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统治者所采取的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推进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再度活跃。吸取百家之长并各有所宗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特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一时代的主题。《淮南子》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宗，融合各家之长，对当时的社会和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试图形成融贯各科知识为一体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博大宽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淮南子》不仅是汉代思想史上也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淮南子》的作者在当时已意识到道家自身理论的局限，一方面坚持道家的基本观念，并运用历史实践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又进行理论上的创建，在建立新体系时吸收百家之长，注重与现实结合，通过对先秦道家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重新阐发了道家经典的内涵，开拓了道家发展的新途径。《淮南子》试图确立道家在修身治世中的指导地位和在诸子学说中的主导地位，并对先秦及汉初道家思想进行了总结，从而将道家思想推向了时代思潮发展的顶峰。
姚舜钦先生在《秦汉哲学史？自序》中认为：“虽自秦统一以后，哲学已转变倾向，不若以前的引人注意；但其影响后世之深切，或犹甚于先秦哲学。此转变的枢纽，即在秦汉。”秦汉哲学不仅汲取并融合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而且对以后的学术发展路向起了奠基作用，因此秦汉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陈启云先生的《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一文首先指出了“思想文化史”一词的由来，“思想文化史是一新综合名词，代表了西方近百年来由哲学史或‘历史哲学’发展到思想史和观念史，再发展出综合性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和思想文化史，而走上思想史和‘文化史’汇合的史学趋势”，“思想文化史着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与着重哲学思想的哲学史和着重特殊观念的观念史不同。”并由此分析中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历程，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大致也是沿着哲学史→思想史→思想文化史的趋向发展”。这就透露出中西思想研究的某些一致的动向，学术研究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单就某一领域往往不能完全说明所要考察的对象，若再现研究对象较为真实的面貌，必须综合分析当时的各种历史情境，思想文化背景往往是新思想产生的基础和依托。这在研究中是无法回避、难以绕过的。哲学与时代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当时的思想背景，就不可能滋生出这样的思想精华，因此，它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这是思想的继承性。任何一种有价值思想的产生都具有继承和超越这两种属性。继承是联系新旧思想的纽带，它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前人思想的有益成分；其超越性就是克服了前人思想的时代认识局限，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扬弃陈旧思想，赋予新的认识，因此，超越体现了某种发展和进步。从分析历史背景往往能够把握哲学思想产生的思想脉络，有着特定的思想渊源，从而理出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条线索是一般与特殊的综合产物。研究某一特殊的对象，就必须首先清晰地把握它的历史背景，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和路径。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同样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与方法，必须考虑到已有的学术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形成一立体的思维向度，才能较深刻全面把握其思想的真实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