也如佛教的色空，似是似非，若有若无，似有还无。西晋人还保留有雄强伟力的一面，东晋人则驻留于委婉柔和之境。吴歌小调足以怡情，会稽细流适意举觞，小品佛经可以提神，崎岖山岭可以养生，清风鸟鸣正好伴唱，绿枝嫩叶恰好赏心。这样的气候条件与山水风景，滋养出来的人格就少狂鲜烈，更多温润秀洁的质地。南朝的山水诗与民歌，其风格的缠绵与亮丽，显然与中原的“建安风骨”大异其趣。
江左之地，前有西周时期的泰伯、仲雍开创礼仪，后有吴国、越国的经营，战国时期又是楚国的属地，春申君的封地就在苏州郊外。秦朝设会稽郡，汉朝又析会稽为会稽与吴郡两个郡县。三国这里是依凭长江天险而建立的吴国。这个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江左的文化因子是多元杂糅的，而且其主流并非中原的儒家文化，更多地具有楚文化的色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国刚立国的时候，孙策是坚决打击道士势力的，但是到了孙权时候，他是儒家、道家和释家兼容并蓄，江南的第一座寺院建初寺就是他支持建造的，而且吴国也是较早出现小乘、大乘佛教并流的国度。到了东晋，佛教的流行比中原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前秦、后秦的长安是佛教盛行的中心地域，但是在东晋时候不仅建康及其附近有许多寺院，成为佛教的南方中心之一，在江州庐山一带也出现了佛教迅速发展的南方中心之一。这期间，朝廷重臣如郗超、孙绰、殷浩等等名士都信奉佛教。佛教徒此时也进入上流社会，出入宫廷，甚至在皇宫内院建立讲经场所，简文帝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自王导开始，名士与高僧已经经常雅会，名士以通佛经为荣；高僧也以与名士交接为尚，以佛教的般若学来重新阐释《庄子·逍遥游》成为时尚。孙绰不仅把七位高僧比附“竹林七贤”，还撰《喻道论》，传播儒家、道家与释家相通的理论。所以东晋是各种思想潮流和平共处，（虽然也有争辩与斗争）各家能够互相吸收融合的开放时期。
东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和微妙的变化。书画艺术，在汉代属于丧志的玩物，至多也只是抄写经书和宣传经义的工具。经过三国、西晋的发展，东晋人更加理直气壮地从事艺术创作，并且把艺术置于与生命一体的地位。整个社会似乎都热衷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使东晋成为最富于艺术气息的时代，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艺术的高峰，不仅有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彪炳千古的大书画家，而且可以说几乎每个名士都同时又是艺术家。当然，围棋等娱乐性的活动，也从低俗不入流的地位上升到文人必能的修养，并且雅称之为“心隐”“手谈”“坐忘”。
那种杂糅新鲜的文化，其开放性特征，对士人的心胸、气度都有开拓解放的作用。例如，从北而来的士族，不久就爱上了湖光山色的风景，也爱上了南方的民间小调。王献之就学习民歌，创作了《桃叶歌》这样迥异北方曲调的歌曲。东晋的名士，似乎比他们的前辈名士更多潇洒，更浓情感，更具有艺术气质，这些新的变化显然来自于江左的地理文化熏陶与滋养的结果。所以，东晋的文化是各种思想并流，各种学派并存的意识形态全面解放的大文化。在这种大文化之中，名士的思想精神、行为模式更加自由和开放，他们的人格才有更广大的张扬空间。
玄学的发展也给东晋名士的理想人格带来明显的变化。在学术界，以往一般认为“玄学到西晋已经发展到全盛时期。”“玄学是魏晋之际涌现的士族哲学，它在西晋已达到顶峰。”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比较完整的文献来论，大概也只能这么说。不过，从历史实际看，情况或许还不这么简单。以玄学的主要流行方式清谈而言，东晋似乎更加普遍。三国时期，何晏他们的清谈虽然势力很大，但是明显有反对的人群，而且力量也不小，盛行时间也不很长。西晋时期，清谈的热度自然超过了正始，玄学的著作也有郭象的《庄子注》等拳头产品。但那时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清谈，以至于有人将西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清谈。到了东晋，士林清谈的气氛更浓，参加的人数也更多，所涉及的社会层次也更广。《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论而已。”可见王导过江就把玄学带到了江左。巡察东晋士人，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士人，文臣武将几乎全都爱好玄谈。简文帝可以说是清谈名家，王导、谢安、庾亮等朝廷重臣也都是清谈高手，连王敦、桓温等凶暴的武将也是清谈的爱好者。再说，清谈的地方也是到了无处不谈的地步。王公大臣的居所自然是经常清谈的方便之处，寺院山间也是可以清谈的。首都建康的瓦官寺，既是佛教讲经说法的地方，也是名士们常常聚谈的场所。清谈的时间也是无时无刻不可以清谈的。王敦幕中，谢鲲与卫玠一谈竟然彻夜，连主将王敦也自始至终陪伴着。西晋的玄学，在向秀与郭象注《庄子》之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进展了，清谈大多是骋口舌之才而已。东晋玄学的进步，以文献论，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例子。一个是张湛的《列子注》，这是对玄学发展贡献比较大的一部著作。另一个是支道林的《逍遥论》等一些论述《庄子》的著作（可惜已经散佚）。支道林的玄学著作虽然难见其面貌，但是其神韵还是可窥的。《世说新语·文学》有这样的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未得。后遂用支理。”刘孝标此处注，还专门引述了支道林《逍遥论》的片断。由此可知，支道林的新义，超出向秀、郭象以来所有清谈家的水平，成为士林普遍认可的阐发《庄子》思想的权威。支道林本人是著名僧人，对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与释典都有很高的造诣，也是当时般若学的“五家七宗”之一。因此他将三教会通，熔铸新义，自然具有胜义。当然，东晋名士的玄谈，主要内容是人生哲学，对宇宙论等命题探讨可能不多。现在的主要难题是当时盛行口才，偶然用笔，也是写过谈过就抛弃了，没有留下足够的文献资料，但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东晋的玄学没有多少进展。
事实上，东晋的经过佛学洗礼过的玄学内容与表现都有较大的进展，而且对名士的人格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般若学的玄妙，《维摩诘经》中的“空观”以及那种居士式的生存方式，正是解决了名士们既要隐遁又不能离世的矛盾，真正从心理层面和人格理论层面解决了他们长期困惑的难题。而佛教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人们的心胸更加宽广，眼界更加高远，思想也更加自由，生活方式更加灵活，魏晋风度更加潇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