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出现的“党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
“党人”的出现，自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自古虽然有文人同气相求的习惯，但是文人结党那是比较后起的，这既与文人自身的秉性有关，也有我国历史传统的因素，特别是在以家、家族、乡党以至郡国、天下的血缘性伦理纽带为根本的宗法社会，加之以皇室将忠孝作为士行士品核心的政治伦理社会，文人的结党难度极大。汉末的“党人”现象其实是非自觉非组织性的行为，而是分散的士人在强大而持久的外力作用下产生的。党人的宗旨是拯救汉王朝，而且其救世之志既坚且韧。这种心理，实际就是汉王朝自己长期培育起来的。汉代崇尚名节，西汉昭帝、宣帝与东汉光武帝、明帝等都是极力褒奖忠孝志节之士，常年的“孝廉”科的举荐征辟，都是培养士人孝养长辈、忠于皇室的有力制度，所以到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室大权旁落、朝政日非的时候，举国士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救助行动。声势一大，指向一致，被视为“党人”就不奇怪了。党人的出现更与长久的政治腐败紧密相关。汉代实行的察举与征辟制度，今天看来自然疏漏很多，但是在当时确实是有效而高明的用人之策。通过最基层的官吏倾听乡议里语，发现品德与才能出众的人才，然后按照定制向上级乃至中央举荐，由上级核实后进行嘉奖和任命合适的官职。这种制度实际上还保存着原始社会的“民主”遗存。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执行者渐渐将这个制度侵蚀了，使其完全变质了。察举与征辟变成了豪族贵戚的专利，真正的德高才异之士反而得不到举荐。假孝子，真贪官都成了皇室褒奖与任用的对象。士人担心汉王朝的命运与前途，自觉地起来维持保护这个已经腐朽的朝廷，这样就出现皇室都惊讶的士人群体行动。这种内外两股力量长期的鼓荡激励，终于导致“党人”现象的出现。
在外戚与宦官专权的时期，人们虽然企望着朝廷能够振作，能够澄清，但是士人们的一次次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整个东汉（25-220）近两百年时间里，只有光武帝、明帝两代四十二年基本是皇纲整肃，皇权独揽，其后的十一帝几乎都在外戚与宦官的专权之下。因此士人的拯救皇室的正义行为，不是作为逆反，就是另设名目受到惩罚，这样长期的倒行逆施，实际表明了“皇室”已经无法维持保护自己的忠臣，更不可能保持朝政的清明，皇权的威望也日趋衰落，士人们最终只有以非常规性的行为来维系他们的朝廷。与此同时，作为统治人们思想的儒家伦理道德在国是日非的时期，作为表率的官吏那里已经沦丧，入仕意味着向权贵，向黑暗污浊势力低头，而儒家的经学也已经堕落为牟取名利权位的工具，通经者往往不是真诚地研究学术，而是以学问作为富贵的阶梯，其学术活动也成为门户势力的附庸，而今文经学的谶纬臆想与古文经学的烦琐都引导经学走向衰落。人们探求新思想新学问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到此时也已经蔚为壮观，形成新的学术思潮。
可以说，党人的意气与行为自然也有偏颇之处，但是他们的勇敢果决，他们的声势浩大，完全是激于义愤，出于忠贞，归于正义，自发地形成全国性的空前绝后的一致行为，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自然。
浩瀚的江海是由点滴汇聚而成的。范晔说：“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党人”的现象也是长期孕育的结果。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历十三帝（包括献帝），平均执政十六年余，其中光武帝三十四年，明帝十八年，献帝三十二年，其余十帝共执政一百零一年，人均十一年余。在皇帝终身制的古代，人均执政仅仅十一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长期的幼主执掌大权，其实就是外戚或者宦官在左右朝政。皇帝就是外戚或者宦官手中的工具，士人们反对污浊势力的奏章就是黑暗势力用来镇压和惩罚的罪证。奸邪陷害忠良，有时就是借皇帝的手和口，所以皇帝的诏书，常常是邪恶势力的旨意。政府的决定也往往是一部分奸邪小人的想法。皇权的旁落，紧接着的就是政令权威的丧失，颠倒黑白的决断，是非判断的淆乱，乡议里誉的被垄断，整个社会出现了议论公正性问题。在这种情况延续到一定时候，民间士林就自然滋生发展出具有一定公正性的“权威”议论，成为人们可以信赖的导向。“清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于社会公众之中的。敏锐而深邃的民间议论，体现了皇纲失御时候的社会良知。