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上的富足为教民、化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教化作为一个关系着全社会的现实性的问题，在政策进行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被提出来是势在必然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上占主导的是贵族阶级的礼乐文化，但礼崩乐坏和秦汉战争使先秦礼文化失去了存在的阶级基础和依存的社会环境，使新型的礼乐逐步走向平民化，日渐起着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汉初一开始重视的是礼仪的制定与实施，由礼仪的必要性逐步认识到礼乐在治理社会中存在的重大价值。“秦汉时期思维的主要内容是今生的人世。作者们关心的是据以了解宇宙及其运行的思想体系，或是人与周围的关系；他们或者急于想探索道德的制约、习惯的行为和法律的制裁在控制人类行为的活动中的地位”，此段指出了秦汉在意识形态转型时期较注重社会规范的建设，关注现实人生和对个体的外在强制约束机制的建立上。由重法到重礼的转变，可以看出统治阶层试图寻求更益于自身和王朝统治的有力工具。社会伦理道德应建立在何种理论的基础上是汉初思想家思考的理论焦点。
道家所称论的道德是指自然性的道德，而仁义是社会性的道德，前者是道家所崇尚的，是由道的本性决定的，是自性如此；而后者是儒家所推崇的，是人为的准则和规范。《淮南子》一方面批判仁义，但又认为社会性的准则与规范必须依循本然的道德，即将规范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以道德规范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以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有序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