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离第一次出访已近8年了。
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社会主义阵营的腰杆硬了起来。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他还在内部约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富于挑战精神，并对赫鲁晓夫心存看法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然而想到中国的落后，毛泽东于心不安。他很清楚，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来讲是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讲现在还是个小国，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毛泽东的心中总有一把火在燃烧，他向往一夜间火树银花，中华民族站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仍在操持国内的事情，他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这些话无疑都是有所指的。
回国后，毛泽东南行。
尽管反冒进从1957年10月上旬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开始的。
周恩来是1月2日陪也门王国贵宾飞往杭州，并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议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二五计划修改问题。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发了一通脾气。
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火，但仍然意犹未尽，并且主张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亲自起草了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要求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7人，于11、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北京的工作，由“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6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并提出要游冬泳。
“主席，水温只有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有些担心地报告，他希望主席不要冒险。
毛泽东毫无惧色，满脸笑容：“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有改变主意，反而劝大家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毛泽东更衣后，就穿件睡衣站立船头，观看邕江两岸景色。船到达江心后，江面上刮起一阵小北风，除了几个经常冬泳的运动员外，穿着游泳裤头的卫士们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他们还都注意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以便帮忙。毛泽东径自用江水浸湿毛巾，擦得胸前一道道红印，然后把双脚放进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船上有人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当地的游泳教练梁亚华等人急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回首望了望还在船上打哆嗦的卫士们，向他们喊道：“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卫士们不好再磨蹭，便一齐往水里跳。哪知水中也并不暖和，一个个冻得上牙嗑下牙，想说话也说不清楚，只好咬牙坚持。过了一阵身上便有了暖气，便自如地朝主席身边游来。
毛泽东高兴地朝前游去，说道：“不过如此！”毛泽东的泳姿并不规范，有时侧泳，有时蛙泳，有时潜进水里待一会儿，而得意之作便是仰面朝天，卧在水面一动不动，如睡水床一般。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脸色开始发青，有些耐不住的已经跑上了岸，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都半个钟头了！”随队医生担心水温太低，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劝过几次了。
“再游十分钟。”毛泽东不听。
十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达一千多米，毛泽东这才上了岸。
张木奇不停地活动着身子，问毛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还是那句话：“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毛泽东侧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所以这次外出根本没有想到带酒。但他知道主席要酒，说明他身上还是冷，只是嘴上不愿说。他要拧条热毛巾。毛泽东看见了，连忙摆手示意他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主席身上已经被冷风吹起了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征求主席意见，径自拧了热毛巾，身前身后地替主席擦着。毛泽东朝他俩笑笑，欣然接受了。他的身上也渐渐有了红润。
后来毛泽东又游了一次邕江。对这两次冬泳，他颇为得意地对他的老友周谷城说：“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毛泽东又将游泳同哲学联系起来，他要向人们展示大无畏的精神，一种打破常规的哲学思想。
这似乎也成了毛泽东要反击“反冒进”的一种象征。
11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向与会代表分发了12份作为受批评的材料。其中就有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当天晚上，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下同）
12日上午，毛泽东一上来就讲他建国8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毛泽东接着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回忆，为了说明什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特为讲到《登徒子好色赋》这篇古文，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成语的出处。
这篇古文说的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故事。登徒子向楚襄王告状，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意思是宋玉长得花里胡哨，惯会甜言蜜语，生性好色，建议不让他出入后宫。不料有一天楚襄公竟然把登徒子告状的事给宋玉本人说了。宋玉争辩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也就是一口否定自己好色。楚襄王就问他，你说你不好色，有什么根据？宋玉回答说，天下的美人都比不上楚国的美人，楚国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们家那里的美人，我们家那里的美人都比不上我东边邻居家的美人。这个美人美到什么样子呢，“东家之子，增长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么倾国倾城一个美人勾引了他三年，他“莫之许也”，没有答应她，可见不是好色之徒。接着宋玉倒打一耙，说你看登徒子，他才好色，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也有毛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又是疥疮又长痔疮，难看得要命，登徒子还那么喜欢她，跟她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比较比较，看哪个好色。毛泽东说，结果宋玉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赢了官司。他还得意地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流传世间，搞得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与会人员，以便大家更了解反冒进的人用的“错误”方法，即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关于“平衡”问题，毛泽东讲了一大段哲学，强调平衡的相对性，不平衡的绝对性。他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错误是非常错误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才恍然大悟，毛泽东为什么点名让他参加会议，并把他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散会后，吴冷西马上找胡乔木，问他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完全清楚。两人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南宁空气湿润，窗外时常是轻风细雨，而会议室内空气紧张。
会上，毛泽东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毛泽东环视会场，看到了薄一波，便指着他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写不出来。”（此章内容参见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之《批评反冒进》一章）