当然，这些议论出自关注社稷民生，又思想深刻眼光独到的士人，而内容主要针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是人们最为关切的热点问题，也有许多人物品评，因为这实际取代了察举制度失去真实性之后的新的“乡议里誉”。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在士林民间产生广泛的共鸣，有时甚至会有些比较强烈的反应。《后汉书·范滂传论》云：“李膺振拔汙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宗室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党人之举，不仅得到家人的首肯与支持，在社会上也获得广泛的响应与坚决的支持。起初，操纵皇权者为了稳定政局，欺骗民心，可能会适当考虑到这些议论所反映的民心问题，略作些姿态。但是这些议论本质上是与外戚，特别是宦官的利益针锋相对的，而欺骗性行为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议论自然不可能消失，只会越来越厉害，士林与污浊势力的矛盾也就越来越严重。导致借皇权进行镇压，这就出现了“党锢之祸”。几次“党禁”，从力度上一次比一次大，但是已经被点燃的野火越烧越旺，蔓延至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士人的意志本来具有一致性，而随着矛盾的扩大与加深，唤起了更多的士人与民众参与，变成了全民性的救汉运动。这个活动本来是自发的，没有谁组织与计划，但是随着运动的持久与深入，自然地到了只要有“权威人士”登高一呼，就会有无数的人响应的地步。士人由不自觉，自发地自觉到了群体的力量，群体的利益，群体的义务与社会职责。集体反对中央政权中的腐朽势力，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党人名士以其鲜明突出的群体特征成为汉末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后代名士受其沃溉颇多。大而概之，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高远的志向与抱负。党人身处汉代风雨飘摇之际，大厦将倾，政治黑暗，皇权长期旁落，社会经济凋敝。他们都深为国忧、民忧，希望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裁定社会众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陈蕃就是一个显例：“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汝南先贤传》：“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同上）其实，此际意识清醒者都很清楚，汉室已经到了尽头，根本没有人能力挽狂澜了，徐孺子绝意仕进，蹈高养晦，他告诫郭太，汉室之倾已势不可挡。而党人们则义无反顾地奋斗在救汉之中。他们虽然知道面对的恶势力非常强大，但是儒家的人格理想与汉代统治者长期的培育，使他们别无选择。如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后汉书·杜密传》）他们一旦得到任用，立刻忘我忘家地投入到革除弊政，清除贪官污吏，肃清社会风俗的活动之中，不稍加懈怠。因此在整个社会黑暗之中，似乎他们给社会带来一点亮色，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顾炎武所说的“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日知录》卷十三）实在有赖这些忠勇救汉之士。
二、可敬的品德与气节。党人们之所以在士林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儒家人格标准的忠实践行者。在这些人的传记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评语。刘淑“举贤良方正”；夏馥“言行质直”，“不交时宦”；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羊陟“少清直有学行”。（《后汉书·党锢列传》）他们大多有被举“孝廉”的经历，自小就因严守儒家的道德准则而闻名远近。无论为官一方，还是家居乡间，都以清节自励，从不交结权贵，更不以权谋私。在遭受冤屈后，还能心系朝廷，为天下苍生虑。范滂在受缚前“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后汉书·范滂传》）在自己为善而不得善果的惨痛教训后，实在不忍孩子从反面吸取教训，仍然希望子女保持正直善良的品性。其德操的律己精神，感天动地。