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毛人凤刚从秘书室出来，迎面遇见个老面孔。他正在思考这人在哪儿见过，对方已经是非常惊喜地指着他说：“哟，这不是大毛吗？升官啦？”
听到这个称呼，毛人凤马上就想起来了，此人正是他在浙江警校时的同僚。当时王孔安带领的一帮黄埔系的人处处给他难堪，还给他们毛家的兄弟按长幼排了次序起了外号，把他叫做大毛。
毛人凤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但是看对方那样子，估计是还不知道他已经升官了。他也筹划着慢慢实施报复，先不马上发作，只是微微笑着点头说：“都靠戴局长的栽培。我也只是遵守命令，为局里效力。”
那人听了这话，还要再开玩笑，沈醉路过，很恭敬地向毛人凤打了个招呼说：“毛主任辛苦了。”
当时沈醉已经是情报组组长，尚对毛人凤那么尊敬，这倒把旧时浙江警校的同僚弄了个摸不着头脑。毛人凤趁机说：“沈组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找你有事。现在军统局迁到重庆工作了，人员机构都是迅速膨胀，工作次序也有点混乱，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蒋委员长那里总批评我们，戴局长也很生气。你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沈醉说：“各方面原因都有。很多原先是外勤组织的人员现在刚到本部工作，对局里的情况不太了解，组织上也有点混乱，这需要好好治理一下。”
毛人凤微笑着说：“是，我也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督察制度。沈组长，你等会儿到我办公室，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说完毛人凤就背着手走开了，沈醉低头答应。那个刚来的特务慌张地拉住沈醉问：“毛秘书现在是什么职务？”
沈醉瞟了他一眼，严肃地说：“毛先生现在是代理主任秘书，和郑介民是同级。你跟他如果有什么旧的恩怨，趁早跟他道歉去，要不然，你别想在军统再混下去。”
说完沈醉转身就走，留下那个特务目瞪口呆地留在原地。
的确，毛人凤自从当上代理主任秘书后，已经是脱胎换骨。他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福，容貌上也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威严。众人的称呼也由“大毛秘书”变成了“毛大秘书”。他觉得自己除了情场不得意外，官场渐入“佳境”，要挽回过去丢失的颜面，终于是时候了。
趁着这个契机，他建立起了特务内部的监察制度，用特务监视特务。
其实内部监察这一招，早在戴笠进行特务工作早期就采用过了。他对外安排江山籍的特务，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职务不大的官，让他们在暗中监视本单位的特务工作。一旦发现有人搞越轨活动，直接向老板报告。为了让这种监视行之有效，他又派江山籍的特务担任译电部门的工作。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从重庆外各外勤单位来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的手上过，一旦发现有举报的内容，戴笠就能迅速知道，采取行动。
其中最有成效的一次监察工作，是派自己的亲信柴鹿鸣和老牌特务王孔安去监督特务处的第一个外勤组织——上海特区区长翁光辉。
1932年的时候，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了一份关于共产党的重要情报，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也是戴笠的人，他按照规矩把这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这份文件可以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不向戴笠传达这一情报，而把这份极端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曾任舰长的他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预备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王孔安布置的内应立刻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得知手下为了升官竟然不顾纪律，对自己避而不见，戴笠勃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乘坐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的打手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毒打了一顿，扣押起来，押送回鸡鹅巷53号。
翁光辉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霎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翁光辉的亲信以及和他交往甚密的人都被撤了职。而当戴笠宣布了要将翁光辉处死的消息后，他的家人马上慌张地跑到蒋介石面前喊冤，求蒋介石开恩。
蒋介石也觉得翁光辉罪不至死，担心处死他会让人心不安。于是蒋介石开了金口，要戴笠放人。戴笠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他既然今天背叛我，就可能有一天会背叛校长。这样的人怎么能在特务处干下去呢？”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但是又答应了翁光辉的家人放人，现在反悔不免有些失信之嫌。最后他还是让戴笠答应不杀人，仅撤职以作警告。
从那之后，翁光辉就从特务处销声匿迹了。也有人猜测说戴笠是私底下处决了他。不管事实怎样，总之从那之后，特务处再也没有人敢抱有私心了。不论是想要升官的，想要发财的，还是想往外跳的，都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勤勤恳恳地干下去。戴笠用翁光辉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