周恩来是13日在北京接待外宾后赶赴南宁的。柯庆施也是这一天飞抵南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曾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至深夜。
毛泽东继续发言：“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产阶级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说的更直接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的批评，使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见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今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当天晚上，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吴、胡住在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离毛泽东住的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不远。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他们到达时，毛泽东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插话：“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他情绪很好：“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的目光转向胡乔木：“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个办法，才找人给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毛泽东又转向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毛泽东问过吴冷西最近有没有到各地去走一走，吴冷西答说忙于内部工作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
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那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对那篇社论误解很深。
17日深夜1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当时台湾海峡不平静，两岸对峙严重。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一惊：莫不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不容多想，他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毛泽东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李银桥：“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在我门口它也没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联想起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情景，再次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略。
蜡烛点燃了，仿佛精神也点燃了。毛泽东又沉浸在他终生喜爱的那本《楚辞》中。
默默地承受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的“错误”。19日，他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未及休整，便在晚上8时召开的会议上作检查。周恩来的语调是沉重的，他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周恩来重复了毛泽东批评中的主要几点：“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他最后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场里很静，在周恩来检讨完后，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周恩来又要做这样的检讨。在弄不清意图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对周恩来的检讨说什么，他们只有听命于毛泽东的判定。所有本着善良愿望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倒是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有人担心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会冲突起来，至少周恩来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毛泽东可能会发更大的火。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一生中相忍为安、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将一颗苦果咽了下去。
尽管会议的气氛得到缓解，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南宁会议所营造的急躁冒进情绪却在全党急剧膨胀。薄一波对此曾评论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自此，周恩来便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不时检讨反冒进“错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现状并熟悉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者和具体指导者，他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时间转眼就到了1月下旬，北方的天气还是那样冷。当最后的一片晚霞从天边消失，中南海的水面上腾起一层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入夜，心情沉重压抑的周恩来依然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着送来的一厚叠文件。他戴上眼镜，翻起那本《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案）》。这里的内容他早已熟悉，画个圈签个字便送走。可他又摘了眼镜，望着夜色浓重的窗外，思考起来。最后他还是坚持，在文中所写的那句“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又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随之，他的心情少许轻松一点，便走出房门，来到一间旧房子里，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乒乓球。
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有一天下午到西花厅办事，看见总理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很有些奇怪。梅行知道总理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机，现在怎么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梅行悄悄问许明：“总理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和你们一起打球呢？”
许明沉默片刻，反问道：“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经济大权。他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实践告诉他，只开一次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小会加大会，密密层层地“轰炸”，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不同场合向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冒进错误现在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毛泽东3月4日到达成都，预计8日开会。毛泽东是第一次到成都，对这里的古迹很感兴趣。会议的前一天，他来到成都西郊5公里处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对杜甫不甚喜爱的毛泽东，还是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最后来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把带有靠背叫“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他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念着，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十余种，他喜欢这种大气磅礴的诗句。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的。
3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到齐。
9日，毛泽东阐明他对反冒进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点名说到：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了，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