在与阉党斗争中，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为正义、为汉王朝、为社稷众生去作殊死搏斗，去英勇赴死。如夏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俱被诬陷，诏下州郡，捕为党魁。及张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遍天下。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后汉书》本传）夏馥本不参与党事，但是因为高名清节为宦官所恐惧，就诬陷他入党人之列。党人张俭逃逸，追捕者在他经过之处，收捕许多无辜者，他为此深深自责。足见其道义承担者的品德。尤令人感动的是范滂。建宁二年，朝廷大诛党人，范滂也在急捕名单中。负责传诏书的督邮吴导，深敬范滂为人，到了县里，“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后汉书·本传》）范滂始终以别人的安危利害为虑，虽然他为国为民而得罪宦官，但是当他看到地方官为了自己而不忍宣读诏书，为了自己可以弃官时，想到的是自己的道义责任，自首系狱，以免他人之祸。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党人在广大的群众之中有那么高的威望，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为他们冒牵连之险，甚至乐意替他们去赴死就义了。
三、出众的才能与勇气。那些党人名士，不仅品德高尚，令人钦敬，而且具有出众的才能与惊人的勇气。陈蕃任乐安太守，郡中有一个以孝著称的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诓时惑众，诬汙鬼神乎？’遂致其罪。”赵宣的假孝，欺骗世人二十余年，历届地方官员都不能察觉，而陈蕃一去立即弄清真相，还以本来面目，其才不为出众乎？再如李膺，为乌桓校尉，“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之，虏甚惮慑。”永寿二年，鲜卑寇云中，李膺被征为度辽将军，到边境，不仅鲜卑慑服，连以前羌人、疏勒、龟兹等屡犯者，“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塞下。自是之后，声振远域。”（《后汉书·本传》）他们文武皆备，内外皆能，洞察幽微，实在是难得的高才。党人面对的是身处宫禁，时刻与皇上不离的宦官，而且经过长期的经营，其势力已经遍布天下，各级地方行政都有其党羽，因此与他们为敌，随时都可能给自己及其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在与阉党斗争中，他们屡次被构陷系狱，也有许多党人先后被杀。但是他们仍然蹈死而不顾，显示出正义的力量与果敢，充分表现了儒家人格的伟岸与刚强，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脊梁”，与恶势力不共戴天的高洁勇敢。
四、强烈的爱与憎。爱与憎乃人之常情，形于色，表于行，也在所难免。但是如党人那样，非常鲜明地表现于所有言与行，则是比较鲜见的。汉末的许多隐逸之士，不交接权贵，高尚其行，无非也是表明自己的爱憎；许多独立特行，行为乖张之士，也是表现其愤世嫉俗之感。但是他们不与污浊的势力冲突，自行其是。党人则同趣则合，异志则仇。具有非常鲜明的是非观念与原则立场，一点也不含糊，丝毫也不通融，以至于阉党认为死敌，非除去而后快，形成极其尖锐的冲突。如陈蕃为太尉，宦官苏康、管霸等又被任用，排陷忠良，刘祐、冯绲、李膺等受到陷害，陈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后汉书》本传）陈蕃、李膺等都是几起几落，但是只要身在朝堂，总是竭尽全力保护忠正清明之士，与阉党作殊死搏斗，虽多次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无所稍改。李膺为司隶校尉，声势显赫的宦官张让的兄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后汉书》本传）罪犯逃匿，以世故之人处之，则可以不究，且宽免炙手可热的宦官对自己有益无害。但是疾恶如仇的李膺，不仅追查到藏匿之处抓捕，而且审判结束立即斩首，以免时久生变。不惜违反司法常规，迅速执行死刑，正是李膺憎恶社会黑势力的勇敢表现。由于党人的爱憎表现得非常强烈，善者极力护佑之，恶者立即清除之，因此导致社会上人对他们又敬又畏。陈蕃出守豫章，“士民畏其高，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后汉书》本传）李膺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本传）他们的爱与憎，全部表现于自己的行动之中，宦官自然畏之如虎，连一般官员士民都畏其锋芒，可见其强烈程度。当然，他们身担道义，一身正气，全心救汉，所以同趣者甚至以为其执御而自豪，以入其门而为“登龙门”，受到正人君子的爱戴、倾慕。这种情感的炽烈表现，与魏晋名士的“多情”虽然内涵有别，但是情形有明显的相承。
