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归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组织人员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有所借鉴。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当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高了无数次。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