现在，毛人凤想用那个不识好歹的同僚来开刀，就重新规定了一个针对局本部内部的督察制度——“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
毛人凤宣布完规定，又盯着那个浙江警校同僚，一字一句地说：“如果言谈中有侮辱、损害领袖和各位领导的内容，大家也可以举报。包庇者与违规者同罪。”
一句话说完，军统局内部人人自危，气氛紧张起来，谁都害怕自己被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毛人凤想要整的人很快就被揪住了小辫子，被他找借口重罚了一顿，又踢出重庆局本部了事。
这件事让毛人凤感觉到了把权的过瘾，他又加紧脚步，点起了第二和第三把火。
这第二把火就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设四处五室，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凤为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新规定：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总而言之，毛人凤是把原先约定俗成的把情报汇总到秘书室的规矩变成了白纸黑字的规定，任凭再高级别的文件也不能绕过他的法眼，这也替戴笠把了一道关。
军统局的卷宗分四种颜色，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为快件；红色的为急件；紫色的是绝密件。这些不同的颜色表示着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处理有误就要追究责任。毛人凤往往都会把红色和紫色的文件亲自交给戴笠过目，也就把全部的权力掌握控制在自己手里。秘书处的位置逐渐居于军统的核心，他这个代理主任秘书的职务就高了起来。
但是对于毛人凤的揽权，一批老牌特务十分不满，他们习惯于特立独行，常常炫耀自己能当机决断，现在事事都要请示汇报，行动受到限制，因此非常不满。他们不敢到戴笠那里告状，于是几个湖南派的特务张严佛、沈醉等到唐纵那里告状。
唐纵也没有跟毛人凤正面打过交道，他也很好奇这个时而被骂时而被夸的小个子到底有什么能耐。可是两人一见面，毛人凤又是卑躬屈膝地服软，又是唯唯诺诺地称是，竟然没有一点脾气。唐纵要他对老特务都优待一点，他也是完全都说好。可是回过头来，“新家法”照样执行不误。这样过了几次，唐纵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就不再理会。这个制度就固定了下来。
毛人凤也知道自己这两手树敌过多。他想要为自己挣得一些好的口碑，于是就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烧起了第三把火。
如果说前两个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毛人凤对于特务们的生活方面，采用的却是和风细雨的软招数。他觉得“治家”之法，就应该恩威并施。
军统局成立以来，正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陪都重庆物资匮乏，物价高昂，军统局的经费本来就非常紧张，加上戴笠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务们的生活非常辛苦，经常是工资都发不下来。特务们为养家糊口，真是无恶不作，有的特务为妓院作后台，自己嫖女人不给钱，每月还收保护费；有的特务搞敲诈、绑票，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陪都重庆弄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不断有人打报告给蒋介石，戴笠的脸上挨了好几次耳光。戴笠感到如果不对这帮特务加以约束，军统局的名声太坏，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可是怎样约束也得解决特务们的嘴巴问题。为此，戴笠召开几次会议讨论，戴笠在会上说：“外边的人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太丢脸了，军统局为国家和民族的抗战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就为几件小事坏了名声，太不划算了。”可是说归说，戴笠一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措施，因为任何解决都要钱，而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谈何容易。为改善军统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毛人凤制定了公关措施，努力宣传军统的新形象。
首先从关心特务的生活着手，比如本部的伙食搞得丰盛一点，大小特务的家庭成员可以就业的，尽量安排就业，实在没有办法安排的由军统内部给一些钱，维持生活。在缉私活动中搞到一些黑钱，他就拿出一些救济穷困的特务。物质条件的改善，使一些特务的心思安定下来，把脑筋用到工作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务们作恶的行径。
同时，毛人凤还着意把军统包装起来，在局本部的院子里种上花草，粉刷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竭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使人暂时忘记这里是杀人魔王的领地。经过一番改造，军统的外部形象也有了改观，骂声自然少了很多。
最后，毛人凤还私下里替戴笠解决了很多纠纷。例如戴笠不允许特务们结婚，毛人凤却私自特批。但是条件是要求结婚的特务双方都是军统的成员。如果暂时不是军统的成员，那么结婚之后也要加入军统。这样既稳定了人心，也减少了特务们到社会上调戏妇女，胡乱嫖娼的次数，赢得了片刻的宁静。
毛人凤的“管家”才能在这里能有效发挥，当然是戴笠给的权力，两人的配合可谓互为表里，天衣无缝。毛人凤因此提高了威信，从当初别人眼里小伙计的形象改变成如今颇有声望的“毛主任”，而戴笠更得以从容地在外面周旋，实施自己的政治野心。