五、惊世的执著与坚定。党人们澄清天下，驱逐污浊的意志，真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几乎都沉浮多次，每次出山，不改初衷。陈蕃的仕历就很曲折。他开始任职于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丧而行服。服阕，刺史周景辟为别驾从事，因为“谏争不合，投传而去。”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乐安太守，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遣人致书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得谒，陈蕃怒，“笞杀之”，左迁武修令。后来拜尚书，又上疏“忤左右”，出为豫章太守。征为尚书令，迁大鸿胪，他又上疏救李云，“坐免官归田里”。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他又上疏谏封赏逾制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执家所谮诉，坐免归。”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代杨秉为太尉，因为上疏申理李膺等，“帝讳其言切，讬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桓帝崩，窦太后临朝，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灵帝乳母赵娆谄事太后，并与宦官交通，陈蕃又上疏，要求诛杀赵娆等，“朝廷闻者莫不震恐”（均见《后汉书》本传），事泄，宦官矫诏诛杀陈蕃等。陈蕃的仕历，上下近十次，其上无非深孚众望，才能出众；而其下也无非得罪权贵，尤其是阉党外戚。以传中所记，陈蕃所救必为正直忠勇之士；陈蕃所斥肯定奸邪小人。几次沉浮，作为才能出众的陈蕃，不会不知自己被贬被免的原因，但是他一旦上任，又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仍然一如既往，与朝廷内外的腐朽罪恶势力搏斗。审视所有党人名士，无不身在其位必谋除阉清污，直至其生命的终点。难得几个变换名姓，毁容易地，服贱役，甚至躲进山林蛮荒。他们对自己的志向矢志不改，显示出原始儒家的死而后已的执著精神。
党人与其拯救的大汉王朝一起结束了历史使命。他们自己不一定会想到，甚至可能不会去想：他们这样不顾生命地去拯救汉王朝，救得了吗？也许如果汉皇室完全信任党人，凭借党人们的无私、勇敢、才能等，汉朝可以延续很长一段寿命，但是灭亡的宿命是免不了的。我们之所以这样猜测，主要的是，党人的行为有相当的盲目性，因为汉王朝的实际大权早已不在皇帝手中，皇帝自身也在外戚与宦官手中交替地拽着。于是那些具有特异才能的俊秀之士，实在是在为一个心中的偶像或者信念而奉献他们的才智与生命。而且，对于他们的牺牲，历代史学家还说三道四，并没有当时人那样的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结合起来的行为已经犯了统治者的大忌：朋党！范晔作《后汉书》就没有那么恭维他们：“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虽然他看到了党人之兴主要在于社会政治的败坏，所受害者“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但是对于党人事件带来的危害似乎有责怪党人之意，尤其是党人的集体行动造成的声势和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敬，他似乎不以为然。其实，党人事件的意义，今天来看主要不在于是否能够救汉，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偏激，而在于作为古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士人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所显示的意义与价值，作为士人人格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给后代士人，乃至今天的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格实践，具有示范、反思等多方面的价值。魏晋时代直承汉代，党人名士的影响与其不远，其中有的还与党人名士有过接触，被其风尚，有的就是党人名士的后代或者同道的后代，影响相当直接而深刻。我们完全可以在魏晋名士的人格表现中，明显看到其影子，或者变异的模式。但是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现略举几端如下：
一、慷慨、任气、率性。东汉党人们正气浩然，表现了崇高的人格之美，在当时士林奉为楷模，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建安年间，有名之士大多慷慨多气，亦以天下为己任，忧天下黎民百姓，虑社稷安危，奔走于列强之间，以图治平之业。王粲唱《七哀》之歌，诵《登楼》之赋，徐干作《中论》以见其业，七子之心多与党人相通。至于魏末，士人已不能对政治多发议论，系念不唯无益，亦且有害，转而不参与政治。但其心常有“任气”表现，实透出时代精英内在的不平，仍与党人神接。至于两晋，名士渐务玄远，行为率性、任真，这种放达的表象内含着士人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其价值取向仍以自我人格为高，而不甘与流俗俯仰，不愿与污浊为伍，纯然一片任真自得。这正与党人名士一脉相承。
二、高标自我，鄙视权贵。党人以品格高低及政治倾向为是非标准，鄙视以地位高低论人的价值标准，这种观念亦对魏晋名士产生了深刻影响。整个魏晋期间，鄙视权贵是名士们一致的人格表现，虽然名士们大部分出身于名门望族，但是蔑视权贵，挑战权威，自高其事始终是魏晋名士的人格特征。孔融调侃曹操，祢衡戏弄丞相，嵇康冷遇钟会，谢安不顾朝廷的征聘与禁锢，陶渊明拒权贵之馈等等，可以说名士们骨子里都有铮铮傲骨，平时虽似随便放诞，但坚守自己的人格准则，奉行自己的人生信念不屑外部的非议，都是魏晋名士一贯的人格表现。当然他们鄙视的标准与党人已有所变化，他们重视的是人的品位高低与才情高下，品貌的优劣与修养的深浅。何谓“俗”，魏晋已渐渐重视人本身的才能与行为中体现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三、风神潇洒，不拘小节。魏晋名士的不拘小节是极为突出的。他们对世间的各种礼仪全然不顾，以为是多此一举，妨碍自己自然本性的舒展与发挥，因此一并废弃。子直呼父名字，父拿子开玩笑，上下级之间也常常无礼节，没有“规矩”是魏晋名士深为后代正统儒士诟病的。他们重实质，轻形迹，只要神到心诚，具体的行为方式是不值得考虑的。传统的许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日常生活的节仪，在名士那里荡然无存，他们自己确立了一套纵心而行，率性而为的新的“规范”，大家循此，脱然离俗。这种尊重个性与真率的新规范其实在东汉党人那里已开其端。戴良，为取悦老母，竟然常常学起驴叫，而母丧期间大食酒肉。这样的表现与魏晋名士已无差异。所以，党人与魏晋名士间的人格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四、循名责实，注重名声。东汉党人，其名声标志着他在士林中的地位，受尊重的程度，因而颇为其重视，甚于生命。魏晋名士，也极重名声，其名声同样标志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显然有前后相承关系。当然，两者名声的内涵及性质是有区别的。党人的名声主要体现在节操品德方面，表现在对宦党等邪恶势力斗争的态度上。魏晋名士的名声，在不俗，即不同流俗，这与党人稍近。但更多地表现在是否具有杰出的才情，不凡的睿智方面，如交际场上口才突出，深通玄理而表达新颖，有脱俗潇洒的风度仪表等艺术化的特征是名士声誉的取资来源。由于魏晋名士交往更为频繁与广泛，交往中又常常进行竞赛式的谈论，因此别人的评价是否属实，一般都会在交往中得到印证，而且只有得到当场印证过的，他们才会心服口服。这个时期，不再有简单地凭借某个大人物的一两句评语就能立足士林的现象了。
五、热爱艺术，珍爱生命。这一点可能是从党人那里接受了反面的经验。党人们一心扑在政治上，全身心投入到拯救汉王朝的不朽事业中去，无暇顾及自身的人生。也许从党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教训，亲眼看到血腥的事实，魏晋名士们渐渐从政治狭小的空间走出，进入无限宽广的真正人生。几次大屠杀，教训了名士：热心政治，积极世务将付出沉重代价而一无意义。此时，名士个体生命意识强化了，儒家的三不朽已不可能，唯有自己生命可宝贵的。想各种办法延年或强化生命密度，尽情享受有限的生命成为士林共识。当然，他们的惜生并非简单的“保命”，而是有着深刻的内蕴的。但厌恶政务，厌弃世务，只求个人自由生活，成了士人普遍的理念。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光彩夺目，更加趣味无穷，名士都爱上了艺术。从三国开始，我国文人的书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诗歌高峰与书法高峰。他们把生命的活力倾注于艺术之中，艺术成了他们第二生命。生命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就是魏晋名士们的重要特征，也应该是从党人名士那里转化生命重心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